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两汉市井民生
两汉都市的市民生活——衣饰、饮食、室居、舟车、祭祀、教育、婚丧和娱乐，依据史料，略如下述。
衣饰。两汉都市市民日常服装，有长袍，也有短衣。长袍主要有衣，《大戴礼》释：“禅，单也。”所以，禅衣是一种单薄的长袍。禅衣的质料，或用布帛，或用丝绸。它不别衣裳，上下相通。《汉书·江充传》载充以常服至上林苑犬台宫见汉武帝：“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纚步摇冠，飞翮之缨。”江充头戴禅纚冠、上插翠羽缨，身着薄丝禅衣，步移冠摇缨摆，若飘仙之姿。有夹袍，为有里有面的长袍。士民的便服为袍，《释名》：“袍，丈夫着下至跗（fū，脚背）者也。袍，苞也，包内衣也。”所以，袍是套在内衣外面的外衣。袍，男人穿，妇女也穿。它也有绵袍，称为复衣，《礼记·玉藻》：“纩为茧，缊为袍。”纩（kuàng）为新绵，缊（yùn）为旧絮；所以，用新绵填絮的袍为纩袍，而用旧绵填絮的袍为缊袍。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贵妇丝绵袍，有素绢丝绵袍、朱罗丝绵袍、绣花丝绵袍、黄地素缘绣花袍、彩绘朱地纱袍等十余种，花样繁多，做工精巧，质料考究，式样美观。有襜榆（chān yú），为御寒的外衣。它为男子所服用，也为妇女所服用。其质料或厚丝绸、或毛织物、或兽皮，做成暖和美观的宽大袍服。都市市民日常服装除长袍外，还有短衣。短衣有内衣，也有外衣。内衣的衫，贴身穿，为单衣，又称单襦（rú）。衫都有袖，无袖称汗衣，《释名》载：“身受汗垢之衣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其式样略同于现今的背心。衫为单内衣，夹内衣则称为禣，“禣，短夹衫”。膝以上的夹外套称为襦，即绵夹衣。《古诗源·孤儿行》曰“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可知襦为冬天穿的短外衣。衫、禣、襦均为上衣，下衣男为裤即袴（kù），女为裙。诗《陌上桑》有“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之句；《古诗源·羽林郎》也有“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之句。以上说明妇女上着襦而下着裙。秦汉通行样式为上襦长而下裙短，但到汉献帝后起了变化。《续汉书·五行志》载：“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
此外，尚有军服、囚服、丧服等特殊衣服。军服，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为了解其时军服提供了实物证据。西汉军服多袭秦制。但东汉与尚水德不同，而行火德，所以颜色尚红，以红色为尊。囚服，为赭衣，“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可为证。秦汉囚徒不仅穿赭衣，且书其罪于背。但是，边塞囚徒服式及颜色与内地相异，《居延汉简》证实了这一点。丧服，为白色。《汉书·高祖本纪》载“寡人亲发丧，兵皆缟素”；《汉书·苏武传》载皇帝死“吏民皆白服”，俱表明秦汉之丧服为白色。
脚蹬的鞋，有履、有舄（xì）、有屐。履，有皮革制成的鞘（tà），“鞜，生革之履也”；有薄革制成的鞮（dī）；还有柔皮制成的靸（sǎ）。丝履，《汉书·贾谊传》载“美者黼绣，庶人之妾以缘其履”，可知富人妻妾多穿绣花丝履。氓庶的履，是一种小履，以麻制成，或以草制成，它是穷苦人穿的鞋。舄，是履下有木底的鞋。屐，木制，下有两木齿，形状与现今日本木屐相似。但以帛为面的叫做帛屐。《续汉书·五行志》载：“延熹中，京师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彩作丝。”这说明贵者之屐，以五彩丝做鞋面，以彩画绣木屐。
脚穿的袜，有布帛、皮革、绢纱制作的数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绢袜，是为袜中的精品。在秦汉时期，有进门脱履的习俗。在屋内，多穿袜行坐于席上，民间燕居、上殿朝会，都是如此。能赐允剑、履上殿，算是一种殊荣。然而，南方溽热潮湿，屋中室外均有不着鞋、袜的习俗。
身上的佩饰，有带——革带或丝带；有绶囊，系于腰带之上；有刚卯，又称双卯，多有铭文，佩戴为着消避疾疫；香囊，为妇女佩戴之物。
