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安石变法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北宋是个特例。两宋319年，共发生各类农民起义四百多起，可是只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算得上有点规模，其他的只能说是零星的小规模起义。即便这三次起义时间也都很短，钟杨起义最长为五年，另外两个才持续了一年而已。范围也小，王小波李顺起义不出四川，方腊局促东南一隅，钟相杨幺自始至终没离开洞庭湖。至于我们印象中声势浩大、替天行道的宋江起义那就更是可怜，史书上记载起义队伍才三十六人，没有攻打过一座县城，没有杀死过一名朝廷命官。海州知州张叔夜带了一千多人打了一次埋伏，他们就集体投降了。可以说中国古代仅有宋朝和西晋没有出现过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后者可能是因为延祚太短，还没来得及发生就灭亡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宋朝是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朝廷默许甚至是鼓励民间商业的发展，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不会因为出身于商人家庭而自卑，朱熹就曾经很得意地回忆说，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开酒店、做零售的商人，当年非常有钱。政府对集贸市场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而汉唐时期居民区是不允许做生意的，做生意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地方进行。于是两宋时期经商的风气冲击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高官到小吏再到市井小民，甚至庙里的和尚，无不热衷于经商赢利。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北宋禁榷的范围其实比以往的朝代还要广泛，凡是有利可图的商品都列入其中。但是官府不是完全垄断，将禁榷商品产运销中经营性强的环节交由商人代办，而将禁榷利润的一部分也交给这些商人。手工业和矿冶业也采取私人承买制，即将生产经营权转交私人管理，产品除官府无偿抽收一部分作为租金外其余归私人所得。可以说北宋的官营工商业成了民间资本的合伙人，官民共同发家致富。以致民间广泛流行“要想富，守定行在卖酒醋”之民谣。
正因为如此，宋朝的商业贸易极其发达。人口在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唐朝只有十多个，宋朝有四十个，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人口都超过一百万，而当时的英国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有人计算过，宋朝的生产总值占当时全球的50%，换算过来差不多是2280亿美元，即使是现在也能排世界第38位，相当于葡萄牙。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当时东京汴梁有商户二万多家，分别属于一百六十行，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文化娱乐、珠宝珍玩各类商品，包子点心、油炸食品、冰镇瓜果、飞禽走兽各类小吃。此外还有三千家酒楼，五十多个戏院。赌场、澡堂等娱乐场所比比皆是，街头杂耍、说书、唱小曲、讲笑话、皮影戏好戏连台。
商人所拥有的资本日渐雄厚。东京汴梁有一条巷子，全是银铺、钱庄、当铺。《东京梦华录》里描述说：“屋子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35]宋仁宗庆历年间，北宋与西夏发生战争，军费不够，朝廷向京城几十家富商借贷，一天之内就筹足了军费。
北宋的工业规模也很大，当欧洲人还在用木头生火、做饭、取暖的时候，东京汴梁的市民们已经使用煤作燃料了。徐州（江苏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三十六个冶炼基地，总计有五千到六千名工人。信州（江西上饶）的铜铅矿有十几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据西方经济史学者计算，11世纪中国的铁产量比18世纪除了俄国以外整个欧洲的总产量还要多。从对外贸易也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发达，当时中国出口的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而进口则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
宋朝是当时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印度、阿拉伯、东非。因为海外贸易规模太大，很多国家就像今天世界各国积攒美元一样，收集宋朝的铜钱。宋代中国钱币流出海外的很多，当时的日本把宋朝的铜钱就当成自己的主要流通货币了。南洋一带也一度把宋钱作为通用货币。
宋朝人民的生活非常富裕。东京汴梁比汉唐时期的长安洛阳富裕十倍。“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36]司马光描述说：“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37]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古代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本，历朝历代的赋税收入也是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可是宋代的财政税收70%是来自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每年仅进口关税就可以达到两千万到三千万贯，比从农民身上压榨轻松得多。宋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的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宋朝政府因此非常富裕，北宋开国之初，工商税收就达到了唐朝的两倍，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一亿六千万贯，一般年份也可达八千万至九千万贯，即使到了南宋，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财政收入也高达一亿贯。