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汉都市风貌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 秦汉都市风貌

城市发展。秦时,天下三十六郡,县邑数百。西汉,城市数量有所增加。平帝时,郡、国103个,县、邑、道、侯国1587个。东汉,城市略有变动,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载:“百郡千县,市邑万数。”一般地说,两汉郡、县的治所,都要筑城立市。《汉书·高帝纪》载:“令天下县邑城。”张晏释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筑其城也。”颜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29]此可为史证。以齐国故地为例,西汉时其境域内的城市已达到130座以上。城市的布局前引《周礼·考工记》讲的是国都。《管子·乘马篇》亦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时、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的见解,比《考工记》的论述,更向前进了一步,强调因地制宜,切勿画牢自束。晁错则主张在建新城邑时,应“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30]。晁错提出营邑立城要和阴阳、品水质、察田土、观气候;城市规划要虑及城垣、里闾、街道、住宅、医疗、祭祀、婚娶、墓地、植树等。这显然比《管子》的论述更有所发展。

城垣街道。城垣或黄木板筑,或树围木栅。城中有衙署、庙宇、民居、市场。1971年,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墓内壁画上有宁县县城图。图中绘有城垣、城门、街道、市场、衙署等建筑,显现了当时县城建筑的风貌。都市的街道,长安城中“八街九陌”。据考古勘测,每条大街由三条并列道路组成,中间较宽者为皇帝专用的驰道(即御道)。其中贯穿南北的一条大街长达10里。中道两侧有沟,以使三道相隔,又能排水。洛阳街道的考古勘测,最长者达8里,最宽者达50米。而且城市有复道,它可凌空架设在两座建筑物之间,类似现今之人行天桥。

城市市场。城市的商业区称为“市”。《周礼·考工记》有“前朝后市”的规划。市场一般在宫殿、衙署的后面,并同宫殿、衙署、宅区严格区分开来。市场周围筑有墙垣,并有门以出入。市区的围墙多为正方形或矩形,包括有围墙、市门、列肆、市楼等。据记载长安有九市,如东市、西市、直市、柳市等。长安九市有一定格式,各方266步。市门按时启闭,史载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商肆按商品种类,分列成行,井然有序。存放商品的仓库称“廛(chán)”,班固《西都赋》云“阗城溢郭,旁流百廛”。市场道路,人摩肩、车击毂,班固《西都赋》云“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市场的市楼是管理市场官员之治所。市楼很高,插旗其上,所以又称作“旗亭”,张衡《西京赋》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隧为道路,即是说市楼高耸,市官俯察全市。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绘有重檐市楼,位居市区中央,楼下正中开门,楼上悬鼓。市楼所悬之鼓、所立之旗,当作令市信号之用[31]。市中交易,按则纳税。如临淄市即“市租千金”。市中商贾,要有市籍,即商籍。汉行重本抑末政策,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以困辱之”。甚至规定“有市籍不得为官”,即商贾不得做官为宦。

城市住宅。城市除官邸、豪宅外,就是平民住宅。民宅一般为房舍三间,中间为堂,两侧为室。晁错所言“家有一堂二内”,汉简所记“一宇二内”,都是一堂二室或称“一厅二室”之制。房舍一般为木结构,墙壁用夯土筑造,房顶或瓦或草,窗户形式多样,院内角落盖有厕所。府邸则高大、宽敞。画像砖所示府邸,前有高大正门,门内有前堂,堂两侧有夹室,后院有楼房,院落内回廊连通,并有车房、马厩、厨房、库房等设置,以及奴婢僮仆的居室。《后汉书·梁统列传》载其府第曰:

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似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

冀妻孙寿色美妖媚,加赐赤绂,比长公主。寿与夫冀对街兴宅,大动土木,斗富增辉。梁冀与妻孙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冀、寿肆游,对街峙宅,殚极土木,互相竞夸。