饮食。两汉都市市民日常饮食，种类繁多。饮，有酒，也有浆。酒，不仅是先秦重要的饮料，也是两汉喜爱的饮料。其时，社会饮酒之风盛行。宫廷宴饮之会，酒是众爱之酌。汉高祖刘邦过沛，“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36]。这类史例不胜枚举。文武百官，也常宴饮。《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这个史例不仅说明西汉初纵酒成风，而且说曹参以饮酒作为其治政的一种手段。武将更以饮酒为乐。
《后汉书·马武传》载：“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文人亦饮，卢植能饮酒一石，郑玄能饮酒一斛。男子饮酒，女子也饮酒，《后汉书·刘玄传》载：“更始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怒。”其时，娶妻生子，会客宴友，礼天祭祖等，“有礼之会，无酒不行”。除酒之外，浆也是饮料。浆，为两汉的重要饮料。浆是用米粉或面粉调水热制而成的。有专门卖浆和制浆的业户。《史记·货殖列传》载：“薛公藏于卖浆之家。”又载：“浆千儋（dàn，同“担”），此亦比千乘之家。”
食，主食的粮食有黍、稷、粟、麦、菽、粱、稻等。黍带黏性，稷不带黏性。粟即小米，又称谷子。麦有小麦、大麦等。菽是豆类的总称，包括大豆、小豆、胡豆等。粱为高粱米。稻即稻米、大米。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种植习惯和生活特点不同，不同地区的主食粮食也不同。北方和西北地区，以稷、粟、麦、粱为主食；关东地区以麦为主食，副之以黍、粟等；江南和巴蜀地区以稻米为主食。而北部边境地区则以高粱和荞麦为主食。主食中的麦，食品有麦饼、麦饭、麦粥。麦粥以其易消化，多为老人和妇孺所食。如《史记·赵世家》载赵太后“恃粥”，即食粥。他如粟、黍、稻等，可做干饭，也可做粥，其中带黏性者还可做饼。豆可做饭，但主要用做粥。豆粥易消化，营养价值高，为老年人的重要食品。汉代流行的豆粥称作甘豆羹，是用淘米水和着小豆煮成的。做干饭、做粥，常添枣、蜜等，加枣称“枣精（bèi，干粮）”，加蜜称“蜜饭”。如《御览》引《录异传》载：“袁公路年十八，常饭乳，食蜜饭。”此外，在边疆少数民族游牧地区，因其为牧猎经济，故其主食为肉，如马肉、牛肉、羊肉、乳酪等。
副食中的蔬菜，有葵、芹菜、芋头、葱、韭、瓠（hù）等。葵，先秦已有，《诗经·七月》中的“七月烹葵”可为证。《史记》中有“葵园”即种葵园圃的记载。芹菜，《吕氏春秋》有“菜之美者，云梦之芹”的载证。芋头，为山地的一种重要蔬菜，或可代主食。关中地区种芋产量甚高。葱、韭等当时不够普及，故渤海太守龚遂下令种植：“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汉书·循吏传》）榆叶，也可以做菜。蔬菜中还有芜菁、蕹（空心菜）、芥菜、笋、萝卜、菠菜、葫芦、黄瓜、豆芽、藕、蒜等。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草部所列蔬菜有苵、
、葵、䕬、蓼（liǎo）、蒩（zū）、䆽、薇、菦（qín）、䖆、苋、荤、菁、菔（fú）、蒌（lóu）、芹、芸、芰（jì）、芡、莲、藕、莕（xìng）、䓷、芜、蒜、芥、葱等，可见当时蔬菜种类之多。
副食中的鱼肉，鱼类有鲂、鲤、鲫、鳜等，海产之蟹、螺、蚌、蛤。肉类畜中的马、牛、羊、猪、狗、鸡，均充食用。但马在内地因较少而不常食用，牛是耕田主要畜力也为官府禁宰食用。六畜中最常食用的是猪、狗、鸡。在挖掘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庖厨画像砖，内有宰猪与屠狗的庖厨图。鸡是自贵族至平民的重要肉食。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大量鸡蛋，说明墓主生前喜食鸡蛋。一般市民家庭也以鸡肉和鸡蛋做菜肴待客。此外，野生动物有兽类鹿、兔、狼，禽类雉、雁、鹤、鸽、麻雀、鹌鹑等，都供肉食。但是，西汉市民食物以五谷为主，辅之以蔬菜，肉食比重很小。其时，猪肉昂贵，“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吃猪肉成为一种高级的享受。《后汉书·皇后纪》载和熹邓后仅“朝夕一肉饭而已”。做过郡吏、汲令的崔瑗好宾客、盛修肴膳，但“居常蔬食菜羹而已”[37]，平素也不吃肉。不少名臣一旦去位，也多“布衣蔬食”。
《盐铁论·散不足》中对秦汉及其前的饮食，做了载述，兹引如下：
古者谷物菜果，不时不食；鸟兽鱼鳖，不中杀不食。故徼（zhuó，生丝线）罔不入于泽，杂毛不取。今富者逐驱歼罔罝，掩捕麑鷇，耽湎沉酒铺百川。鲜羔䍮，几胎肩，皮黄口。春鹅秋鶵，冬葵温韭，浚芘（pí）蓼苏，丰荚耳菜，毛果虫貉。
古者燔（fán）黍食稗（bài），而捭（bǎi）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qí）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臑（nào）鳖脍鲤，麑卵鹑鷃橙枸，鲐（tái）鳢（lǐ）醢（hǎi）醯（xī），众物杂味。
