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换与进化
当现代人类的祖先晚期智人走出非洲的时候，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已经在欧洲、中亚和中东生活了大约十七万年的时间。尼安德特人的大脑容量相比晚期智人毫不逊色，他们会使用火，会制造工具，以兽皮遮体，小群居住在洞穴里，靠狩猎为生，似乎与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没什么区别。而且尼安德特人的体格比晚期智人更强壮，视觉更敏锐。但是晚期智人四万年前出现于东欧和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之后，尼安德特人在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里迅速消失了。
有研究指出，尼安德特人可能是因为在与晚期智人的生存竞争中落败而遭到淘汰。后者取胜的法宝既不是体力，也不是智力，而是贸易。尼安德特人制造工具习惯于就地取材。他们制作石制工具所使用的材料几乎总是可以在距离出土地点步行一小时的范围内就找到。
而晚期智人遗物的出土地点与产地相隔数百千米的情况则屡见不鲜。英格兰南部珀德兰出产的燧石制品在二百四十千米外的地方被发现，俄罗斯和乌克兰十几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则出土了从四百千米以外的采石场运来的特殊石材。考古学家曾在波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来自地中海海滨的带装饰花纹的贝壳、波罗的海的琥珀饰物，以及来自尼罗河流域的精巧的彩陶制品，也曾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瑞士湖泽中的人们居住过的房屋里找到过来自地中海的珊瑚，由东方转运而来的宝玉。
“只有少数较为狭小的地区，能够为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团体提供哪怕是最原始的使用工具的定居性群体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他们耕种土地，自然物产就更为不足。”[7]远距离交易使智人能够获得本地以外的资源，因此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生存的范围。即使号称“世界屋脊”和“第三极地”的西藏高原，早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已经有了人类生活的痕迹。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出土的产于南海的穿孔贝饰提醒我们，远古人类早已通过贸易，使这片“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的荒芜之地具备了生存的条件。
哈耶克说：“人类最终能够像现在这样稠密地占据地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能够在几乎生产不出任何必需品的地方维持众多的人口，这是因为人类就像一个自我伸展的庞大机体，学会了扩展到最遥远的角落，从每个地方吸取整体所需要的不同养分。”[8]
更重要的是，贸易交换使晚期智人能够实现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则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专业化的生产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而当一种技术创新出现以后，大范围的贸易还有利于这种智力成果的保存和传播。于是晚期智人制造出越来精巧的工具，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在距今八千至两万年前之间出现的发明创造，比此前数百万年里出现的发明创造还要多。
可以说，贸易交换使我们的祖先拥有了强大的竞争优势，而只会制造手斧、固守洞穴的尼安德特人尽管体格强健，最终却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贸易，这种比农业出现的更早的经济活动，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兴起意义显然非同小可。
反过来说，一旦人类失去贸易，其文明也将不可避免地退化。今天已经灭绝的塔斯玛尼亚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例子。
塔斯玛尼亚人是美拉尼西亚人的后裔，三万五千年前抵达澳大利亚东南的塔斯马尼亚岛。当时该岛还与澳大利亚本土连在一起。但是一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这个不大的岛被最窄处宽约二百四十千米，平均水深约五十米的巴斯海峡隔绝在了“世界尽头”。生活在岛上的约五千名塔斯玛尼亚人失去了与大陆上的亲戚贸易交换的机会，不仅无法学习新技术，连自己祖先曾经拥有过的不少技术也逐渐丧失了。塔斯玛尼亚人缓缓地倒退回一种生活原始、工具简单的状态。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塔斯玛尼亚人处于钻木取火的石器时代，没有草房子，不知陶器为何物，完全过着游猎、采集的原始生活。第一批塔斯马尼亚人曾经制造且使用过的工具，比如骨制的针和锥、鱼钩、渔网都消失了。考古证据说明，这些工具和技巧是一步步被无情遗弃的。因为没有骨针和骨锥，他们不能把兽皮缝成衣物，哪怕是在凛冽的严冬，也只能在皮肤上涂些海豹油脂，以袋鼠皮围身。因为没有鱼钩和渔网，他们自三千多年前就不再吃鱼了。他们不知农耕，没有任何家畜。吃的是根茎、种子、浆果、菌类，以及搁浅的鲸等水生动物，还有蛇、蚂蚁、蜥蜴等。澳大利亚的其他岛屿也发生过跟塔斯马尼亚一样的事情。生活在达尔文港北部的两座岛屿上的提维人技术就出现了倒退，工具越变越简单。托雷斯群岛的岛民也忘记了如何制造独木舟。(https://www.daowen.com)
