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与人类文明
（一）从蒙昧走向文明
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时代，早在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音节清晰的语言便已产生，而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则开启了文明时代。在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向文明时代迈进中，人类的交流范围日益扩大，传播内容日益丰富。同时，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的人类，已掌握了制造弓箭等器具、制陶、种植谷物、饲养家畜等技术。虽然与文明时代人们创造的丰富璀璨的文明成果相比，这些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人类文明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人类的发明与创造，都是在累积了足够的经验后，逐渐产生的。文明时代的文明成果，“是在此以前的野蛮阶段的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也大量地吸取了野蛮阶段这方面的成就。文明人的成就虽然卓越伟大，却远远不能使人类在野蛮阶段所完成的事业失色”。摩尔根充分肯定了野蛮阶段的人创造的文明要素，并认为“从相对重要性而言，他们的成就超过了后人的一切事业”[41]。
1.文明的细流
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人类文明的大海，源于生产生活实践中经验的一点点累积。在文字时代到来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发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生产能力下，不断寻求着自身的生存与繁衍，而协作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恩格斯说：“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42]人类以群居的方式进行分工与协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寻求生存与发展，而交流协作则离不开媒介的作用。
为了交流信息，原始人们发展出了简单的手语以及口语等方式，但其缺点却显而易见：无论是手语还是口语，其信息载体都是使用它们的人。人的实践日益丰富与多样，但记忆却极其有限，现有的媒介都无法将人类经验记录下来，以在时间维度中延续。于是，在文字产生之前，一些可被保存下来的实物类标识承担起了这一任务，它们被用作辅助记忆的符号，成为承载着某种经验的标识。这加速了人类经验的积累速度，也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标识在其中，尤其是在文字产生之前，无疑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它的应用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活动中，标识被用于记数和计算，它的应用与生产力的进步、私有财产的产生紧密相关，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相互的作用力。一方面，经济活动对计算产生了需求，标识于是被赋予这样的功能；另一方面，标识的应用与发展方便了人们的记数和计算，商品交换于是日益频繁，商业更加发达。而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的信用关系出现，于是除了计算，标识也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信用凭证。
标识与国家的产生发展也密切相关。从氏族部落到国家产生，人类组织的规模在迅速变大，在缺少大众传媒，甚至信息传播范围极其有限的时期，如何维系规模远大于氏族部落的共同体，施布政令，防御外敌，都向辐射范围更大的传播媒介提出了迫切需求。信号类标识正回应了这一需求，被应用于政令施布与国防军事之中。由于其具有突破空间的特性，在文字产生之后，这样的信号标识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继续发展甚至形成复杂的符号体系，直到电气时代的到来。
2.历史的百科全书
对现代人来说，那些穿越千年甚至万年的标识，不仅是人类祖先智慧的结晶，而且是我们了解远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宝贵材料。人类或许用口语传递了大量的信息，创造了丰富的神话与歌谣，但这些终究随着个体的消逝而无迹可寻。然而那些契刻在兽骨与石块上的线条、陶片上的标记，却一直保留至今。
我们或许无法准确解读骨片石块上的契刻以及陶器上的符号，但它们却向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展示了丰富的远古风貌。相信随着时间的延展和科学的进步，人类对于这些标识进行识别和读取的能力会不断增强，这部历史的百科全书终将向以后的人们传递更为翔实而有趣的大量信息。
（二）文字时代的到来
文字的产生是媒介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然而这飞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从口语到文字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1.从听觉到视觉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在没有文字的部落文化中，“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生活来安排，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43]。相对于口语而言，文字较为偏向人类的视觉感官，对于传递获取信息主要靠听觉的原始人类来说，想要一下子发展出主要依靠视觉的表意符号是不现实的。从听觉到视觉的转变中，标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符物和印痕语标的制作和使用促进了手和眼睛的协调，为细腻的肌肉动作技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符木尤其符物开启了视觉偏向，而视觉偏向是一切书面标记的特征。”[44]标识是人类以视觉方式传播和存取信息的重要尝试，标识的使用使人们不再单纯依靠口语，而开始学会识别和运用标识，建立标识与意义之间的人为联系。在口语传播中，由于原始人类已经发展出了共同的语言，因此通过听觉获取的声音信息与意义之间并不存在识别困难，而对视觉符号的使用与解读，人类才刚刚起步。视觉标识成为人们将所见与意义之间建立人为联系的开始，直至文字的产生。
2.从标识到文字
“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的——它们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45]文字作为一种新媒介也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人们开始从大自然中寻找和制作实物标识时，便开启了视觉符号与记忆或者说意义建立联系的过程，而长期以来在口语环境中的视听平衡也自此被打破。
意义与符号之间联系的建立是一个过程。起初，人们以一件物品，可以是一块小石子或一个小木棒代替一头牛，所使用的仅仅是数量上的对应。而当人们会用绳结的大小区分事情的缓急时，便进一步将事物的特点与标识的特点联系起来。此后，一些更为复杂的图画或画符出现在中国史前时代的陶器兽骨上，出现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巴尔干半岛的陶器和黏土制品上，出现在诸多地区的岩壁上。这些符号脱离了物品的形态，而在二维平面上呈现，脱离了契刻的单一线条形式而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形象。最开始，可能是具体的图画，而随着人们使用的增多，更具抽象意味的画符更常为人们所使用，这些画符已开始逐步具备抽象符号特征，也正因其抽象，其所代表的意义现今大多已不可考。但这样的变化表明原始人类抽象能力的提升，也为文字的产生创造了日益适合的感知环境。随后，由图画向文字的演变速度大大加快，画符逐渐发展为用于书写的象形表意符号。
