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的媒介特征与形成机制
（一）实物类标识的媒介特征与形成机制
1.跨越时间的视觉标识
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将传播媒介分为两类：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35]时间偏向型的媒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媒介的时间束缚，从而得以在历史中延续；而空间偏向型的媒介则在突破空间束缚上占据一定优势，可以在同一时间维度内克服空间的阻碍。显然，实物类标识作为一种媒介，其偏向性属于前者。
我国古代墓葬中出土的契刻骨片以及保留至今的印加帝国结绳记事的奇普，它们所传递的都是非常久远的信息，但却能为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所得知。因为骨片与结绳都具有明显的时间偏向性，虽然与石块和骨片比，结绳突破时间束缚的能力相对较弱，但相对于稍纵即逝的口语，使用实物标识来记事，能大大提升信息的保存能力。
与口语的另一显著差别表现在实物标识乃是一种视觉符号标识。相对于听觉符号，它占据一定的空间，以一定的实物形式表现出来。通常，这些实物都呈现出天然易得的特点，无论是石子、木块还是绳子，都是自然界随处可见之物，未经加工或只进行简单的加工。其所采用的造符方式，比如契刻与打结，也是人人都可为的方式，因此具有较高的使用性。对于口语来说，这些实物标识大多并不具有约定俗成的含义与符号系统，所以其释义也更加具有主观性。
2.形成机制
如同没有人能说清楚口语是如何产生的一样，人类是何时何地开始使用实物标识的，我们也无从溯源。但考古发掘证明，距今数万年前，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已分别开始使用一定的实物标识，可见实物标识的使用并非某种突然的发明，而是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的形成，人类组织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从采集、狩猎到饲养、种植，人类的生产活动在不断丰富。随着交往的增多与生产生活的发展，人类记忆能力的有限和不足成为日益凸显的问题。无论是与人的约定还是时令的变换，是庄稼的收成还是作战的功绩，人们要记的东西越来越多。于是，原始人类将抽象的信息转化为具象的物品或符号，作为一种记忆的辅助。同时，实物标识相对于口语乃是一种视觉符号，对信息的传达和提取更为形象直接，当语言不通时，也被用以表情达意。
经济活动的发展也使得实物标识变得越发重要和普遍。古罗马人用来计算的小卵石，我国古代用于计算的算筹，它们的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计算工具与人类日渐发展起来的经济活动相适应。经济活动不仅生发了对计算的需求，对“确定性”的要求也较高，然而口语稍纵即逝，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与不稳定性，人与人之间的口头约定往往容易被遗忘和更改，可信度不足。于是，作为契约凭证的实物标识由此也发展起来。
3.局限
作为时间偏向型媒介，实物标识往往需要通过占据一定的空间来实现对时间的超越。“信息的传递如果不是即时的，那么它就需要一定的空间来记录和保存。”[36]为了在时间维度上延续，实物标识付出了空间成本。木刻与结绳无一例外占用着空间，当达到一定数量时，会造成不小的空间压力，且难以避免磨损与遗失。
除了需要付出空间成本外，实物标识的制作也比较烦琐。结绳的编制需要时间，在木头和骨头上契刻也需要花费功夫。然而与所耗费的功夫相比，其所能够表达的意思又实在有限。
实物标识虽然被用来记录与传递信息，但却并非语言。费希尔称，“结绳记事并不包含书写，它只是一种记忆的提示。绳结的目的是用来沟通，但它们并不是在一个耐磨的平面之上人工书写的字形符号，而且它们也不是结构严密的语言。”[37]实物标识在使用时，通常需要借助记忆术。与文字符号的约定俗成不同，实物标识大多没有固定的意义，而是根据使用者自身的记忆方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破译印加人结绳记事的奇普，其问题正在于“每位结绳记事者编制基（奇）普时使用各自不同的颜色、绳结形状和细绳排序。只有编制基（奇）普的本人才能说出道道来。”[38]因此，实物标识通常作为个人或群体记事的工具，其传播也往往局限在具有相同解读方式的小范围内。
（二）信号类标识的媒介特征与形成机制
1.媒介偏向与视听特性
所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无论是烽燧、旗帜还是金鼓、木铎，它们的特点都在于“遥”，使用目的都是为了能让处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获得某一信息。它们使得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空间的束缚，传向人声所不能及之处，因此在媒介偏向上属于空间偏向型媒介。