宋高宗因此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38]相比之下，明朝尽管面积要远远大于宋朝，但是正常的财政收入每年最多也只有一千五百万两，明朝末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和李自成，紧急加派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拼命搜刮才达到两千五百万两。以一两白银兑换一贯铜钱计算，明朝财政收入还不到北宋的十分之一，南宋的六分之一。清朝财政状况要好一些，一般是稳定在三千万至四千万两，仍然远远比不上宋朝，而清朝的人口已经超过三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二到三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兴起了，财政收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因为政府财政主要靠的是商业税，所以宋朝对土地兼并不是太在意的。据估算，当时不到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土地上农民的人头税，土地如被大量兼并，农民逃散，政府财政也就崩溃了。而且农民没有地种，失业了，对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都是不安定因素。但是在宋朝，这都不成问题。因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是工商业税收。而且有发达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娱乐业，农民离开了土地也能找到工作，做生意、当工人都行，根本不用操心。这就是宋朝的高明之处。所以说土地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地兼并之后农民没有地方去。(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北宋朝廷还是感觉财政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想要进一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王安石变法”。
在现代历史学家们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是非常高明的。他实行的免役法，让老百姓不必再为官府服各种差役，只要交点钱给官府雇人服役就行。他实行的市易法，以政府代办的方式平抑物价，抑制商人的垄断和对百姓的盘剥。最令人钦佩的是，他实施的青苗法，使农民可以用地里的还没收获的青苗作为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利率也跟民间借贷一样。也就是说在九百多年前的古代，王安石就懂得像我们今天一样，以贷款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可惜在王安石实施变法之后仅仅五十八年，也就是1127年，北宋令人遗憾地灭亡了。很多宋朝人都咬牙切齿地把亡国的责任归到了王安石的头上，说他的变法害人不浅。为什么？让我们看看王安石的变法都产生了什么后果。
先说青苗法。王安石以前在地方上当官的时候，曾小范围地实施过青苗法，大受欢迎。因此，当上宰相以后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可是他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给下级官员定指标，要求各地在一定期限内必须贷出多少钱。各级官员放贷多少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关键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手头紧张的农民要贷款，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而且当时民间借贷的利息一般是二分，王安石规定的利息也是二分，但是加上管理费、申请费、登记费，利息实际上达到了三分，成了高利贷。
林语堂评论说：“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被王安石称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员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39]
款贷出去了是要还的。地方官为了自己的政绩，怕亏损，毫不通融地强迫人家还贷。人家本来不想贷，那么高的利息，还不起，只好变卖家当，卖房子卖地，甚至卖儿卖女。很多原本富裕的人家也因此破产、出逃。青苗法因此变成了灾难。
市易法就是在东京汴梁和重要城市设立市易司作为专门机构，平价收购市场上的滞销商品，等有利可图的时候再卖。外来的商人要是货卖不掉也可以卖给市易司。目的是想要限制奸商囤积居奇，平抑物价，同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可是官府收购滞销商品然后再卖这种想法很天真。商人都卖不掉的商品，官府就能卖掉？实在卖不掉怎么办？不能砸在官府手里，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行政的强制力量，逼着别人买。而收购的时候，有时候商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货卖不掉，可是官府觉得有利可图，又强行收购。结果市易法就变成了官府垄断的强买强卖，贱买贵卖。后来市易司经营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所谓的滞销商品，连瓜果、芝麻、梳子都不放过。“凡牙侩市井之人有敢与市易争买卖者，一切循其意，小则笞责，大则编管。”[40]
本来从商人到消费者一个环节就可以了，官府非要在中间增加一个环节，交易成本自然就提高了，价格必定会上涨。而且商业实际上都被官府垄断了，也必定会操纵物价，想卖多贵卖多贵。不管私人垄断还是官府垄断都是这个结果。原本王安石制定市易法的目的是平抑物价，结果反而造成物价上涨。
市易法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商业萧条，很多商人亏本歇业，或者是知道哪个城市有市易司，就止步不前。市场上物价飞涨，连东京汴梁都有人饿死。“自京师以及四方之人破家丧身者不可胜数。”[41]市易司虽然为朝廷赚了不少钱，可是远远弥补不了朝廷因为商业萧条而损失的税收。
王安石变法与汉武帝的新政如出一辙，指导思想是一样的。汉武帝的新政成为西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国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