这些象形表意符号又经历了相当大程度的简化和抽象化，于是，在大约五六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出现了。苏美尔人用芦苇做成笔尖呈三角形的笔，在湿泥板上进行书写，由于笔尖的形状，写出的线条大多呈三角形，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完成了从图形符号到文字的转变，并迅速发展成熟，它不仅可以指具体的人和事物，还可以通过特定的组合，表示抽象事物。
在人类走向有文字记载的文明的过程中，标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实现了对口语的突破，它伴随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并在长期的变化发展中，为文字的诞生做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施拉姆说：“当时的人把文字的发明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回头看来，那的确是惊天动地的大事。”[46]不管是理所当然，还是惊天动地，在人类传播进入文字时代之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艰辛的尝试。
[1] 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00.
[2] 博耶.数学史［M］.秦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5.
[3] 玉时阶.瑶族文化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87.
[4] 玉时阶.瑶族文化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87.
[5] 龚友徳.原始信息文化：少数民族记事表意方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17.
[6]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81.
[7] 蔡天新.数学与人类文明［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4.
[8]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M］//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2.
[9] LACOVARA P.The world of Ancient Egypt：a daily life encyclopedia［M］.Westport：Greenwood，2016：105.
[10] 刘文龙.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7.(https://www.daowen.com)
[11]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391.
[12]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M］//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7.
[13] 龚友徳.原始信息文化：少数民族记事表意方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51.
[14] 龚友徳.原始信息文化：少数民族记事表意方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55.
[15] URTON G.Signs of the Inka Khipu［M］.Asti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3：1.
[16] 李怀国.世界上古文明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38.
[17] 费希尔.书写的历史［M］.李华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6.
[18] 皮寇弗.数学之书［M］.陈以礼，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5.
[19] 斯图尔特.数学的故事［M］.熊斌，汪晓勤，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4.
[20]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J］.考古，1976（6）：376.
[21] 龚友徳.原始信息文化：少数民族记事表意方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60.
[22] 吕思勉.中国文字小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15.
[23] 斯图尔特.数学的故事［M］.熊斌，汪晓勤，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5.
[24] 姚淦铭.汉字文化思维［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2.
[25]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65.
[26]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9：287.
[27] 吕思勉.中国文字小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15.
[28] 李梵.汉字简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26.
[29] 荷马.伊利亚特［M］.陈中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32.
[30] 闵大洪.传播科技纵横［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17.
[31] 让纳内.西方媒介史［M］.段慧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15.
[32] 格雷克.信息简史［M］.高博，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3.
[33] 格雷克.信息简史［M］.高博，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9.
[34] 陈彤旭.比较传媒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126.
[35] 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6.
[36] 崔林.媒介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5.
[37] 费希尔.书写的历史［M］.李华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6.
[38] 萨默维尔.印卡帝国［M］.郝名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90.
[39] 程喜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201.
[40] 程喜林.汉唐烽堠制度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97.
[41]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0.
[42]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1月12—17日）［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4.
[4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3.
[44] 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5.
[45] 菲德勒.认识新媒介：媒介形态变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6] 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