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贸易和平
在国际关系中，贸易常常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亚当·斯密认为，在狩猎、农耕、游牧和工商四种生产方式中，工商从业者最为和平。
原始的狩猎民族，比如北美洲剽悍的印第安人，人人都是狩猎者，人人亦都是战士。当他们为保护部落，或为部落复仇而去战场打仗时，也是以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像在家中时一样。在这种状态下，部落无须特别为战斗和后勤准备开支。游牧民族，比如古代的蒙古人和阿拉伯人，情况也大抵相同。在那种社会中，每个人是游牧者，同时也是战士。他们的日常生活、日常操习，都如同是为战斗作准备。他们普通的户外游戏，如竞走、角力、耍棒、投枪、拉弓等，俨然就在从事战争。因为平时就过惯了流浪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实际作战时，也如平日一样，靠自己所蓄养的牲畜维持生活。他们的酋长或君主根本不用为训练他们作战负担什么费用，只要作战的时候，允许士兵们大肆掠夺就可以了。对游牧民族来说，战争只不过是另一种生产而已。司马迁记载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13]。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4]其实未必是他们天生好战，只是游牧民族把人员和财富从生产转向战争的成本实在太低了。
农民也相对善战。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一般是整天都在露天之下，受尽日晒雨打风吹。这种困苦的日常生活，正可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熬受战争的苦难。农业上的很多工作与战争时期的活动也非常类似。比方说，农民在农场里非掘凿沟渠不可，有了这套本领，便可从容地在战场上构筑战壕与围墙。因此农民的平常劳作，也像游牧民族的户外游戏一样，俨然是从事战争训练。但由于农民在劳作时的这些训练缺乏战斗对抗性，所以他们虽然也能当兵，武艺就没那么娴熟了，对打仗也不太喜欢。要想让他们上阵打仗，君主总得忍痛从国库里掏一些银子出来训练他们。
假使战争在播种期后开始，收获期前结束，青壮年农民即使全部离开农场，亦不会蒙受大的损失。因为此时农场上虽然还需要照料，但老人妇女儿童就很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短期参加作战，他们尽可不要报酬，也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维持费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市民就是按照这种方式从事兵役。但是到了收获季节，不管仗有没有打完，士兵们都得离开战场，回到农田里去收割庄稼，农闲的时候再集结到战场上厮杀。帝国时代之前的古罗马人也是如此。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各王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如此。
而对于从手工业和商业的人们来说，战争则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比如说铁匠、木匠、织工和卖针头线脑的小商贩，他们日常不是在火炉前面抡着大锤，用斧锯锛凿对着木头使劲，就是坐在吱吱嘎嘎的织机上把梭子抛来抛去，或者挑着担子拿着秤，一边大声吆喝，一边跟顾客讨价还价。这些技能在战场上显然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更没有兴趣主动去练习武艺，因为武艺不能当饭吃，还要占用宝贵的时间。为自身的利益计，他自然而然地会完全漠视舞枪弄棒，更不喜欢打仗。在一个几乎全体国民都依靠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谋生的国度里，君主要想发动战争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这些人民的一切工作都要仰仗自己的双手，大自然不给予一点帮助，不像牧民和农民那样，等着牛羊和庄稼自己成长就可以了。一离开手工作坊或者市场，他们唯一的收入源泉马上就要枯竭，无法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君主要想发动战争不仅要从零开始训练他们，教会他们射箭和守纪律，更重要的是还得给他们发薪水，战争对这样的国家来说绝对是相当沉重的负担。以贸易立国无疑会使统治者慎重考虑战争的可能性。
即使是四处掳掠的强盗，只要开始从事贸易，厮杀攻伐的日子也可能会随之结束。欧洲中世纪著名的诺曼海盗就是这样。诺曼人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北欧，即今天的丹麦、挪威和瑞典一带。诺曼就是北方人的意思。北欧地处高纬度地区，气候苦寒，丹麦好算还一点，挪威和瑞典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重峦叠嶂、森林密布，挪威沿海更是峻峭嶙峋、峡湾密布，耕地又少又贫瘠，粮食产量低，人口稍微多一点就养活不了。诺曼人为了求生，只好离开家园，四出劫掠，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维京人，“维京”这个词在北欧的语言中，包含着两重意思：首先是旅行，然后是掠夺。
