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都城汗八里
忽必烈迁鼎大都。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在13世纪崛起，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先是，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铁木真9岁，由其父带领去弘吉剌部求婚，归途中乃父被人毒死。其寡母诃额伦摘山果、挖野菜抚养子女。铁木真渐大，善骑射，勇争斗。敌部袭击诃额伦住帐，捕走铁木真，并给他戴木枷，在部众中游行，备加凌辱。铁木真于夜间逃出敌营，后联络部民，组织军队，四出征战，势力日强。金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鄂嫩河）源全蒙古贵族聚会上，被推为全蒙古之汗，号成吉思汗，意为海洋般之大汗。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帝国后，金朝使臣到蒙古宣谕新帝登位之旨，他羞辱金使与金帝，后率师攻金。蒙古太祖九年（1214年），成吉思汗率军围困中都，金宣宗纳贡求和，并将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成为其第四位妻子，蒙古兵撤围北返。翌年，蒙古军再攻中都，中都破[47]。蒙古军攻破中都之后，将府藏大量财宝席卷而献成吉思汗。蒙古军撤离中都时，纵火焚毁燕京宫殿。先此，宋使范成大见中都宫殿奢华，赋《燕宫诗》云：“他日楚人能一炬，又从焦土说阿房。”果然，项羽焚烧秦阿房宫之历史在中都重演。此后几十年间，燕京宫阙，一片废墟，荆棘成林，满目荒凉，“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金中都已残破不堪。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于军营中。后经长期汗位之争，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即汗位。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颁诏以燕京为中都，作为陪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是取《易经》“乾元”之义。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诏“改中都为大都”[48]。元从开平移鼎大都。大都，蒙古语称“汗八里”，其义为“大汗之城”。大都是元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并一度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元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蒙古军队不仅统一了中国，而且铁蹄不停，四处征战。蒙古军队所向，东至日本，南达爪哇，西陷莫斯科、进入波兰，北及大漠、外兴安岭。所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元朝政治中心的大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元大都城池宫殿。大都选址在金中都城东北，太液池琼华岛之周围。因为：中都城遭兵燹之毁，不易恢复；又临近浑河，常受洪水之害，新城址琼华岛风景秀丽，可作新宫殿基础；元都汗八里城，要成为比前代更大之都市；新都城“太液为主、宫殿为客”的总体布局，体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价值取向[49]。城址选定后，大都城的修建，从至元元年（1264年）重修琼华岛，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旧城居民迁入新城，共历时22年。大都城分为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
大城，又称外城、京城。《元史·地理志》载：“京城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城墙土筑，顶部设半圆形瓦管以排水，墙体由苇席披盖以防雨剥蚀。各城门均有雄丽之门楼，城四隅有角楼，环城挖有护城河。
皇城，在大城南部中央地区，其东墙在今南北河沿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一线，北墙在今地安门南一线，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周长约20里。皇城将宫城、太液池、兴圣宫和隆福宫包围起来，而加筑一道防御性城垣。皇城南面中门为棂星门，从棂星门至大城南面正门丽正门之间，门分三道，有千步廊。史载：“崇天门正南出周桥，棂星三门外分三道，中千步廊街出丽正门，门有三，正中惟车驾行幸郊坛则开，西一门亦不开，止东一门以通车马往来。”[50]棂星门外，布设重要中央官署，如中书省在千步廊东侧。棂星门内，有金水河穿流，中建周桥，白石栏杆，河旁植柳，林水交映，气氛森严。
宫城，在皇城之内。元大都宫城，呈“品”字形，即以太液池为中心，其东为大内，其西南为隆福宫、北为兴圣宫。这就是“太液为主、宫殿为客”的布局。元大都的大内，在皇城内南部偏东，呈长方形，周约8里。宫城有四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南为崇天门，北为厚载门。崇天门是大内正门，东西长约51米，南北深约16米，高约26米，门上有楼，左右两观，下开五门。大内之主体建筑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部以延春阁为主体。大明门内，正中为大明殿，是元帝登极、正旦、庆寿、朝会之殿堂。史载：