古者庶人粝食藜藿（huò），非乡饮酒媵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陌，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古者不粥饪，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趋时，枸豚韭卵，狗䐲马朘，煎鱼切肝，羊淹鸡寒，挏（dòng）马酪酒，蹇捕胃脯，胹（éi）羔豆赐，鷇膹雁羹，臭鲍甘瓠，熟粱貊炙。
以上载记，既反映了周秦两汉饮食的变化，又载述了秦汉饮食的状况，是一份难得的资料。
室居。两汉都市市民日常室居，其陈设颇多。睡眠安身之具有床。床，多为木制，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大木床即可为物证。史载东郡太守羊茂，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亦可为史证。床上一般都铺席，席为居家必备之物。但是，穷苦之家或清贫之官，床上不设席。床上用品有枕、褥、被。枕，《说文》释：“枕，卧所以荐首也。”枕先秦已有，两汉通用。褥，有皮的，有绵的，也有丝的。褥中填绵絮，称为“重茵”。《西京杂记》载赵飞燕承其妹所赠“鸳鸯褥”，则是褥中的精丽者。被，有布被，也有锦被。平民盖布被，富贵者盖锦被。室内安身之具除床外，还有榻。榻比床小，史称八尺曰床、三尺五曰榻。小榻一人坐，大榻二人坐。榻应是沙发的原形。《后汉书·徐稚传》载：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宴饮时常设榻，如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中，男女主人各坐一榻，中设食案，边饮酒，边赏歌舞[38]。
案是室内的陈设。官吏、儒生的公堂、书房设有书案，上置文书、册籍及文房四宝。文房四宝中的笔，约创始于商。今见最早的笔是战国墓中出土的兔毫笔[39]。据《古今注》载：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汉笔的笔管用木或竹制成，笔毫多为白色兔毛。蔡邕《笔赋》载：“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剽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这就将笔的构造载述得清楚而明白。文房四宝中的墨，汉墨或为松烟墨、或为石墨。松烟墨主要产地在右扶风的隃（yú）糜（今陕西千阳）。隃糜墨为汉代墨中的精品。石墨，史载“石墨出三辅，上石价六十”。墨的形状，有丸状，也有条状，汉墓壁画中有当时墨的形绘。文房四宝中的纸，在西汉已经发明。然而，当时用纸尚不普及，书写材料主要为竹木简或帛。文房四宝中的砚，有陶砚、有玉砚、也有铁砚。用砚研墨，伏案书写，使书房充溢着书卷气氛。
此外，居室里还有灯烛、香炉等用品。烛使用较早，灯使用较晚，战国有灯则无疑。两汉之灯，制作精巧，形式各异。如羊尊灯、朱雀灯、凤鸟灯、鹰足灯、耳环灯、奁形灯、人俑灯等，其质料则有铜制、陶制、铁制、石制等之别。汉灯的佳作，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长信宫灯可为其代表。长信宫灯的形状为宫女跽坐持灯，灯盘上立双重直壁，插装两片弧形屏板为灯罩，灯盘可以转动，屏板能够开合，灯的光射可以调节，设计巧妙，造型优美。香炉，是中产以上家庭的常备之具。如博上香炉，分作九层叠列，镂以怪禽奇兽；卧褥香炉，机环旋转四周，体平置入被褥——这都是汉代能工巧匠的佳品。室内用品还有盛痰污的唾壶，盛物品的箱子——簏（lù）、箧（qiè）、笥（sì）、笈（jí）等。笈是书箱，所谓“负笈寻师”，即是背负笈及书籍寻师访友之意。
舟车。两汉都市市民代步工具，种类很多。水路交通工具主要为舟，陆路交通工具主要为车。