793年，一伙诺曼海盗袭击了英格兰北部一个海岛上的修道院，杀光了岛上所有修道士，把修道院里的财宝和圣物劫掠一空之后，又继续袭击沿海的修道院和村庄，最后沿着河流入海口而上，深入内陆抢夺教堂。这是西欧人对诺曼海盗最早的记载。从此以后诺曼人频繁到访，次数越来越多。典型的诺曼战船有一张帆，十六对桨，有风的时候张帆，没风的时候划桨，都是平底，吃水浅，船体很长，首尾尖尖的向上翘起，往往还雕刻一个龙头，很适合从沿海到内河的航行，速度特别快。他们总是突然出现在海面上，把战船直接冲上沙滩。然后就会有一小队强悍的诺曼人冲进附近的庄园或修道院，抢走财宝，烧毁房屋，赶走家畜，抓捕女人和壮年男子作为奴隶，凡是敢于反抗的人都被杀死。然后这些诺曼人就又回到船上，像来时一样，迅速消失在大西洋上。
到了9世纪，诺曼人的血腥侵略从小打小闹的偷袭，发展成一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作案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西至冰岛、格陵兰岛，甚至比哥伦布更早地到达了北美洲东海岸，向南则到达了北非，在利比亚和突尼斯建立了城堡。丹麦人主要袭击英格兰和法兰西，挪威人瞄准苏格兰、爱尔兰，瑞典人则集中在东方、波罗的海沿岸、中东欧，以及今天的俄罗斯。这时候他们已经学会了骑马，上岸之后能够深入到内陆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
诺曼人闪电式的突袭、极具杀伤力的攻击，以及无止境的野心，令欧洲沿海居民几乎绝望，当时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祈祷词：“上帝啊，保佑我们逃过北欧人的暴行吧！”
885年，来自丹麦的三万名诺曼海盗驾着七百艘战船，兵临巴黎城下。遮天蔽日的战船把塞纳河都塞满了，他们说他们的目标是塞纳河上游的乡村和城镇，而巴黎正好挡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要借道而行。巴黎人怎么会相信这种说法呢？断然拒绝。于是诺曼海盗就把巴黎包围了整整一年。人称“胖子查理”的法兰克国王查理三世试图率领大军在巴黎城外与他们决战，但是毫无取胜的希望。无奈之下，他只好拿出七百磅白银换取诺曼人撤军。
诺曼人像这样勒索法国人，一共有十三次。911年，“胖子查理”的孙子西法兰克国王“单纯的查理”为求得和平，将塞纳河口附近的一片土地划给诺曼人，成立诺曼底公国，诺曼人的首领也就成了诺曼底公爵。“单纯的查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诺曼底公爵。
在8世纪末期之后的一百多年里，至少有二十七万镑白银和六百镑黄金被兴高采烈的海盗们带回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当时西欧商品经济严重萎缩，这个数额非常惊人。除此之外，海盗们的战利品中还包括粮食、毛皮、蜂蜜，甚至还有奴隶。面对征掠而来的巨额财富，诺曼人首先当然是大肆挥霍。他们尽情购买丝绸、香料、珠宝等奢侈品，还让人制作胸针等工艺品，赠送给自己的侍从，留给子孙，当然更多的是用来养女人。但是在西欧先进文化的熏陶之下，海盗们的生活观念和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愈来愈多的人转向经营工商业，把抢来的物品拿到市场上出售，逐渐由海盗转化为商人，原来进军劫掠的路线相应地转化为贸易路线。欧洲和东方的商人们也带着香料、丝绸、毛织品、葡萄酒、玻璃、金银饰品和青铜工艺等各种各样的商品涌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此基础上，诺曼人逐渐构建起一个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来自阿拉伯、拜占庭甚至印度、中国的商品通过这一商业贸易网络散售到西欧各地。11世纪前后，诺曼海盗的劫掠逐渐消失了。
反过来，当商人不能正常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可能就会沦为强盗。明朝嘉靖年间肆虐东南沿海的倭寇就是这样产生的。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的治国思想是以农立国，将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作为理想状态。对于内地居民，朱元璋规定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写清楚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的时间，逾期不归就是死罪。对于沿海居民，则制定了一种粗暴而又愚蠢的政策——禁海。禁止民间私造两根桅杆以上的大船，禁止民间出海与外国贸易。私自出海贸易的枭首示众，全家充军。这些内容都被写进了《大明律》中，都以法律形式确定为明朝的基本国策。禁令非常森严，甚至有“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之说。