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十一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寝室五间，东西夹六间，后连香阁三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磶，文石甃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间金绘，饰〔以〕燕石，重陛朱阑，涂金铜飞雕冒。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前置灯漏，贮水运机，小偶人当时刻捧牌而出。木质银裹漆瓮一，金云龙蜿绕之，高一丈七尺，贮酒可五十余石。雕象酒卓一，长八尺，阔七尺二寸。玉瓮一，玉编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箜篌，咸备于前。前悬绣缘朱帘。至冬月，大殿则黄㹨皮壁幛，黑貂褥。香阁则银鼠皮壁幛，黑貂暖帐。[51]
延春阁在大明殿之北，史载：
延春阁九间，东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檐重屋，柱廊七间，广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寝殿七间，东西夹四间。后香阁一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檐，文石甃地，藉花毳（cuì）茵，檐帷咸备。白玉石重陛，朱阑，铜冒，楯（shǔn，栏杆的横木）涂金雕翔其上。阁上御榻二，柱廊中设小山屏床，皆楠木为之，而饰以金。寝殿楠木御榻，东夹紫檀御榻。壁皆张素画，飞龙舞凤。西夹事佛像。香阁楠木寝床，金缕褥，黑貂壁帐。[52]
从以上大明殿和延春阁的记载，可以看出元大内具有浓烈的蒙古草原文化生活之特征。第一，其建筑采用蒙古围帐式，即将围帐与宫殿建筑相结合。第二，正殿帝、后座位并设，是为蒙古族生活传统，也是中国其他王朝无此先例的。第三，大内正衙设诸王百官侍宴坐床，为蒙古军事民主生活之遗风。第四，御前设巨大酒瓮、备酒桌，是蒙古嗜酒生活之表现。第五，殿阁挂兽皮暖帐，殿上悬朱帘，俱是蒙古包的习俗。第六，它书所载丹陛上植草，殿阁挂绿帐，也都是蒙古绿色草原生活的映现。第七，宫殿居于客位、太液居于主位，恰说明水是蒙古游牧民族生活之中心，因有水才有草，有草才可放牧马、牛、羊，有马、牛、羊才有饮食。第八，后文要提到的万寿山，其殿覆绿瓦、山盖绿石、土植绿草、池充绿水、道种绿树，殿绿、山绿、草绿、水绿、树绿，可谓一片绿色世界，真是一幅绿色草原生活的图画。
太液池在大内之西，池中满栽芙蓉。池东西两岸之间桥梁，中间以船浮托，元帝北巡上都时，则移船而断桥。岸东的仪天殿（今团城）为太液两岸之枢纽。今团城上玉瓮亭内，放着元初制作的大型玉瓮，重约7000斤，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体形最大的传世玉器。殿北的万寿山，又称万岁山，即今琼华岛。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㪺，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由东西流入于太液池”。[53]山顶有广寒殿，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琐窗，龙绕丹楹。
隆福宫和兴圣宫在太液池之西。隆福宫靠南，围有砖墙，共开六门，主要建筑为光天殿，重檐藻井，琐窗朱阑。它有前苑，也有寝殿。该宫为皇太后和皇太子等之住所。隆福宫以北为兴圣宫，周环砖墙，也开六门，主要建筑为兴圣殿。殿后有延华殿，呈方形，十字脊，东西两殿，相互接应，前置轩间，后筑圆亭。该宫主要为妃嫔等住居之所。元顺帝时，高丽进贡美女，有一奇氏，美丽窈窕，颇受宠幸，被选为第二皇后，生育皇子，就住在兴圣宫里。
大都街坊与市易。大都街道整齐，呈棋盘形状，南北和东西各有几条大街。大街宽24步（约24米），小街宽12步（约12米）。南北大街两旁，有排水沟渠，用石板砌筑。考古发掘的石板上留着“致和元年五月□日石匠刘三”之题记，是修城中下水道匠人姓名的罕见记录。城内居民分五十坊，坊各有门，门署坊名。大都城是按《周礼·考工记》中都城方正型理论规划设计的。大都的城墙近于正方，宫城在城内南部，商市在宫城以北。太庙在宫城之东，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全城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棂星门，宫城崇天门、厚载门，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这在中国都市建筑史上是一个创举。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说：“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54]
