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理偏见

三、心理偏见

在国际局势紧张或者濒临冲突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总是得到各种各样的建议。顾问们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大基本派别：一类为鹰派，他们倾向于强制性行动，更愿意使用武力，很可能怀疑妥协的价值。另外一类为鸽派，怀疑武力的效果，更愿意通过政治办法来解决冲突。在鹰派看到敌意和对抗的地方，鸽派常常能指出对话的微妙机会。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管鸽派的说法是否合理，占上风的往往是鹰派。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民间兴起，并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和派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直言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灵附体万不可信，对西方诸国开战可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派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义和团的“民心可用”，可以“联合拳会”抗击列强入侵。最后主战派占了上风，五名主和大臣不久后被处死。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战争。这场对比悬殊的战争最终导致首都北京沦陷，中国军民死伤十数万人，赔款四亿五千万白银，无法计数的珍宝古迹被洗劫，国家几乎陷入被分割占领的绝境。

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战前，布什总统身边有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鹰派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叫嚣“给萨达姆点颜色看看”，而鸽派的国务卿鲍威尔则坚持由联合国出面说服伊拉克同意核查从而避免军事冲突。拉姆斯菲尔德对这场战争非常乐观，他对美国士兵说：“目前尚不知道伊拉克战争将要持续多长时间，可能是六天，也可能是六个星期，但我想不太可能是六个月。”其他鹰派人物也都认为，推翻萨达姆政权，解放伊拉克易如反掌。

鹰派的游说和造势工作显然取得了成果，2003年3月，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发动了空袭，地面部队随后占领伊拉克全境。虽然美英联军大获全胜，但是直到2011年12月18日，美军才全部撤出。这场战争造成美军近四千五百人死亡，耗资七千六百多亿美元，超过朝鲜、越南战争的费用。战后重建的费用尚不算在内。四万七千伤残受伤士兵返回美国后仍然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中。伊拉克方面的军民伤亡、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战争激发了伊拉克国内的教派仇恨，使国家处于内战和分裂的边缘。

这是为什么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卡内曼认为，这是因为那些国家安全的决策者容易出现一系列心理偏见。

首先，心理学研究显示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比实际上更聪明、更有魅力，有超出一般的才华，往往高估未来的成就。鹰派喜欢军事行动而不是外交手段常常就是建立在胜利能够很容易很迅速完成这样的假设上。(https://www.daowen.com)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华盛顿的精英们就把第一场重大战役看作一次交友活动。联邦军队非常肯定可以轻松收拾叛乱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法国陆军参谋长将军卡斯特诺宣称“给我七十万军队，我将征服整个欧洲”。实际上，造成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的每个决策者几乎都预测自己会取得胜利，而且是个相对迅速和容易的胜利。通常在每次军事冲突开始的时候都能发现这样乐观的将军。

相反，外交官们在是否能够与对方达成妥协的问题上，往往是悲观情绪居多，通常对敌人提出的建议不以为然，即使敌人打算作出让步。从心理学上讲，这叫“反应性贬值”：什么东西只要是对方给的，就会被看作价值不大，敌人提出的建议也是如此。因此，美国政府对伊朗作出的任何让步都心存疑虑。这些怀疑常常是有意无意贬低对方建议价值的结果。

在心理学家的实验中，以色列人对据称是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和平计划评价就不如对据称是自己政府起草的和平计划高，虽然两份和平计划其实是一样的。亲以色列的美国人看了据说是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假设性和平计划，就认为里面充满了袒护巴勒斯坦人的倾向，但如果说这是以色列人起草的，他们就说这个计划比较公平合理。

更糟的是，这些决策者们通常都过于自信，面对对手作出的敌对举动，往往不愿意认真分析冲突发生的前因后果，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对方是出于恶意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人和英国人都觉得自己加强军备的本意是自我防卫，但都觉得对方肯定是在准备进攻。

我们并不是说鹰派总是错误的，鸽派也常常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但因为偏见，鹰派的确可能在不该占上风的时候也占了上风，导致了许多不该发生的战争和冲突。世界是复杂的，可是人们却总是喜欢简单地把世界分成好与坏，即不是黑就是白。这大概就是鹰派思维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