江河湖海的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舟船。两汉的海上交通枢纽，东为会稽郡的东冶，南为南海郡的番禺。海船所航，南至交趾，北至辽东。海上交通与陆上交通相连，《西都赋》言：“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其时舟船之行，由海至临淮，入淮水，经鸿沟，入黄河，溯河入洛水，至洛阳。再溯河而上，入渭水，经通沟大漕，至长安东郊。通过舟船（或车马），将大秦（古罗马帝国）进献的象牙、犀角、玳瑁，南洋产的珠玑等，运至长安或洛阳。运载的舟船有楼船，其船据广东德庆汉墓出土东汉陶船模型可知，它分为前、中、后三舱。前舱为头舱，作拱形篷顶，有水手二人；中舱为楼舱，作庑殿式舱，有门窗；后舱为舵楼，一人掌舵。楼船尚有更高大者，如汉武帝在昆明池中的楼船，船最高处达十余丈。一般民用船，大小不一，长沙汉墓出土的木船模型，十六枝桨，尾有舵，无楼舱。水上交通除舟船外，还有竹筏和皮筏。《后汉书·岑彭传》载：“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汛，将数万人乘枋箄（pái，大筏子）下江关。”枋，即舫。李贤注曰：“枋，以木竹为之，浮于水上。”可见这是一种以木或竹做的筏。至于皮筏，兹不举例。除木、竹、皮筏外，另有“木罂缻”。《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集解释引：“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缻以渡。’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缻以渡军。’”服虔与韦昭对“木罂缻”诠释不同。似“木罂缻”有两种：其一，以罂缻缚木作筏；其二，以木中空如罂缻作筏，二者皆可济渡。但“木罂缻”并非为城市市民之水上交通工具，故不必深论之。
两汉市民的陆上交通工具，主要是车马。车，以大小而论，有大车、小车和推车；以牵引动力而论，有马车、牛车、驴车、羊车和人力车等；以车之等级而论，有金银车（皇帝乘）、安车（皇子或官宦乘）等；以车用途而论，则有兵戎用的戎车、狩猎用的猎车、耕田用的农车等等。汉代的大车，多用牛驾车。牛车双辕，车厢呈方形。先秦贵者乘马车，庶民坐牛车。但汉初马匹较少而贵重，所以“将相或乘牛车”。商人多用牛车，如汉顺帝时，乌桓寇云中，一次截掠商人牛车千辆。东汉末，马匹减少，宫廷也用牛车，甚至汉献帝也乘坐牛车。汉代的小车，种类很多，如轺（yáo）车、轩车、辎（zī）车、軿车等，依其用途不同而别。軿车，为妇女所乘之车，《释名》载：“耕，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牛车也。”汉代的推车，又称鹿车，以其窄小仅容一鹿而得名。鹿车是人力推车，类似现今的独轮推车。这种鹿车，多为民间所乘。至于官宦出使或出巡，车驾庄重而威严，出土汉画像石提供了当时的情状。山东费县潘家畽（tuǎn）画像石，有两幅出行图。第一幅图是：前为一导骑，接着两马驾的斧车，其后为三导骑护驾，中为一辆驷马安车，使者坐其中，复有二导骑殿后。第二幅图是：前为导骑开路，其后有四车相随，中有骑从二，再后有五骑并列前行，复为驷马安车一乘，其两侧及后面有骑从伴随。上两图以安车所载使者为全图中心，余俱作陪衬，突出显宦之尊贵与权势。此外，马是两汉都市市民的一个重要的代步工具，兹略而不述。
祭祀。两汉都市居民日常祭祀，种类很多。除祭祀上帝、社稷、天地、山川、宗庙等等之外，民间之祭主要有腊祭、伏祭、灶祭等。腊祭，十二月为腊月，以牲祭祖。《说文》云：“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风俗通》曰：腊者，猎也。《礼记·月令》郑注：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所以，腊祭是远古先民佃猎的遗俗。伏祭，六月伏日，伏祭磔狗祛灾。每逢伏腊祭祀，“烹羊炰（páo或fǒu）羔，斗酒自劳”[40]。可见，伏祭与腊祭是年中和年末两个重大的民间节日。祭灶，两汉颇为盛行。《杂五行书》载：“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夜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恶。”《后汉书·阴识传》载述一个祭灶神的故事：
阴氏侯者凡四人。初，阴氏世奉管仲之祀，谓为“相君”。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这个故事说明，始于先秦的祭灶，到汉朝成为重要的祭祀。祭孔，始于汉高祖刘邦。他“行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大为提高。东汉，将孔丘与周公并称为“圣师”。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都曾行过祭孔之典。由是，后世祭孔成为一项重要的民间祭祀活动。
此外，尚有禳（ráng）灾的禊（xì）祭、求子的禖（méi）祭等。禖祭，相传殷契，母有娀（sōng）之女名简狄，为帝喾之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卵取吞之，因孕生契。由是，春分日玄鸟至，以太牢祀于郊禖。至汉武帝时，《汉书·武五子传》载：“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显然，汉代禖祭普遍化、制度化了。尔后，历代市民为求子而祭祀求子之神——禖。
