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民人生活风尚
北京作为明清的大都市，其居民的成分，在明代与清代有着很大的不同：明代主要是民人，清代则是既有旗人、又有民人。旗人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统称作八旗，其旗下属人称为旗人。同旗人相区别的是民人，就是除旗人之外的汉人、回人等。前文已述，清代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旗人住内城、民人住外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以外的地区。由于清初施行的六大弊政——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和督捕逃人，这对于京师民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住居外城民人，剃发与易服，首罹其难。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令“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89]汉人受两千多年儒家伦理影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视剃发为大不孝。但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头与发即生与死之选择上，大多数人还是“留头”而“剃发”。所以，京城民人男子便仿效满人习俗，剃掉头顶前部之发，而在脑后垂下一条长辫子。同样，住在南城的民人纷纷仿照满人服俗，男子穿起长袍马褂，女子则穿起旗袍。可惜女人缠足没有效法满人妇女，致使缠足又延续了近三百年。
住居外城民人，圈地与占房，最受其苦。圈地虽在乡村，却殃及京师民人。城里民人在郊外有土地者，尽失田产。时户部派遣满官会同有司、员役等，进至村庄，相度田亩，以两骏前后，持部颁绳索，圈定四周，其中房田，悉皆占有，这就是“跑马占田”——纯属野蛮的土地掠夺。占房就在城里，强令原在内城居住的民人，搬迁到外城居住。清军进占北京后，睿亲王多尔衮令尽圈内城房屋，分给八旗居住；尽驱内城民人，迁往南城居住。时住居内城民人，“限期既迫，妇孺惊惶，扶老携幼，无可栖止，惨不可言”。魏象枢上疏言此悲苦之状：
南城块土，地狭人稠，今且以五城之民居之。赁买者，苦于无房；拆盖者，苦于无地。嗟此穷民，一廛莫必，将携妻孥于何处乎？[90]
由是，京师民人，全迁南城，斯悲斯苦，莫可言状！
住居外城民人，投充与捕逃，身受其害。投充是指民人投到旗下充做仆役，有强逼者、也有自愿者，有贫寒者、也有富厚者。有的投充者，一入旗下，借主权势，任意挟诈：或指称妻女在某家寄居，或妄称田财在某处坐落。于是，藉着其主子的势力，强行夺取良家妻女、田财，据为己有，害人太甚。捕逃是指奴仆不堪凌辱而逃亡，数月之间，几至数万，官府下令督捕逃人。清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严申隐匿满洲逃人从重治罪：
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91]
其时实行“保甲法”，十家为一甲，设甲长；百家为一总甲，设总甲；互相联保，彼此连坐。隐匿逃人，罪至杀头；其左邻右舍，罪至流放。更有甚者，诬控某户窝逃，将其户主正法，并其财产抄没。(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在外城居住的民人与在内城居住的旗人，他们的住宅都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形式，也是北京旗、民住宅建筑形式。因它四面有房屋，当中有庭院，所以叫做四合院。它有大有小，有雅有俗，但一般按中轴线对称布置，前院有大门、影壁、屏门和临街避而不开窗户的倒座。往里是二门——多数建成垂花门。二门内即是内院，院的北面为正房，两侧有厢房，并有回廊联通东西厢房与正房。小型四合院只有一进院落，中型四合院有二进院或三进院，大型四合院还有东西跨院。达官贵人家四合院的正房、厢房带前后檐廊，院中堆山叠石，凿池架桥，点缀花木。每当丽日和风、明月中天时，小院笼罩在树影花荫之下，诗画意境，格外幽静。有的另辟旁院，开角门，有水井。
在外城的四合院里，住居着官宦、文士、商贾和工匠等。他们主要分布在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门以外的地区。
正阳门外闹市区。早在元大都时，都市的建设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规制，朝廷在前，市场在后。市场分布在积水潭和钟鼓楼一带。到明永乐帝迁都燕京后，逐渐形成“前市后朝”之格局。其原因主要是，元大都漕运码头在积水潭，其时帆樯蔽水，百货山积，这一带自然成为繁华的商业区。明初，积水潭淤缩，漕运终点码头在正阳门以东，年航漕船多至万艘，运粮多达五百万石。清初，“旗民分城居住”，内城旗人弓马为本、不务生计，他们买东西要到外城，内城不许演戏，而购物、娱乐也要到外城。这样正阳门外便成为京师最繁华、最热闹的市区。清乾隆以后，正阳门棋盘街到大栅栏一带，店铺林立，招幌繁多，摊商小贩，蜂攒蚁聚，酒楼茶肆，鳞次栉比，四域八方，百货云集，顾客如织，摩肩接踵。六必居、都一处、内联陞、同陞和、瑞蚨祥、同仁堂等老字号，牌匾相望，誉扬四海。其中的同仁堂，聚川、粤、云、贵之精英，制丸、散、膏、丹之秘密，上及宫廷，下惠平民。在乾隆以后，前门外市场不仅有日用百货、茶叶瓷器、绫罗绸缎、珠宝玉器等，而且有洋货——《乾隆南巡图》长卷中正阳门外有挂“洋货”的“市招”可为例证。洋货中有洋布、哔叽、洋绉、洋药和三针表等。正阳门以南，果子市、煤市街、粮食店、肉市、刷子市、珠宝市、鲜鱼口、帽卷、布巷、荷包巷、豆腐巷等，从这些街巷的名称，也映现着其商业繁盛之景象。