市易的中心在宫城北、全城中心钟鼓楼一带。钟鼓楼西的海子即积水潭，是繁华的运河码头。元定鼎大都后，疏通淤塞之运河，开凿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于是江南的粮食和货物经杭州直抵大都海子。海子舳舻蔽水，附近歌楼酒肆，异常繁华。这个地带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柴草市、段子市、皮帽市、菜市、帽子市、穷汉市、鹁鸽市、鹅鸭市、珠子市、舒噜市——买卖金银珍珠宝贝、柴炭市、人市、铁器市等。[55]在省前东街有文籍市、纸劄（zhā，同“札”）市，文明门外有猪市、鱼市，翰林院东有靴市，和义门外有果市，各门皆有草市等。大都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而且是国际商业市场。其时蒙古四汗国横跨欧亚，尽管各汗国渐趋独立，但是东西方商人贸易往来不断。陆路商道：第一道，经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越钦察草原，到达伏尔河之撒莱。由此或通西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第二道，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今伊朗境），到小亚细亚。第三道，经和阗，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至波斯（今伊朗）。海路商道由杭州、苏州等往日本，由泉州、广州等南达爪哇、苏门答腊，西达印度、东非。海上贸易进口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玳瑁、象牙、犀角、珊瑚和药物等，从杭州、广州等地经驿站、漕运、海运，汇聚大都。四域富商大贾，八方珍奇异宝，陆载舟运，齐集大都。《马可·波罗行纪》载：“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大都城文化风貌。中国科学技术在元代居于世界前列，元大都则是中国科学技术中心。大都科学家郭守敬，于天文历法作出伟大贡献。所谓天文历法，一是观测，代表仪象；二是历算，代表历法。观测和历算，要有司天台即天文台。北京最早在金代设司天台，元又设置司天台，后明清司天台即在这里。郭守敬创制测量赤道坐标和地平坐标的简仪，并制造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等天文仪器。大都之圭表，圭为石制，表为铜制；表高50尺，宽2尺4寸，厚1尺2寸，石圭以上表身高36尺，表上端铸有两条蟠龙，龙半身附表侧，半身凌空擎起一根6尺长3寸粗之横梁，自梁心至表上端为4尺，自石圭上面至梁心40尺；石圭长度为128尺，宽4尺5寸，厚1尺4寸，座高2尺6寸，圭面中心和两旁均有刻度。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圭表。郭守敬主持编制的《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实际时差26秒，其准确程度与现行公历相同，但它比公历之使用早300年左右。郭守敬还测量恒星位置，测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使记录星数从传统之1464颗，增至2500颗，并编制了星表。
大都文化风貌中的宗教文化，主要为道和佛。先是金代道士王重阳创立全真道。其弟子丘处机，入穴居住，乞食度日，行携一蓑，精心求道，称为长春真人。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成吉思汗在阿姆河畔军帐里会见丘处机。成吉思汗和丘处机论道三日，并请其讲授长生不老之术。丘处机鉴于蒙古骑兵之杀掠，讲述了治国和养生之道：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深契其言，赐号“神仙”，掌管天下道教。两年后，成吉思汗命丘处机住持今北京西便门外道观太极宫（今白云观）。正月十九日是丘处机的生日，后这一天被称为“燕九节”。是日，人们来此会神仙，祭真人，车马喧嚣，络绎不绝：“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至夕阳落山，才人影散乱。元帝不仅重道，而且重佛。元宣政院所辖宫寺达360所，其中著名者如大天寿万宁寺和大圣寿万安寺。后者，忽必烈建大都时，在今阜成门内路北，历时八载，建成覆钵式喇嘛塔，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参与设计。元帝崇佛，异常突出。皇帝、后妃、诸王、公主，都因崇佛而向其顶礼膜拜。僧侣享有特权：民众殴打佛僧者，断其手；詈骂佛僧者，断其舌。元帝崇佛的一例是“游皇城”。
“游皇城”，始自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以帝师八思巴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并悬挂以泥金书写梵文之素缎，以镇伏邪魔，护安国利。尔后每年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之佛事。拨伞鼓手120人，殿后军甲马500人，杂用500人，360坛共用执抬舁（yú）、钹鼓僧13680人，金门大社120队，教坊司乐鼓400人，兴和署妓女杂扮队戏150人、杂把戏男女150人，各色细乐三队凡324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锦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聚观。”[56]是日，倾国出动：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总督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西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十五日，恭奉伞盖于宝舆，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会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墙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元帝以及后妃在至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伞盖还宫，置于御榻之上。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此之谓“游皇城”。
