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为而治到盐铁专卖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之所以工商业不如西方活跃，恐怕也是吃了垄断的亏。
西汉经济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秦朝灭亡以后，楚汉战争打了七八年，汉高祖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民生凋敝，生灵涂炭，许多著名的大都市只剩下残垣断壁，变成废墟。全国人口锐减，大中城市的人口减少了70%。米价暴涨，国家财政穷困到了极点，刘邦想出门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拉车，不少大臣上朝只能坐牛车。
然而六十多年之后，到了汉武帝即位的时候，汉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史记》中记载：“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傧而不得聚会。”[34]国家如此富足，在中国古代是很少见的。人口也大幅度增长。现代的历史学家根据各种史料推断，刘邦开国之初（公元前206）全国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到汉武帝前期（公元前120年前后）达到了三千四百万。八十多年时间，人口增长了接近三倍。也正是在这样的国力基础之上，汉武帝才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并且取得胜利。
从汉高祖白登之围到汉武帝反击匈奴，汉朝的实力显然经历了一个卧薪尝胆、厚积薄发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历史学上所说的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所谓“黄老之学”是道家学说的一支。“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它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吸收儒、墨、名、法诸家的观点，融汇而成的一种新的学说体系，核心是“无为而治”，主张政府要清静无为，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少干预或不干预，允许其自由发展。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政府不去做扰民、伤民、害民的事，而是顺从民心，做民众喜欢的事。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西汉的最初六十二年，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非常轻，税率一开始是十五税一，就是农民收入的十五分之一要交给政府，后来降到三十税一，最低的时候一度降到六十税一。汉文帝还曾经连续十一年免除全国田赋，地方上只要郡县的粮食储备足够一年所需了，也免收当地农民田租。
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确保农业生产稳定，汉文帝鼓励有钱人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谁要是能捐献粮食，并且自费运到边塞粮库的，可以赐予一定的爵位，以前犯了罪也可以赦免。这样，边塞的军粮储备充足了，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有钱人有了爵位社会地位提高了，皆大欢喜。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汉朝，经济上非常自由。朝廷放任各个地方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赵国故地铁矿多，就发展冶炼铸造业；齐国故地土地肥沃，又临近大海，主要发展纺织、渔业和海水煮盐；燕国故地主要发展畜牧业。而且这些产业都可以私人经营，自由开采创办，甚至还可以私人铸钱，所以当时的富户豪强，经常聚集上千人，开矿山，办工场。农民也可以随意开荒，只要有空地就可以去开垦。
全国各地的关卡很多都撤销了，没撤销的也免征关税。为了便利商旅往来，甚至一度连进出关卡检查通行证的手续也取消了。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对外的边关贸易也开放自由，当时北方跟匈奴，南方跟南越都有固定的贸易市场，汉朝的商人可以随便出国做买卖，朝廷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这些政策的作用是什么呢？以现在的经济学眼光来看，减免租税，允许农民垦荒，有利于农民积累资本，扩大生产；开放自然资源，有利于人们开发利用，发展工商业；撤销关卡，减免手续，有利国内市场的孕育和商业的发展；允许私人铸钱，这对于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肯定是有害的，但是在当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等于是实行了金融自由政策，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商人，实行贱商令，不许商人穿绸缎，不能占有田产，不能携带武器，不能当官，不能骑马。刘邦去世以后，这个法令被取消了，虽然商人还是不能做官，在政治上受歧视，但是他们有了经营的自由，很多人发家致富。当时的侯爵年收入不过二十万钱。很多商人都比侯爵有钱。
洛阳有个商人名字叫作师史，经营长途贩运，按现在说法就是物流业，发了大财，拥有的车辆数以百计，全国没有他不去的地方，司马迁说他财产有七千万钱，班固说他有一亿，相当于五百个侯爵。洛阳还有一个牧场主叫卜式，养羊成了巨富。他非常爱国，曾经一次拿出二十万钱交给河南郡太守，用来赈济刚刚从塞外归顺的百姓，还想要拿出一半家产捐给国家抗击匈奴。
长安有个叫毋盐氏的金融家，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长安很多贵族准备随军出征镇压叛乱，可是缺乏经费，不得不去向商人借高利贷。大多数商人都怀疑他们能不能打胜仗活着回来，所以都不肯借钱。只有毋盐氏敢于冒险，借给他们黄金一千斤，但是要求以十倍的利率归还。结果，三个月后叛乱就被平定了，毋盐氏一举发家，“富埒关中”。
赵国贵族卓王孙亡国之后被秦朝强行迁徙到巴蜀地区，全部家产都被夺走了，夫妇二人推着小车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发现有铁矿，就在当地开矿冶炼，到了西汉的时候已经成为西南首富，在他的矿山里劳动的有上千人，还拥有很多田地和池塘，日子过得无比逍遥快活。
从经济学上讲，汉初的这种“无为而治”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由主义思想。文景之治正好证明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判断：放任自由在一定程度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