外国人要想与明朝开展贸易只能打着“朝贡”的幌子，向明朝皇帝进贡一点土特产，明朝皇帝相应地赏赐他们一些中国的商品。这其实还是一种贸易，但是规模非常有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来几条船、每船多少人、买卖什么货物、能逗留多久都有严格的规定，手里还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许可证。尽管如此，中国丰富的物产还是吸引大批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并从中获利。当时日本丝织业有了长足发展，但需要从中国进口生丝作为原料。在中国一百斤生丝不过五六两白银，运到日本就能翻十倍。所以日本人非常热衷于对华贸易。可是嘉靖二年，日本两大家族为了争夺明朝颁发的许可证，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仅互相大打出手，而且烧毁了明朝的招待所，袭击了武器库，殃及了沿途民众。朝廷里不少官员因此主张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于是日本来华的朝贡贸易被取消了，日本对华唯一合法的贸易形式和渠道关闭了。嘉靖皇帝本以为是惩罚了日本，不料却给自己招来了一群倭寇。(https://www.daowen.com)
日本对华的合法贸易断绝之后，他们所需要的大量中国商品，如绵绸、锦绣、水银、铁锅、瓷器、药材等，只能通过海上走私获得。这一活动有中国人替他们完成。中国商人也喜欢跟日本人做生意，因为日本拥有一项中国相对稀缺的资源——银矿。日本人这时候大量开采银矿，从中国购买的生丝、瓷器大多用现银支付，很受欢迎。于是沿海巨商豪门网罗大批禁海之后无以为生的船民，私造双桅大船，甚至不辞辛苦远航至日本沿海岛屿进行交易，以牟取暴利。官兵在海上巡逻，发现出海走私者就抓。走私商人便联合起来，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火器，武装反抗。他们在日本建立根据地，又从日本出发来骚扰东南沿海，明朝官方便把这支武装力量称为“倭寇”。但是倭寇中的日本人恐怕连三成都不到。时人记录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15]
朝廷下决心整治海防，平定倭寇，可是数十万明军，消灭不了几万倭寇，屡战屡败。为什么倭寇如此强悍？因为他们得到了东南沿海的人民支持和拥护。禁海损害了整个贸易产业链（渔业、手工业、造船业、商业）的利益。倭寇的武装走私实际上给沿海百姓的生计打开了一个出路，当然会受到热情支持。“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袍玉带者……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16]
因为有当地居民通风报信，政府的仓廪府库哪个空虚，哪个充实，官兵驻扎在哪儿，往什么地方调动，倭寇都一清二楚。倭寇来的时候，上千人窝藏在民众之中，政府毫无察觉。到了行动的时候，一声号令，四处响应。官兵向当地民众询问敌情，得到的都是假情报。朝廷总结当时的情况说：“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17]
正是因为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倭寇才会在明朝的大力征剿之下顽强生存。嘉靖朝是海禁最严厉的时期。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浴血奋战，剿灭了大量的倭寇，但恰恰是在嘉靖皇帝死后，明朝开始部分放开海禁，与那些迫切想要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们妥协了，准许私人出海贸易，所谓的倭寇也就消失了。
如果两个国家之间贸易活动非常活跃，甚至经济上相互依存，战争就会受到抑制。贸易水平越高，它对国家发动战争的物质制约力就越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理性的政治家势必会设法将政治纠纷对贸易的冲击降至最低。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因此认为贸易是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黏合剂”或是“压舱石”。
唐代中期以后，回鹘汗国崛起，与唐朝建立起绢马互市，以马匹向唐朝换取大量绢帛，转销西亚和欧洲牟取暴利。779年，牟羽可汗欲趁唐德宗初立，唐朝政局不稳之机，举兵南掠，遭到多数回鹘贵族的反对。宰相顿莫贺力谏不听，怒而击杀牟羽可汗自立。但是随后又发生了回鹘使者突董等抢掠、私贩中原妇孺，被唐振武军留后张光晟袭杀的事件。唐德宗仅将张光晟调离振武军，未做任何处理，并派使节赴回鹘，送还突董等人的尸体。突董是顿莫贺的叔父。这一事件显然对回鹘与唐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时回鹘贵族多数想杀唐使泄愤，但顿莫贺却以两国关系为重，仅仅拒见唐使，并派大相严厉斥责唐使一番就将其放回，并且说：“我国人皆欲杀汝，唯我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吾又杀汝，犹以血洗血，污益甚尔。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18]最后唐付给回鹘绢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平息了这场可能导致战争的危机。顿莫贺的做法显然是出于经济考虑的，因为与唐朝的绢马贸易对回鹘汗国非常重要。贸易或多或少左右了回鹘与唐朝的关系走向。