中外文化的交往。外国的科学家、工艺家、医生和传教士等成批地来到大都，中国的学者、官员和僧侣等也大量地从大都去往世界各地，大都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在亚洲，高丽（朝鲜）同元朝关系密切。元仁宗赠给高丽4300多册宋秘阁珍籍。两国商人和僧人也各将本国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高丽纸运到大都，很受士大夫的喜爱。大都的国子监里，有高丽的留学生在研习。程朱理学在元初传入高丽。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高丽人安珦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后白颐正从大都带回多种程朱理学著作，也在太学讲授。高丽又刊行朱熹的《四书集注》。皇庆元年（1312年），高丽诗人李希贤来大都，长期居住，与赵孟頫等交往甚密。宫廷中也有高丽妃嫔和宫女。日本商人和僧人等来到大都，将大都的书籍、绘画、书法传入日本，特别是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对日本影响很大。至于东南亚，交趾、缅甸、暹罗的使臣至大都纳贡，并作文化交流。此外，忽必烈还遣使至印度，派使臣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求佛牙，求得佛牙、佛发等奉还大都。
西亚、中亚地区，蒙古军西征后形成窝阔台（蒙古迤西一带）、察合台（中亚一带）、伊儿（西亚一带）汗国，他们虽各自独立，都奉元帝为大汗。这就为大都同上述地域文化交流提供了文化环境。中国的匠师等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及其使用方法西传，并经阿拉伯传入欧洲，阿拉伯的医学和天文学等也传到大都。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大都，带来天文仪器和回回历法。忽必烈曾一度颁行这种历法。札马鲁丁不仅担任管理天文历法的回回司天监长官，而且制造七种西域仪象，即：咱秃哈刺吉（浑天仪）、咱秃朔八台（周天星曜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春秋分晷影堂）、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冬夏至晷影堂）、苦来亦撒麻（浑天图）、兀速都儿刺不（昼夜时刻仪）和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元史·天文志》载：
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在大都秘书监里，有大量回回书籍充库，其中多数是阿拉伯学者关于历法、仪器制造和医药学等方面之著作。回回医学在大都颇负盛名。元廷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其创建者是叙利亚人爱薛。大食人也黑迭儿和尼泊尔人阿尼哥长期生活在大都，并为大都城市之设计、建造，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在非洲，《马可·波罗行纪》载述，元初宫廷有埃及地方之人，被忽必烈派往福州，授民以制糖技术。同书又载，忽必烈派使臣往东非马达加斯加岛。使臣返回大都，向元世祖奏报所行之奇闻。元末到过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美好国家旅行者的欢乐》书中，对大都作了生动的描述。
在欧洲，欧洲的教士、使臣、商人和旅行家，涌向东方，来至大都。元朝的教士、使臣等也千里跋涉，前往欧洲。据载，大都景教（基督教一支）徒达3万人之多。大都籍景教长老骚马，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奉命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他曾抵巴格达，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又往法兰西，受到国王腓力四世接见。继往英国，会见英王爱德华。后回抵罗马，受到教皇尼古拉四世之接见。骚马西行后，教皇尼古拉派教士孟德高维诺来到大都。他在大都生活近30年，建教堂三所，用蒙古文翻译了《新约全书》，并任大都总主教，先后洗礼数千人。基督教僧侣还出入宫廷，举行宗教仪式。孟德高维诺死后，元顺帝派使团往罗马，后受到教皇别内迪克特十二世之接待。教皇遂派出一个使团东行，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使团抵上都，向顺帝献骏马，群臣争献《天马赋》。使团在大都住居三年，然后回归。