三、因时而异
民主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民主很可能给国家造成麻烦。现代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17]也就是说，在社会动荡的时期，权力集中比民主更有利。
我们可以举法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叫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议会制政体。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进攻法国，一个半月之后法国即告投降。领导海外法国人继续抵抗的戴高乐就认为，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大缺陷，政府太不稳定，三天两头就倒台了，从1875年至1940年，法国更换过一百零二届政府，而英国只更换过二十届政府，美国只更换过十四任总统。这种体制大大减弱了政府的效能和威信，最高领导人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进行应有的改革。法国因此处在长期的政治危机之中，即使在战争威胁越来越大的时候也仍然是这样。最后在希特勒的闪击战面前，法国唯有投降。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戴高乐就大声疾呼废除旧制度，制定新宪法，创建使政府更加强大的新制度。可是戴高乐的主张当时并未得到法国人民的认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重蹈了第三共和国的覆辙，十三年里竟然换了二十五届政府，政局始终动荡不安。1958年阿尔及利亚危机爆发，驻阿的几十万法军发动叛乱，法国面临内战和分崩离析的严重局面，政府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收拾。应全国人民和多数政治势力的恳求，戴高乐以救世主的姿态出山执政，刚一上台就制定新宪法，加强总统权力，削弱议会权力，将过去的议会制改造成一种接近于总统制的政体。总统不仅可以任免总理、部长，主持内阁会议，还可以解散议会、缔结条约，甚至在紧急时期可以便宜行事，而议会的要想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则要受到比较大限制，不能再过分地干预政府了。这就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从此一直平稳运行到今天。
近代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也是如此。清帝逊位以后，中国社会迎来了期慕已久的民主共和。全国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第一届国会选举时的选民人数达到三千四百多万，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0%，许多政党社团一经成立，人们踊跃加入，北京甚至“人人无不挂名一党籍，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18]。各个政党对党员的要求非常宽松，不问宗旨和理念是否一致，纯属拉帮结伙。很多人在不同的政党里都有党籍。黄兴有十一个党籍，章太炎有五个党籍，梁启超有三个党籍。赵秉钧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了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19]
于是千奇百怪的人相聚在一起，组成千奇百怪的党，提出千奇百怪的理论。绝大多数党派既无明确政纲，也无固定组织，更谈不上什么民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那些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结党纯粹是为了政治倾轧、排斥异己。《神州女报》批评说：“参众两院成立以来，无日不以争意气为事，置国事于不顾，负吾民之重托。月余以还，殊无成绩可言，况其间一开常会，正常事虽不多觏，而拍案叫骂，挥拳捣乱，固千篇一律，书不胜书焉。”[20]民主政治因此陷入党争泥潭。“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21]，以至于“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22]。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赋予参议院同意权与弹劾权，却没有给予政府制约议会的权力（如提前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立法机关），造成政府“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23]。(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届国会弹劾、质询案层出不穷。第一期常会半年多时间里通过各类议案四十二件，仅众议院就提出九件弹劾案，十九件建议案与查办案，一百七十三件质问书，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并先后迫使国务总理赵秉均、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第二期常会时参议院曾五次要求国务总理段祺瑞到院接受当面质问。众议院也曾经要求段祺瑞就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受贿一事接受口头质询。质询第二天，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后逃匿）等人均被北京政府免职，不久后被逮捕。
《晨钟报》抱怨：“吾人所习见者质问也，查办也，弹劾也，举外国国会数年数十年不一行使之职权，诸公月一行使之，日一行使之。数月以内无日不在与政府交战之中。”[24]
从1912年到1928年，中国组建了五届国会，颁布七部宪法，换了十个国家元首，换得最勤要数国务总理，一共四十五任，平均每年更换三任。其中维持时间较长者二三年，短者二三月，甚至有二三天就下台的。政治的动荡与变乱，无形之中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控制力量。
政局频频变动，制度越来越脆弱，北洋政府越来越缺乏权威，举国混乱却无力收拾，直至最后名存实亡，在社会舆论的眼中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东方杂志》评论说：“今之政府，装饰品耳。换言之，为对外有交际而其交际须于北京行之，故不得不设此偶像以与之周旋。其实疆吏固不以政府视之，即人民亦并不以为必需之物也。”[25]当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时候，北洋政府几乎是在全国人民的欢呼声中被抛弃了。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主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好。对于一个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国家来说，要想恢复社会秩序，抵制外敌侵略，权力的集中是更好的，有时候甚至是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