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媒介特征与局限
（一）文字的媒介特性
口语使得人们可以即时有效地传递丰富的信息，但其稍纵即逝的特性使得信息只能实时传递而无法保留，标识与岩画使得信息获得了穿越时间的能力，但其所能表达的信息往往过于简单或模糊。直到文字系统的出现，人类才第一次获得了准确地记载大量信息的能力，借助于不同的书写介质，人类的记忆得以在时间的长河中保留。
1.穿越时空的信息
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时空偏向性，而文字的时空偏向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依附的载体。如上文所述，文字的书写需要借助一定的介质，书写材料不同，其时空偏向性也有所差异。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前，文字更偏向时间型媒介，造纸术和印刷术产生后，特别是电报产生后，文字才真正打破了空间的桎梏。但对于发明文字的古人来说，其记录信息的功能远大于传递信息的功能。
不同的文字载体赋予文字不同的突破时间束缚的能力。如石头，由于极为坚固，不易磨损和腐烂，因此具有较高的突破时间束缚的能力，可以历久流传。青铜器和晒干的泥板也肩负着穿越时间保留文字信息的需求。为了让书写材料更耐久，人们也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加工，比如将土烧制成陶器，或用火将湿润的竹子炙烤干，以此来增加书写材料的硬度或避免腐朽，以尽可能长久保留。对文字的研究离不开当今考古发掘出土的诸多文物，正是由于石头、陶器、泥板和甲骨等载体使得文字具有极强的突破时间的能力，我们才得以在数千年后一睹原始文字的神秘面容。
由于文字书写的载体具有一定的可移动性，因此也使得文字具有一定的突破空间的能力。随着石头、青铜器、陶器等较为庞大、难以移动的书写载体被更为轻便的纸张等介质所取代，人们开始通过信件跨越地理空间，传递信息，甚至还为了能够长途传递信息，组织起庞大的邮驿系统。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使得书籍成为信息和知识流通的方式。电报产生后，文字开始真正打破空间的阻碍。时至今日，电子和数字技术使得文字可以一刻不停地在全球范围内即时传递。
2.人类声音的图画
与口语不同，文字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存在的。伏尔泰称其为“人类声音的图画”，这一方面表现出文字与口语有着特定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文字视觉符号的特征。
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文字和口语有着紧密的联系。一种文字的产生总是以某种口语为基础，视觉符号的文字可以被转化为相对应的听觉符号，因此，布龙菲尔德称文字为“代表某些言语形式的看得见的记号”[26]。但文字与口语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文字系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一种文字可以被不同的语言所使用，比如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不仅可以书写苏美尔语，还为阿卡德人所使用，来书写阿卡德语；中国的汉字也被韩国、日本等国家用来书写自己的语言。
文字不同于口语的听觉符号，同时与图画和视觉标识这类视觉符号也有着显著差异。首先，文字往往是一个符号系统，其丰富的能指几乎可以用来记录全部的口语，不仅可以记录事物还能表达较为抽象的概念。相较之下，图画和视觉标识能够记录的内容则极为有限，大多情况下被用来记录具体的事物与场景，难以表达不具备视觉形象的抽象概念。同时，文字具有规范性与准确性，特定的文字符号所表达的意义是明确的，而图画和视觉标识虽直观，但其表达的意义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无法准确解读。
（二）文字的局限
1.载体局限
文字需书写于一定的载体上，不同载体需要占据大小不一的空间，移动能力有限，同时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进行载体的制作与书写。
古人用以书写的石碑、泥板，使得信息可以较大限度突破时间的束缚，历经数千年保留至今，但其对时间的超越却占用了巨大空间。古代中国人使用的甲骨和竹简，与其所能记载的有限信息相比，载体的体积同样过于庞大。古人用“学富五车”“汗牛充栋”来形容学识渊博、藏书很多，文字媒介对空间的占用可见一斑。
再者，文字跨越空间的能力在近代社会到来之前都非常有限。石碑与泥板都体积较大，过于笨重，不易移动或传递信息。以贝希斯敦石刻为例，1835年英国人劳林逊发现了该石刻，但由于石壁难以移动，他只好“在小道上沿着铭文一步一步地挪动双脚，仔细地临摹下每个字符”[27]。直到1847年，贝希斯敦铭文才被全部临摹完毕。
纸张的发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文字媒介占用空间过大的问题，使得书信成为人们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但其历经时间考验的能力却远远不及石碑与泥板。因此，对于文字媒介来说，其便携性与耐久性，即突破空间与突破时间的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此消彼长的矛盾之中。
同时，文字载体的制作与书写工序大多较为复杂。刻在石碑上的字，由于石壁坚硬，通常需要具备专门技艺的石匠进行刻写，需耗费大量时间。苏美尔人的泥板和中国的甲骨、竹简，从取材到加工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同样耗时耗力。
2.符号局限