城市人口。秦统一前战国时期的人口,据杨宽在《战国史》中推算,中原地区七国总人口数约为2000万。经兼并战争、始皇暴政和秦末战乱,西汉初期人口锐减。后经休养生息,据《汉书·地理志》资料,西汉末期人口总数约6000万,其中城市人口增加更快。秦汉时期的三座都城即咸阳、长安和洛阳,为其时全国人口最集中、数量最多的都市。咸阳在战国时为秦的国都,是西北地区人口最多的都市;秦灭六国后,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故咸阳人口当在50万以上。西汉都城长安的人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然而,一些学者认为,上述户数可能仅包括纳税者的民户,尚不包括皇族、驻军、刑徒、奴婢、戍卒等。因此,总计而算,西汉长安人口当在50万以上。洛阳在西汉时已有“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东汉定都洛阳后,人口又大量增加。东汉末年,董卓强令迁都,据《后汉书·董卓传》载:“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张饰,但东汉都城洛阳的人口总数,亦当在50万上下。至于郡县一级的地方城市,其人口多者亦在10万人以上。西汉时的临淄,居民达10万户。其他上10万人口的城市,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为颍川郡的傿(yān)陵有261418人,右扶风的茂陵有277277人,左冯翊的长陵有179469人等。在秦汉时期,造成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是战乱。据《汉书·王莽传》载:赤眉军攻入长安后,城内“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又据《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强令洛阳人西迁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所以,都市的人口,随着社会的变动,而产生较大的起伏;当然也有自然的因素,如天灾、地震、瘟疫等。在城市人口的结构中,主要有贵族、缙绅、官吏、军人、工商、儒士和平民。具体人口构成比例,依城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王符在《潜夫论》中,以洛阳为例对城市人口构成作了粗略的分析,他说:“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浮末者指工商人口,虚伪游手者指非生产性人口,即是说城市中的人口,浮末者超过农作者,而非生产者又超过生产者。所以,非生产性人口在城市居民中占绝大多数。

城市商贾。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也是富商巨贾聚集的场所。秦汉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国内交通较前发达,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出现一批豪商大贾。《史记·货殖列传》载: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这说明西汉以来,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秦汉的富商大贾,如蜀卓氏,铁山鼓铸,运筹贾滇,“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宛孔氏,冶铁通贾,“家富致数千金”。齐刀闲,逐渔盐商贾之利,“富数千万”。洛阳师史,毂数百、贾郡国,富“致七千万”。塞卒桥姚,放高利贷,“富埒(lèi)关中”。乌氏倮与寡妇清,俱“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商贾之富,下者倾乡,中者倾县,上者倾郡,大者倾国。正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32]上述富商巨贾,聚集城市。秦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商业城市,如下表[33]:

秦汉著名商业城市表(https://www.daowen.com)

图示

上表可见,秦汉商业城市星布四域八方,富商大贾名显天下。为了对城市管理,皇帝采取若干办法。

城市管理。秦汉时期的城市,或为国都,或为郡县治所,是全国或某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中央政府首先在京师或郡县治所设衙署、任长官,以进行对该城市的管辖。其次,设立城市治安管理制度。如城门,有官吏专司管理,士兵专管守卫,朝启夕闭,定时开关。《后汉书·郅恽传》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尝出猎,车驾夜间返城,时城门已闭,守卫城门官吏竟然“拒关不开”。由此可见,秦汉城门管理之严。至于宫门,则管理更严。规定:

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入,本官长吏为封棨传;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宫城之外,按时巡查。城垣之内,禁止夜行。《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又如东汉末,造五色棒,有犯禁者,皆杀之。就连汉灵帝爱幸的小黄门蹇硕的叔父夜行,也被即杀之。于是,京师夜行敛迹,没有敢冒犯者。

治安管制。禁夜行,有巡逻。巡逻士兵击柝、击刁斗、传五夜,即边巡逻边击柝报时。还设置“缿筒”[34],以收受检举的密书。同时,任用酷吏掌管城市治安。都市中贵族、官僚、豪侠、无赖等聚集,社会治安颇难管理。史册中有关都市抢劫、偷盗、凶杀、仇斗等案件不胜枚举。都市的长官冀图以严刑酷法加以整治。如西汉时赵广汉为京辅都尉,守京兆尹。时杜建为京兆掾行为不法,及宾客亦图奸利。广汉先风告之,建不改,于是令至于罪罚之法。朝贵者为其讲情,广汉不徇情,严执法,将杜建弃市,京师称之。又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其治内“道不拾遗”、“无犬吠之盗”[35]。犯罪者,先收入狱。秦汉城市皆设有监狱。其名称有“上林诏狱”、“廷尉诏狱”、“掖庭秘狱”、“共工狱”、“若卢诏狱”、“都船狱”、“司空狱”、“暴室狱”等,长安城中即有诸官狱三十六所,各郡、县也俱有监狱。此外,城市的消防管理,规定“禁民夜作”,并“严使储水”,“以防火灾”。此事《后汉书》廉范(字叔度)本传载其原委曰:

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

另外,尚有军事管理等,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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