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言

一般当感觉到可怕的威胁越来越近的时候，人们迫切地需要掌握局势动向，会想方设法地四处搜集信息。可是信息真真假假，很难辨别，于是流言四起。这些流言，有些是故意捏造的，有些则是在传播过程中无意中被扭曲的。不管怎么产生的，流言往往成为大规模动乱的直接导火索。

武汉理工大学教授黄岭峻发现武昌起义的爆发就与流言不无关系。^[3]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弹。有一个同志的弟弟一边吸烟一边看孙武装配炸弹，不料烟灰弹落在炸药上，只听轰然声响，爆炸起火，硝烟四散，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孙武等人虽已火速撤离现场，但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花名册全部被抄走。

湖广总督瑞澂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并且根据名册在新军中抓捕了三名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经过简短严刑逼供之后，当夜即将他们处决。其实，瑞澂这么做很可能是不想扩大事态，因为在场的武官“见案内尽属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恐因此酿成巨变，曾一再向瑞澂请求从宽处理，并主张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4]

但是孙武等人逃脱之后，很自然地猜想名册将会落到朝廷手中，清军必定会点着名前来捉拿革命党。“清政府可能按缴获的花名册捉拿革命党人”的流言就迅速传播。当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被捕遇害时，因为他们三人都没有辫子（1910—1911年，湖北新军中曾刮起一股“剪辫潮”，很多士兵都把辫子剪了），流言又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又因为剪辫子的以汉族士兵居多，所以流言又顺理成章演变为“惩罚所有汉族士兵”。

不难看出，流言波及的人群愈来愈大。最后，所有人都相信官府即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湖北新军中所有的汉族士兵。当时湖北新军总共约一万七千名，革命党人不到两千人，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人。也就是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可是这个流言却把几乎所有的汉族士兵都卷进去了。既然刀架在脖子上了，士兵们就只能拼死一搏，10月10日晚上先夺取了军械库，然后围攻总督府，控制了整个武昌。(https://www.daowen.com)

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也是这样。1789年，法国经济状况不佳，物价飞涨，饥荒严重，匪盗横行。国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如何解决法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没想到代表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第三等级却闹着非要政治改革。

双方的对立步步升级，形势越来越紧张。咖啡馆里充斥着各种谣言和传闻，传说贵族们已经收买了一群无恶不作的歹徒在乡间一路烧杀抢掠，专门对付第三等级。至少三分之二的法国土地在这个流言中沦陷。野兽在林中穿行，在道路上扬起的尘土，以及窑炉的火光和田间焚烧杂草冒出的浓烟，都被当作匪帮来袭的迹象。在恐惧的胁迫下，大批村社居民逃离家园，藏身附近的森林，躲避实际上从不存在的匪帮。很多人在城镇外围拦起路障，试图抵御歹徒的袭击。一些村民们组织队伍巡逻，却被远处另一个村的村民被当作匪帮，于是更多的人陷入大恐慌。

第三等级的代表米拉波伯爵在报纸上撰文指出：“在这危难时刻，笃信和夸大凶险新闻成为一种普遍习性。没有什么比这更使观察家感到震惊。仿佛逻辑本身已不在于计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于把最不着边际的传言当作真实性。于是，这些传言便编造出行凶事件，以阴暗的恐怖刺激人们的想象。我们宛如一群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认真去听……”^[5]

7月初，大批军队在巴黎市郊集结。市民们认为这是来镇压人民。尽管国王解释说，军队开来只是为了预防骚乱，不是镇压人民，可是人们根本不信。后来又有流言说，国王的军队马上要炮轰巴黎，大批强盗匪帮也将进城劫掠。顷刻间巴黎群情激愤，警钟长鸣，7月14日巴黎市民先是涌入荣誉军人院夺取武器，接着便冲向巴士底狱，因为连续几天听见有人在巴士底狱里惨叫“他们正在杀人”。传说巴士底狱中关押着无数专制统治牺牲者，其实法国政府几年前就已经议论要将它拆毁，改造成为一座公共游乐场。在被攻陷前这个貌似恐怖森严的监狱里只有三十二名看守，七名犯人。其中两人是精神病患者，一个是家人花钱监管在这里的贵族青年，他在巴士底狱里生活很舒适，有人给送饭，还有自己的书房，巴黎市民们听到的惨叫声就是出自他。法国大革命就这样在流言中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