教育。两汉都市市民教育，有官学，也有私学，图书也更广泛地传播。都市是当时教育的中心。两汉的都城长安、洛阳，都由官府设立太学，并设五经博士及弟子员。据《汉书·儒林传》载，西汉武帝时，正式博士弟子仅有50人，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时又增至200余人，元帝时增至千人，成帝时则达到3000人，东汉质帝时游学盛增至3万余人。在郡国都市中，也有由官府设立的官学。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兴建学官，招四郊之县子弟，作为学官弟子。到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41]。由是，两汉郡国都市，都设立官学，以布教化。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42]。从此，郡国各级都市都普遍地设学校、置经师。官学之外，私学也相当发达。都市中的私家教授，招弟子，授学业，颇具影响。据《后汉书·儒林传》所载，曹曾从欧阳歙受《尚书》，门徒3000人。牟长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魏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杜抚教授弟子千余人。周泽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甄宇习《春秋》，教授常数百人。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9000余人，死后会葬门生数千人。张玄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诸生千余人。颍容在荆州，聚徒千余人。谢该为世名儒，门徒数千百人。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16000人。由上，《儒林列传》论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jí，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综上可见两汉官私教育风气之盛；而东汉儒生授徒动辄逾千、著录逾万，盛况空前矣！
婚丧。两汉都市市民婚丧，即婚娶和丧葬，其礼俗承袭先秦之制，并具有汉代特色。婚娶和丧葬，是人生中之大事，也是家庭中之大事，还是宗族中之大事。至于皇家婚丧则是天下之大事，但它不属于市民婚丧之俗，故此节不作叙述。
婚娶的礼俗，大体上依循先秦的婚制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仪礼·士昏礼》）。纳采，就是始相采择，《仪礼·士昏礼》疏云：男父先遣媒氏，往女氏之家通解，女氏许之，乃遣使者行纳采之礼。纳采，之所以称“纳”，因始相采择，恐女家不允，故言“纳”。女家应允之后，便是问名。问名，问女氏之名族、生年、时辰。纳吉，《仪礼·士昏礼》疏云：问名之后，卜于庙，得吉兆，复遣使者往女家告以婚姻之事，于是婚定。纳征，婚定之后，男父遣使往女家纳币即送彩礼，以成定婚之礼。请期，又称告期，《仪礼·士昏礼》疏云：纳征婚定之后，婿之父乃卜其子婚期某月吉日，又派使往女家告知婚娶日期。亲迎，即迎亲、婚娶、结婚。市民的婚俗，大致按以上六礼进行。婚娶六礼，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相亲——纳采、问名；第二，定亲——纳吉、纳征；第三，成亲——请期、迎亲。婚俗六礼，只是规范而言之，施行起来，各有变通。官宦、帝王，亦未必完全依婚娶六礼行事，如亲迎一礼，皇帝大婚，不至皇后家迎亲。然而，皇帝大婚大体依婚娶六礼行之。
嫁娶侈靡之风，两汉市民甚盛。两汉社会较稳定，经济有发展，嫁娶讲排场，比阔气，厚嫁重娶之风日盛不衰。汉制规定，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上行而下效之。西汉巨富卓王孙分与其女卓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43]。一般市民婚嫁，也以侈靡相竞。婚嫁奢靡之风，使富者空减，中者破产，贫者告贷，从而成为一种“国病”。于是有的郡国下令“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44]。然而，市民嫁娶为人伦之大喜事，明令不许以酒会庆贺，似属失当。应劝禁其过度奢侈，不应令禁其酒食相会。