宋朝与辽、西夏的关系也是如此。北宋初年因燕云地区领属争端，曾经与辽国进行过二十五年的战争。1004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宋朝每年付给辽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同时在边境地区设立名为“榷场”的边关互市场所，大搞边境贸易。从此两国实现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学者大都认为辽宋能够长期和平相处，贸易关系的维持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后来，北宋又跟西夏签订了“庆历和议”，每年给西夏十五万三千匹绢、七万二千两白银、三万斤茶叶，并且设立榷场，于是“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19]。
明朝时期，蒙古的俺答汗曾经向朝廷表示，他们南下劫掠，无非是想得到茶叶、丝绸，可要边疆地区这种东西不多，只能抢到人口和牲畜，而他们又并不缺少人口和牲畜。而且出动人马，也不是一点成本没有，打仗总会有死伤。算来算去，还不如用牲畜跟中原人交换来得划算，所以诚恳希望跟明朝发展边境贸易。1570年，明朝和蒙古达成协议，在长城沿线开放十一处互市，于是“边疆无警，畿辅晏然，汉唐以来所未有也”[20]。
甚至连边境居民也在贸易中变得文明了，“往时偏、老内外极多勇烈士，彼椎埋屠狗之辈，囊无金钱，则相率而捣巢偷马……互市而此辈无所用，老者死而壮者散为商贾。盖皆拘束于礼法尺寸之内，俗非不美，而边徼缓急无所赖藉，卫尉材官，舍介胄、释弓矢，而学以咿唔相高，非其业也”[21]。
到了清朝的时候，朝廷不仅开放边境贸易，还册封了大量的蒙古王爷，与蒙古贵族联姻。这些王爷和贵族不但从边境贸易中获益，还可以享受优厚的朝廷俸禄和皇帝赏赐，因此不再兴兵作乱，甚至成为中原的屏障。清朝自始至终再也没有修筑过长城。康熙皇帝曾经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22]
正如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鸩说过的，“贸易的自然结果是带来和平”[23]。而一旦这种国际贸易受到阻碍，难以为继，战争可能就要接踵而来。北宋曾数次试图以关闭榷场、停止贸易的方式惩罚西夏，反而迫使西夏为求得开放榷场贸易而发动战争。西夏几次大规模进攻北宋大都发生在北宋绝和市之后。庆历和议过程中，宋方的谈判条件主要是围绕着元昊的名号而展开，而西夏方面所提十一事函，除了商议封号和领土问题外，其他重要条件都与扩大贸易有关。金兵南下，占据北宋半壁江山后，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变成金国。金国也曾关闭边关榷场，西夏仍然是出兵进攻，以武力迫使金国恢复贸易。
在欧洲，9世纪至11世纪，基辅罗斯与拜占庭之间建立了贸易关系，用毛皮、蜂蜜、蜂蜡、干鱼和奴隶换回丝制品、珠宝、酒类及教堂用品。每年11月份，基辅大公要带领亲兵从基辅到东斯拉夫各部落征收贡赋，等到来年4月，第聂伯河冰雪融化时将收来的贡品装在用空树干做的独木舟里，运回基辅。6月从基辅继续顺河而下，前往第聂伯河河口，途中要经过九个险滩，还要击退突厥游牧部落的阻击抢掠，然后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达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如果顺利的话，从基辅到君士坦丁堡整个行程需要六周时间。显然这是一条充满着危险，漫长而艰辛的商路。但是这种贸易对于罗斯人非常重要。当时拜占庭是欧洲最强大的封建帝国，文明程度很高，罗斯人各部落几乎还处于原始社会。贸易大大地推动了罗斯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步伐。但是拜占庭常常随意限制甚至中断与罗斯的贸易往来，为此基辅罗斯发起多次战争以维护贸易。从罗斯建国到11世纪初一百多年里，基辅罗斯与拜占庭之间爆发过六次战争，多数与贸易相关。基辅罗斯的这种贸易因此被称为“征战贸易”。
贸易能够推动国家间的和平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自由贸易“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24]。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下半期，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推进，以及一个又一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人们对世界和平越来越乐观，因为很难想象在这些自由贸易体制内部会出现冲突不断升级并最终导致战争。
当然，贸易作为推动国家间合作的主要力量，显然不能无条件地带来和平。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这并未能阻止它们走向战争。有一些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反而会引发国家关系的紧张和敌对，甚至可能爆发战争。贸易能否促进和平还必须考虑双方贸易是否平衡，以及当事国对战争和贸易收益的判断上。只有当人们认为战争收益接近于零，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为正时，贸易才能推动国家间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