还有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东游抵扬州，循运河北上，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寓居三年，后返回威尼斯。鄂多立克在其书中，对大都的万岁山和太液池都作了记述。当然，鄂多立克之同乡马可·波罗及其行纪，更是蜚声世界。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5岁随乃父和叔父东行，经历长途艰辛，来到大都，在元朝留居17年，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应伊儿汗国之请求，将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汗之使臣护送公主西行。他护送之任完成后，返抵威尼斯。根据他的口述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他在旅途中和在元朝居留期间之见闻，尤对大都备加赞扬。马可·波罗之东行及其行纪之传播，扩大了欧洲人对中国、对大都之了解，从而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盛事。
【注释】
[1]《宋史·地理一》。
[2]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一。
[3]据《汴京遗迹志》卷一二《汴京九帝纪年》所载列表。
[4]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七。
[5]《东京梦华录注》卷二《御街》。
[6]《东京梦华录注》卷二《东南楼街巷》。
[7]洪迈《夷坚志》卷二九《善谑诗词》。
[8]《东京梦华录注》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
[9]廖莹中《江行杂录》，《东京梦华录注》卷三。
[10]《东京梦华录注》卷二《朱雀门外街巷》。
[11]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
[12]据《宋史·高宗本纪》。但是，《宋史·地理一》载：“建炎三年闰八月，高宗自建康如临安，以州治为行宫。”
[13]《宋史》卷二九《高宗本纪六》。
[14]参见《南宋京城杭州》。
[15]《梦粱录》卷一三《天晓诸人出市》。
[16]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〇。(https://www.daowen.com)
[17]《宋史·夏国传上》。
[18]弘治《宁夏新志》卷一。
[19]汪一鸣、许成《西夏都城兴庆府——银川》，载阎崇年主编《中国历代都城宫苑》。
[20]《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
[21]汪一鸣《西北夏都——银川》，载阎崇年等编《中国历史名都》。
[22]《辽史·太宗本纪下》。
[23]《辽史·营卫志上》。
[24]《辽史·地理四》。
[25]《契丹国志》卷二二。
[26]徐自强主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前言》。
[27]阎文儒等《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文物》1982年第6期。
[28]《辽史·道宗本纪》。
[29]《辽史·礼志六》。
[30]《乙巳奉使行程录》，转引自陈高华著《元大都》。
[31]《金史·海陵本纪》。
[32]北京在金称大兴府之始，《金史·地理志·中都路》载为贞元元年。但元好问《续夷坚志》载贞元二年改永安府名为大兴府。故《金史·地理志》注曰：“则此当作‘贞元元年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为是。”见《金史》卷二四《地理上》校勘记。
[33]《金史·地理上·中都路》载：中都“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由是，金中都有十二门与十三门两说。
[34]《金史·五行志》。
[35]《金史·礼志二》。
[36]《金史·世宗本纪中》。
[37]《中州集·同乐园诗》，转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二九。
[38]《金史·刑志》。
[39]《陵川集》，见《日下旧闻考》卷二九。
[40]《金史·选举一》。
[41]《金史·选举一》。
[42]《金史·选举一》。
[43]《金史·后妃传》。
[44]《日下旧闻考》卷二九。
[45]即《董解元西厢记》。
[46]《金史·章宗本纪一》。
[47]《金史·宣宗本纪上》。
[48]《元史·世祖本纪四》。
[49]阎崇年《论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载《禁城营缮纪》。
[50]《析津志》，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
[5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
[5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
[5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
[54]《马可·波罗行纪》中册，沙海昂注、冯承钧译。
[55]《析津志辑佚》，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
[56]《日下旧闻考》卷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