两汉市民婚嫁年龄，《后汉书》记载时俗为男年二十，女年十五。虽古礼称男年三十而娶，女年二十而嫁，但汉俗多尚早婚，甚有男十五而娶、女十三而嫁者。此风与宫俗有关，东汉“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45]。至于都城贵族纳小妾者不可胜计。
像先秦一样，两汉都市市民广泛地实行一夫多妻制。富贵之家，正妻之外，有小妻、小妇以及妾、媵等。时俗以多妾多媵为荣，甚至阉官亦纳妾媵。他们娶女做姬妾，深室幽闭，致其泪度青春而至白首。此外，两汉节烈观念淡薄。汉成帝将已适人张氏纳入后宫而成张美人，景帝为太子时纳已生育的金氏等，算是帝王之例。都市市民中寡妇再嫁及男子娶再嫁之妇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新寡卓文君悦司马相如其人并好其琴音而夜奔相如成婚，即是家喻户晓之例。重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则是宋代及其以后的风习。
丧葬的礼俗，大体上依循先秦的丧制，包括丧殓、墓葬和服丧之礼等。
丧殓，指发丧和入殓。人初死，发布死讯，称作发丧。族亲或出嫁女子，闻丧讯后归来奔丧；不能亲赴者，寄物凭吊。丧家对吊唁者，飨以酒肉，娱以音乐。《汉书·周勃传》“以吹箫给丧事”的记载，是为史证。人死之后，装棺入殓。棺椁之制，依照等级，差别极大。以木料而言，富贵者有楩（pián）楠，一般者桐杉，贫穷者瓦席（瓦棺或以席卷尸）。棺椁数字，亦依等级而别。棺饰有朱棺、画棺、素棺等。入殓之前，亲属招魂、哭丧；装殓之后，停灵数日待葬。
墓葬，指棺椁入土埋葬。灵柩书写死者职官与姓名。柩行，或载之以车，或抬之以肩。丧车所过，富贵者有路祭。时俗送葬者以人多为尚。葬棺的墓地，富贵者墓冢高大。汉制坟高列等：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富贵者之墓，有祠、有阙，筑神道，列石人、设石兽。墓前竖石碑，汉代颇为风行。两汉之人，盛行夫妇合葬之俗。《诗·王风·大车》：“谷（生）则异室，死则同穴。”所以，古诗《孔雀东南飞》中“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即是这种夫妇死后合葬之风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墓葬的坑穴，形制不一。有长方形墓坑，有曲尺形墓坑等。死者丧葬，汉盛厚葬。帝王厚葬，自不待说。市民厚葬，其风亦盛。史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有些人竭尽家业，以事厚葬。然而，也有主张薄葬者，如王充《薄葬篇》、杨王孙《裸葬论》是其时代之著名论篇。《汉书·杨王孙传》载：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殚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gé，同“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yóu，同“由”）是言之，焉用久客！”
杨王孙的《裸葬论》，是其时脱俗警世之高论。
娱乐。两汉都市市民节庆娱乐和日常娱乐，都丰富多彩，异常热烈。汉的节令娱乐，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夏至、冬至、腊日、正旦等。秦始皇以十月为岁首，汉高祖刘邦定秦三月为元年岁首。岁首正旦，宫廷朝贺，宴飨作乐；都市市民，举家相庆。京师百官，立春日着青衣，立夏日着赤衣，立秋日着白衣，立冬日着皂衣。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后汉书·礼仪志》）。腊日，大傩（nuó）驱疫，选十至十二岁百二十人为侲（zhèn）子，赤帻执鼗（táo），方相氏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使方相氏与十二兽傩。