在正阳门外，雅文化与俗文化竞相争妍。在明后期，戏班从王侯府第走进剧场，今广和剧场前身——查（茶）楼已经建成。到清初，清代两部杰出剧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在北京脱稿并上演，备受欢迎，轰动一时。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因在康熙帝的佟皇后丧期内演唱《长生殿》，其作者洪昇被革去国子监生，后离京归里，酒醉落水而死。《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在北京做国子监博士。他写成书生侯方域和秦淮歌妓李香君爱情故事的《桃花扇》，在正阳门外茶楼演出时，岁无虚日，座无虚席。至清中叶后，北京又兴起京剧，名角如云，流派纷呈，旧传剧目有“三千八百出”之多，百花竞艳，盛极一时。与雅文化斗妍的俗文化，集中在天桥一带：卖唱的，说书的，抖空竹的，摔跤的，演双簧的，拉洋片的，踩钢丝的，钻火圈的，耍猴的……光怪陆离，千姿百态。
崇文门外工艺区。此处离漕运码头较近，随船往来运输的货物，多在这一地区吞吐和集散。崇文门有税关，门内往西有会同四译馆。于是，崇文门外一带成为北京手工艺制作集中的区域。在特种手工艺中，景泰蓝为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品，因明景泰年间（1450～1456）的产品极为精美而得名。它端庄典雅，雍容华贵，始由宫廷造办处制作，后来民间也有制作。清道光年间，北京的景泰蓝开始作为商品出口。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北京景泰蓝参加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获得一等奖。其他工艺品如雕漆、玉器、牙雕、刻瓷、绢花、花灯、绒花、烟火、泥人、剪纸、风筝等，种类繁多，工艺精细，质朴传神，绚丽多彩。
宣武门外文化区。在宣武门外以及正阳门外，布散着“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92]的会馆。北京的会馆始于明永乐迁鼎燕京之后，按名索义，同科举会试攸关。《闽中会馆志序》云：“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至万历时，会馆日增：“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93]到清乾隆以后，“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及至道光，“京师为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省，且正阳、崇文、宣武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94]。于是形成省有省馆、府有郡馆、县有县馆之局面。到清末，北京大小会馆约有400座。会馆先是应会试之馆，后商人建会馆，手工匠师建会馆。如《旧京琐记》载：“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颇严，凡属徒工，皆有会馆。”这恐怕是清末民初之情况。总之，京师会馆以大类而言，有行业会馆、同乡会馆。在宣武门外会馆中著名者，当推湖广会馆。湖广会馆坐落在虎坊桥西南隅，创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为京师名人荟萃之地。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秋到北京，先后五次莅临湖广会馆。[95]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湖广会馆缘此而更名著于中华史册。
在宣武门外，雅文化与俗文化相得益彰。宣武门外的琉璃厂，附近会馆林立。四域八方来京会试的举子，多僦（jiù，租赁）居会馆。他们在会试后放榜前，常出入琉璃厂，搜求古籍，观赏文物。时图书馆之制未行，文人士子，索求书籍，讨诸厂肆。清乾隆以后，文风大盛，渐成喧市，琉璃厂已隐然为文化之中心，形成饮誉中外的琉璃厂文化街。明、清文人名士杨继盛、顾炎武、朱彝尊、王渔洋、孙星衍等，皆以琉璃厂地既幽静，又有书肆，故僦居于附近之舍。诗云：“传闻誉树初，渔洋细诗屋。屋圮藤半枯，典宅几营筑。”即雅述此趣。与雅文化相辉映的俗文化，厂甸是其一个缩影。琉璃厂的厂甸，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都有“庙会”，俗称“逛厂甸”。官员文士，四城居民，或骑马，或坐车，夫携子，妻抱女，涌向厂甸，人流如潮。人们边逛边买，目不暇接——大糖葫芦，大挂山楂，江米面人，双响空竹，扑扑噔儿，锡制刀戟，五彩风车……
厂甸南，有牛街。牛街地区，早先石榴树很多，称作榴街。辽初大食人来到燕京，住在榴街。因其信奉伊斯兰教，吃牛羊肉，后谐音叫做牛街。清初“旗民分城居住”，原散居在内城的回民，多迁居于牛街。所以，牛街成为北京回民最集中的社区。牛街的回民，多以餐饮小吃为业，小本经营，勤俭精细，促进了宣外地区经济的发展。牛街有北京最大的清真寺，相传始建于辽代，后屡经兴修，成为北京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寺的礼拜殿，宽敞、庄重、肃穆、华严，可容上千人同时做礼拜。这里是牛街回民宗教生活的主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