汉武帝即位以后，好大喜功，四处征伐，除了对匈奴开战，在西域扩张之外，还灭掉了燕国遗民在朝鲜半岛建立的卫满朝鲜，以及秦朝地方官在岭南建立的南越国。战争耗资无数，军械、衣甲、马匹、粮食、军功奖赏等开支大得惊人，国库都空了。又赶上连年严重水灾，黄河决口，无数百姓陷于饥荒，需要救济，国家财政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https://www.daowen.com)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财政困难，汉武帝仍然不愿意放弃积极进取、对外扩张的理想。怎么办？在洛阳首富桑弘羊的谋划下，汉朝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
一是颁布算缗令。“算”是一种征税的单位，交一百二十文钱的税就叫一算，“缗”说的也是钱，一千文钱串在一起就叫一缗。“算缗令”，就是对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征税，统计他们的资产，算出一个总额，然后按照总额多少征税，商人财产每两缗交一算的税；手工业者财产每四缗交一算的税；车船也得交税，小轿车，每辆一算，货车每辆两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一算。
那么由谁来统计人家有多少资产呢？没有工商局、税务局，纳税人须自行申报。怎么保证如实申报呢？朝廷又颁布了一个告缗令，鼓励告发，一旦发现有谁隐匿财产不报，或者所报不实，就要被发配边疆，戍边一年，全部财产没收充公。告发的人，没收的财产分给他一半。
算缗令规定的税率比过去一下子提高了五倍，而告缗令更是个陷阱。好多人难免都存有侥幸心理，不愿意如实申报，于是就有人告发。即使如实申报，也有人诬告，或者被官府有意陷害。告缗令推行了三年，全国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基本上都被告发了，朝廷没收了上亿的财产和土地，不少工商业者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充实起来，没收来的财物都堆在皇家上林苑里，太多了，汉武帝为此不得不专门设置一个官职来进行管理。
二是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就是在全国各地方设置均输官，把各地交给朝廷的贡奉或是钱，全部折算成当地出产最多最为便宜的土特产，然后再将这些土特产运送到价格最贵的地方去卖，政府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一年就能够赚五百万匹帛，帛就是丝织的布，那时候丝帛常常被当作货币来用。一匹帛当时可能价值六百多文钱。
平准法就是在长安和全国主要城市里设置平准官，负责监控市场，利用政府手里掌握的物资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上涨的时候，就低价抛售；价格下跌时，就平价收购，政府从中赚取差价。
这两种办法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当然有好处，但其实质是由政府直接插手经营物流运输和商业贸易。商业贸易的整个过程，收购、调运、仓储和销售都被国家支配和掌握，这样一来民间商贸运输势必受到排挤和限制。
再就是实行禁榷制度，把销路广、利润大、产量多的商品生产收归官营，不许私人插手。最主要的就是盐铁专卖。铁是军用物资和生产工具，盐是生活必需品，市场广大，利润极高，是当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被官府垄断了。民间私自铸铁、制盐者，没收其一切财产和生产工具，还要在左脚上挂一个六斤重的大铁锁。
垄断的后果就是盐、铁价格又贵，质量还差，盐价高到普通百姓吃不起的地步。官方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考虑市场，不适合农民使用，以至于农民用木犁耕地，用手薅草。除了盐和铁之外，酒也实行了国家专卖。
汉武帝的这些政策在解决政府财政亏空方面收效显著，但是对商品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市场一片萧条。后来汉武帝东巡，河东太守居然买不到足够的食品来供应这么大的巡游队伍，怕汉武帝问罪就自杀了；汉武帝西过陇山，陇山太守也自杀了。后来汉武帝北出萧关，看到边塞地区的畜牧业也败落了，只好命令从别处调剂母马给当地牧民，生十匹还一匹，用这种办法来鼓励生产。
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盐铁专卖这些政策当时就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召集官方和民间的学者，开了一次著名的盐铁会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很多人都极力抨击，但是垄断对政府的诱惑太大了，这次会议以后，除了对酒的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官营被取消之外，其他的还是都延续了下来。
后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大都继承了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官府垄断的范围和规模。唐朝实行了茶叶官营，宋朝对明矾、香料、药材实行官营。两千年来，大凡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比较巩固的王朝，无不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收为官营，通过各种经济和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古代中国为什么商业贸易没有西方发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汉武帝的政策给中国历史造成了既深远又恶劣的影响。
汉武帝造成的影响还不止在国民经济方面。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快要灭亡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个现象——土地兼并。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贫者无立锥之地，于是就揭竿而起，造成极大社会动荡，最后导致王朝覆灭。土地为什么会高度集中？为什么农民没有土地就要起义？这其实就是官府垄断了工商业造成的。
最赚钱的行业都让官府垄断了，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手里攥着大把的钱无处投资，只好都去买地，结果加速了土地集中。大批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无处可去，以前他们还可以去盐铁行业的手工作坊里就业。私营企业用的是雇佣劳动力，要给工资的，可以吸收大量无地农民。可是西汉实行禁榷之后，这些行业被官府占据，手工作坊里都是由囚犯和服劳役的农民无偿劳动，仅铸铁行业就失去了十万个就业岗位，于是这个就业渠道被堵塞了。西汉末年社会上动辄出现数十万、上百万流民，也就是失业之后四处游荡的人口，成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恰恰是在禁榷搞得最厉害的河南山东最多，最终酿成了绿林赤眉起义。
后世历朝历代没有不受到流民起义困扰的，西晋有李特起义，隋朝有瓦岗起义，唐朝有王仙芝起义，元朝有红巾军起义，明朝有李自成起义，清朝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这些起义即使不能造成王朝颠覆，也至少让帝国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