由于人类目之所及、耳之所闻能力有限，位于都城的人无法望到边疆的烽火，因此有时不得不在空间上进行传递与接续，从而造成时间的损耗，这也正反映出媒介对空间的突破要以一定时间为成本，跨越的空间越远，所要消耗的时间成本也越高。
烽燧、旗帜与金鼓、木铎虽从媒介偏向来说，都属于空间偏向型媒介，但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差别，前者作为一种信号标识，主要依靠人的视觉进行识别，而后者则需要利用人的听觉。视觉信号标识想要被人看到，必须没有外物遮挡，通常情况下是使标识的位置足够高，比如烟可以升至高空，旗也通常被置于高处，但即便如此，仍然可能存在无法传播的情况，比如恶劣的天气会影响烟的上升，从不同的角度，旗帜可能会被遮挡等。同时，视觉信号标识在唤起人们注意上也逊于听觉信号标识。人的视野是有限的，很可能会忽略掉特定的标识，即使是烽火，也须有专人日夜守望着。但听觉类信号标识则具有一定的空间穿透能力，可让人在不见声源时即可获得声音信息。不过，相较于视觉信号标识，听觉信号标识更难以保存，声音通常只延续很短的时间，其所传递的信号没有任何实物形式，因此在战争中常常旗鼓同用，使视听觉信号同时发挥作用以弥补彼此的不足。
2.形成机制
正如计算机的发明一开始是用于军事一样，古代发明的很多信息传递方式也是为军事服务的，信号类标识大多与战争和国防相关。
战争是一种古老的人类组织活动，《淮南子·兵略训》有“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认为战争源于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与物质匮乏之间的矛盾。此外，关于战争起源，历来还有游戏说、天性说等多种说法。无论源出于何，战争并非个人行为，而需要一定的组织与统一协作，从古代留下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一系列兵书也可看出战略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限于特定的传播环境，口语信息很难被传递和接收，且过于烦琐，于是能够适应战争环境的传播方式——各种信号标识便开始广泛应用于战争。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上古时期，战争已具相当的规模，史书中有关于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详细记载，表明鼓与旗帜已经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实物类标识不同，信号类标识的传播范围更广，因此相对于人际传播而言，信号类标识更多被用来传递需要“周知”的信息。随着人类组织规模的壮大，统治与管理的需求日益提升，在口语传播范围有限，管理机构人员也有限的双重限制下，信号标识被统治阶层利用，以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效果。
3.局限
信号标识的传播有着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尽管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空间的束缚，但从实际传播效果上看，传播距离仍然有限，要想传递边疆的军情，不得不使用多座烽火台相继传递。而金鼓、木铎尽管比人声传播得更远，却也仅能抵达一定范围内的人，且随着距离的变远，其声音便减小，信息的保真度下降。
其次，信号标识在传播时需要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其使用范围十分有限。为了宣布政教法令，古代帝王专设遒人这一职务“以木铎徇于路”；而烽燧的燃放也必定消耗众多燃料与人力，唐代每一烽燧配备的人数“少则六人，多者至九人，约为六至九人之间”[39]，还要储备“柴藁、木柴、牛羊粪，每岁秋季前戍卒烽子别采艾藁、茎叶、苇条、草等相杂‘为放烟之薪’”[40]，且烽火台的筑建等也是耗时耗力的工程，因此，这样的传播仅用于紧急的军事国防以及官方施令等，所传递的信息也多为军情、战时讯号与国家政令，无法为民间所用。可见，在日常传播中，此类信号标识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并且，与此类信号标识的传播耗费相比，其传递的意义却十分有限而模糊。通常情况下，此类信号标识的意义需要提前约定。比如击鼓为进，鸣金为退，若不提前告知，兵士便无法理解鼓声与钲声的不同意义。同样的，烽燧既可用来警示敌情，又可用来报平安，若不知不同数量与种类烽火的具体含义，也无法得知其中所包含的信息。而旗语则更加复杂，不仅是不同图案与颜色，就连挥舞的不同方式也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在军事实践中，这样的特性可以被用来保密，但就日常传播而言，却是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