相比之下，澳洲大陆却维持着稳定的技术发展。塔斯马尼亚的长矛只有用火硬化过的木头矛尖，而在大陆上，长矛有可拆卸的矛尖，有石头倒钩，还配备被称为“武麦拉”的投矛器。这是因为大陆上存在长途贸易。在这种贸易中，北部阿纳姆地的海滨居民用海产品换取内陆的石器和赭石。中部的阿兰达人向三百千米以外的昆士兰土著交换一种类似烟草，具有麻醉作用的植物皮特里茄。斧头和打火石通常可以交易到八百千米以外的地方。东北部出产的珍珠和贝壳垂饰更是穿越八个部落，纵贯整个大陆，抵达一千六百多千米以外的最南部。这种贸易网络确保了传统技艺的留存和创新发明的传播。很多时候，一个地区只要存在与外界的贸易交流，即使自然条件不够理想，也能够维持文明不堕。比如位于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面积并不比塔斯马尼亚大，人口也不多，天气更寒冷，但是与南美大陆只隔一条约三千米宽的麦哲伦海峡，与大陆居民维持着相当频繁的接触。1834年，查尔斯·达尔文登陆此地，发现岛上的居民们下鱼饵捕鱼，用网捕海豹，设圈套打鸟，使用钩子和鱼叉，有弓和箭，能制造独木舟和衣物——一切全都靠专业的工具和技能完成。
对于走出蒙昧和野蛮时代的社会来说，贸易首先是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认为，如果外国的某种产品比自己国内生产的要便宜，那么最好是输出自己国内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交换别国的便宜产品。他说：
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要想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雇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9]
虽然一个国家落后于另一个国家，但只要在某些产品方面具有绝对优势，都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这样一来国家之间就实现了专业化分工生产，各个国家的实际劳动力和资本都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
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提出，即使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产品的成本都低于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处于绝对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则处于绝对劣势，这时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互利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可能性。因为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自己生产所有商品，而是会选择只生产最大优势（成本最低）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不必自暴自弃，放弃一切生产，只会放弃最大劣势（成本最高）的商品生产。这样，这两个国家只要生产比较成本相对低的商品，就可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双方既节省了劳动，又取得了比较利益。李嘉图举例说：
假定一年之内，葡萄牙八十名工人酿的酒，英国需要一百二十名工人才能酿出来，葡萄牙九十名工人织的毛呢，英国需要一百名工人才能织出来。比较起来，葡萄牙占绝对优势，英国处于绝对劣势，但是对英国而言，生产毛呢更有利些。如果两国在贸易之下实现了分工，葡萄牙用一百六十名工人酿出了两国共同需要的酒，英国用二百名工人织出了两国共同需要的毛呢。然后葡萄牙用八十名工人生产的酒去换英国一百名工人织出的毛呢。于是葡萄牙节省了十名工人，而英国则节省了二十名工人，两国都得到了比较利益。
可见，国际贸易使具有绝对优势和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都能获得比较利益，而且还可提高世界范围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人类社会的财富和实际收入。
商业贸易还有利于培育某些优良的道德观念。孟德斯鸠在谈到贸易时就说过：“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10]通过契约完成的商品交换会使交易双方养成诚实无欺的品德。因为双方只有相信对方所提供的物品物有所值，对收益有稳定的预期，才可能完成交易。而消费者也只会青睐最讲诚信、最货真价实的商家。商人如果没有了信誉，也就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基础。亚当·斯密认为：“商人本来最怕失信用。他总是时刻小心翼翼地按照契约履行所承担的义务。一个比方说经常每天和人签订二十个合同的人，绝对不能从欺骗附近的人而得到大好处。他的奸诈面目一被人看出，失败便无可避免”，因此“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11]
因为商品交换是人们在平等基础上按照公认的规则，自由自愿地进行，排斥外在的强制和特权。也就是说平等、自由和法治是进行贸易的前提条件，所以商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了平等、自由和法治观念的形成和普及。休谟认为，商人和手艺人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定的基础，他们既不肯像农民那样，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自卑，而屈服于奴隶制统治的淫威；也不希望像贵族那样，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既然如此，当然也不打算像贵族那样，拜倒在君主脚下，匍匐称臣。他们渴望人人平等的法律，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君主以及贵族暴政的侵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