汉代娱乐有角抵戏。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46]。三年后，京师居民在上林平乐馆观看角抵戏以待四夷，作“巴俞都卢、海中砀（dàng）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47]。巴俞为巴俞舞，漫衍和鱼龙为化妆成鱼龙鸟兽的舞蹈。此外，还有杂技，如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跳剑、走索、倒立以及滑稽表演和马戏等。在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东汉墓石刻壁画六十余幅，其中的“乐舞百戏图”，再现了东汉时杂技表演之盛况。图自左至右，一长须之人，在耍弄四剑五球，其右，一人头顶十字形高竿，竿上横木两端各倒悬一小儿，作空翻转状，如张衡《西京赋》所载述：“突侧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且竿顶放置圆盘，盘上一小儿用腹撑作高空旋转状。其右，乐队一组，在击罄、撞钟、吹埙、抚琴。其右，三女子走绳索，左右两女子在绳上轻盈跳跃，当中女子双手握绳倒立。它的下面在表演漫衍鱼龙舞。其右，为马戏表演，上部左右各一女子在奔驰马上做表演，或手持长戟倒立马背，或站立马背上手舞流苏长绳；下部中间为一辆三马拉动的戏车，车厢内立有长竿，竿从大鼓中贯穿，竿顶设方盘，盘上一小儿做倒立翻腾之状，车后有三人击鼓配乐。这是极为形象生动的杂技表演图，表现出汉代杂技艺术之高超水平。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按：“《不韦传》云：不韦，阳翟大贾也。其姬邯郸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献于子楚。”
[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二《秦都邑考》。(https://www.daowen.com)
[3]徐丹俍［liáng］《关中平原第一城——西安》，载阎崇年主编《中国历代都城宫苑》。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汉书·郊祭志》云：“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史记·秦始皇本纪》。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林剑鸣《秦史稿》。
[10]《三辅黄图·序》。
[11]《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秦记》。
[12]《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正义均引自《三辅旧事》，其铜人或重34万斤、或重24万斤。
[13]《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
[14]《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
[15]《中华古今注》，此类似小说家言，转引自林剑鸣等著《秦汉社会文明》。
[16]《史记·秦本纪》。
[17]《史记·秦本纪》。
[18]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
[19]《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20]《史记·项羽本纪》。
[21]《资治通鉴》卷一一。
[22]《史记·高祖本纪》。
[23]《文选》卷二。
[24]《文选》卷二。
[25]《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彪传》。
[26]顾炎武《历代名宅记》卷七。
[27]《文选》卷一。
[28]《文选》卷三。
[29]《汉书·高帝纪》。
[30]《汉书·晁错传》。
[31]刘志远《汉代市井考》，《文物》1973年第9期。
[32]《史记·货殖列传》。
[33]据《史记·货殖列传》，并参考林剑鸣等著《秦汉社会文明》。
[34]《汉书·赵广汉传》颜师古引苏林曰：“缿音项，如瓶，可受投书。”孟康曰：“筒，竹筒也，如今官受密事筒也。”
[35]《汉书》卷九〇《王温舒传》。
[36]《史记·高祖本纪》。
[37]《后汉书·崔骃（yīn）传》。
[38]《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
[39]《长沙左宗公山的战国本椁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40]《汉书》卷六六《杨敞传附子恽传》。
[41]《汉书·文翁传》。
[42]《汉书·平帝纪》。
[43]《汉书·司马相如传》。
[44]《汉书·宣帝纪》。
[45]《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
[46]《汉书·武帝本纪》。
[47]《汉书·西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