文字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同于图画的直观，即使是表意的象形文字，从最初的图像经历了一定的简化与规范后，也很难被直接识别出其所表示的意义。保罗·莱文森指出，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都具有书面传播共有的特征：“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延伸都以极大地牺牲对世界的重现为代价（象形文字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比拼音文字稍好）。”[28]文字作为符号，其与意义之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而不再是一种重现。
因此，文字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还源于它的符号特性。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字系统，不同文字系统的人无法读取其他文字的信息。正如语言的差异一样，文字的差异也成为人们之间交流的障碍。
为了突破这一阻碍，实现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汲取不同民族以文字形式保留的宝贵经验，人们做了大量努力。文字翻译作为不同文字系统之间实现理解与交流的途径，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着重要作用。我国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的事迹广为流传，其主要成就不单单在于远赴西域取得经书，更在于他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译出众多佛教经典，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不同文字系统带来的交流阻碍外，文字作为符号系统，与其所指代的事物是分离的，且二者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正如现代符号学之父索绪尔所言，“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29]这虽然使得人们可以将所传达的复杂信息浓缩于简单的文字符号之中，带来信息传达的自由与简便，但另一方面，也因此“文字信号对所指对象信息的传递便不可那么具体鲜活”，“文字更长于抽象和概括，它需要依靠信息接受者的经验和想象来完成对信息的复原”[30]。因此，相对于口语面对面的传播，文字的传播由于其抽象概括，缺乏相应情景，可能造成基于情境的歧义或信息损耗。
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口语传播不仅依靠语言符号，还很大程度地依赖于非语言符号。“如果我们把语言符号比作人的意识，那么非语言符号就恰似人的潜意识——一为露在海面的冰山一角，一为藏于海中的冰山主体。”[31]可见，非语言符号在人际传播中所传递的信息往往大于语言符号。文字在替代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时，非语言符号往往被省去或无法表现，从而造成非语言符号信息的损耗。
3.文字与权力
文字不仅使得事情与其实际发生的环境相分离，还“粉碎了文化传播的统一性——文字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有能力阅读，并有能力接触到珍稀手稿的少部分人的专有领域”[32]。文字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需要经过后天的学习，且与语言的自然习得不同，文字的学习往往需要通过专门的训练，这意味着并非人人都有机会掌握文字书写的能力。尤其在文字诞生之初的古代社会，对文字书写的掌握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在巴比伦或亚述王朝的亚述城，掌握楔形文字书写技能的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有时，他们比不识字的朝臣甚至国王本人，还来得更有权力”，这也充分表明“学会写字可以带来权力，日后，学习书写这门技术和有关的知识甚至成为一种特权——换言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33]。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古代埃及。古埃及象形文字需要记忆的符号众多，纷繁复杂，书写者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然而一旦掌握了文字的书写，就拥有了文字赋予的权力，这正是本章开始时提到的情形。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古埃及，“书写者构成了一个有权势的社会集团。由于拥有书写技能，他们的权势有时竟与法老不相上下”[34]。
文字代表着话语，而掌握了文字书写的特殊阶层，实际上通过垄断文字垄断了话语权。伊尼斯指出，古埃及书写之神和主要的神祇关系密切便是抄书人对宗教影响的一个表现，从而进一步将文字的垄断、宗教与帝国发展联系起来，指出“埃及帝国之所以受到局限，原因之一就是其宗教制度太富有刚性；这个僵化的体制又受到知识垄断的支持，它的文字太复杂了”[35]。可见，文字作为特权阶级的垄断物，有着影响宗教甚至整个帝国的能力。文字与权力的密切关系，意味着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字只是特定阶级的专有领域，与普通平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