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字与文明
（一）文字开启文明时代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之一，而且也是最明确的一个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字与文明是相互依存的。盖尔布指出，文字只存在于文明里，文明不能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存在。[36]五大古文明中，都有着文字的身影，它们是各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被不同文明的其他方面所塑造。流传至今各异的古文字，仍是打开不同古文明之门的宝贵钥匙。
文字的产生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也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人类文明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肯定了人类社会“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37]，文字的出现使得历史的记载与流传成为可能。人类的生产生活经验得以在记录的基础上不断叠加，知识随信息载体的扩大而迅速增长，人类社会也因此不断换档提速。施拉姆指出：
文字使人能在地球上传递信息，传递的范围超过说话人所到之处，超过烽火、旗帜或纪念碑能被看见的距离，也超过鼓声所能传递的距离。文字为后世保存大事或商定的事情，使人能够存储那些经验，而不用费力去记忆。于是，人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加工当下的信息，未雨绸缪，而且，他们在必要时改变生活方式的能力就大大加速发展了。[38]
文字在空间和时间上实现了对口语的突破，也最终完成了听觉标识和视觉标识所未竟的事业。其记录与传递信息的能力，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与交流方式。记忆工具的产生，一方面使人类对记忆术的依赖降低，从而可以更多地关注和处理当下的信息；另一方面，人类的认知从当下拓展到过去，正如雅斯贝斯所言，“意识、回忆和精神收获的传递使人类不再只是当代人”[39]。文字的记录功能在将人们的记忆从时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强调了时间的观念，从而促进了人类历史意识的发展与延续。
文字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文明的发展在空间地域上表现为一定范围的扩张，在权力上则呈现集中的趋势。而正是由于文字的使用，使得大规模的社会管理与控制成为可能，制度思想得以规范，从而能够维系疆域辽阔的帝国统治。文字对政府管理能力的加强表现在对税收和法律等制度的掌控之上，“政府的内部管理有赖于一个有效的税收体系和法律规章制度。二者都要求有书面的记录”[40]。因此，传统部落的习惯法逐渐开始为具有确定性的文字写就的成文法所取代。书面记录便利了信息的储存与读取，从而构建出复杂的管理体系。也正因如此，文字与权力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系，文字成为特权阶级的专属。而反之，作为一种技艺，掌握了文字的书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
文字从诞生之初就具有神秘的色彩，古埃及的“圣书体”这一名称中包含有“神圣的”含义，其与宗教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字的普及显然有益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也可以更有效地促进集权行政管理的发展，而对于那些以‘经’为基础的宗教来说，经卷的出现更引发了许多重大的宗教运动和变革。”[41]控制着宗教的阶层通过文字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的解释权，提升了自身地位，而随着文字的发展，当这一记述和解释的工具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时，相应的垄断也随之瓦解。社会阶层和结构的变迁虽然是多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但文字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运用文字维系庞大的管理体系是通过加强文化一致实现的，在同一文字系统中，交流变得容易而频繁，从而有助于某种特定文化的形成。麦克卢汉指出，“文明以文字为基础，因为文字是使文化一致的加工过程”[42]。春秋战国，诸侯混战，而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国家，令“车同轨，书同文”，采用小篆为规范的文字，从而避免了不同地区文字走向分歧的演化趋势。自秦以来，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也历经战乱割据与朝代更迭，但统一始终是主流。汉字虽然在历史中不断发展演变，但时至今日仍是中国的官方文字。我国各地方言众多，一些持不同方言的人或许很难听懂彼此的方言，但却都使用相同的汉字字符体系。
（二）文字演变与文明分期
文字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文明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以及文字自身的发展要求而不断演变的。一些文字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被其他文明的文字替代而消亡，一些则发展为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沉默千余年再次被发现时，都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破译，诸多学者呕心沥血才终使其意义重现，而古印度的印章文字则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文字的变化程度可见一斑。文字的变化时时刻刻在发生，或许是缓慢的演进，也可能是突然的变革。
文字诞生之初具有象形的特点，无论是苏美尔人最初的文字还是中国的甲骨文，实质上都是象形的，然而在发展历程中，却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逐渐走向简化，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线形书写，简化笔画，象形字和符号的数量也逐渐减少，直到所有的图形符号都变成语音单位。楔形文字成为表音文字，语音完全代替了形象。而中国的甲骨文，后虽历经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不同字形的变化，却始终维持着表意文字的特质。
文字不是永续的，它可能随着文明的消亡而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产生最早的楔形字，随着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公元前330年）而消亡了。至于古埃及的圣书字则早在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人征服后，因埃及变成了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圣书字失去了它的存在条件而告终。惟独汉字，自产生之日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成熟，延续使用至今。”[43]正是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给了汉字沿用至今所必需的土壤。
文字的演变往往有着复杂的动因。书写文字所使用的工具和载体会对文字的演变产生影响。“潮湿的泥板上刻字比较困难，象形文字因而消失。约定俗成的符号和程式化的楔形文字模式随之产生。和黏土刻写相关的硬笔应运而生。”[44]苏美尔人的文字之所以由产生之初的象形逐步形成成熟的楔形文字，与其书写所使用的具有三角形笔尖的芦苇笔和书写载体泥板密切相关。不同的语言也影响着文字，特别是表音文字的演进。阿卡德人入侵苏美尔后，使用其楔形文字来书写阿卡德语。然而阿卡德语与苏美尔语实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苏美尔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词尾没有曲折变化；而阿卡德语则主要是多音节词，词尾多曲折变化。如此，在使用楔形文字书写阿卡德语时，阿卡德语的簿记员“只使用了十分之一的词符，但是却用了两倍多的音节图标和限定符号”[45]。
这些对文字演进的影响往往是渐进的、自发性的，但有时文字演进也会经历一些人为的、突然的变革。战争或灾害带来文明的覆灭，一些文明所使用的文字有时会被埋进历史的尘埃中，或被强制禁用，被新的统治者带来的新文字所取代。文明的延续也可能受到统治者的强制命令，秦始皇下令统一文字，古代中国的文字才开始向着统一的方向演进。
文字随文明进程演变，其演变也会影响文明的进程。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46]。麦克高希则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以一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术的引入为开端的，他把五千多年的世界文明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表意文字阶段的文明、始于字母文字的文明、始于欧洲印刷术的文明、始于电子通信技术的文明、始于计算机技术的第五个阶段的文明。[47]
字母文字的产生，看似只是文字演变的成果，但却开启了世界文明史的第二个阶段。洛根将字母表称为“发明之母”，认为字母表“促进了西方抽象、逻辑、系统的思维”[48]，从而使西方走上了与东方截然不同的文明之路。因此，文字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演变有时甚至开启了文明的不同分期。而不同的文明，其差异也可从其所使用文字上挖掘一二。
（三）文字与文明差异
东西方的文字在发展中逐渐走向不同的道路。公元前两千纪的前半叶，字母表滥觞于西奈和迦南[49]，其后不断传播和演化，“原始迦南字母表演化为腓尼基字母表和原始阿拉伯字母表，然后又产生新的后裔，即原始字母表的后代”[50]。后来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表进行改造，希腊字母表遂成为一切欧洲字母表的基础。索绪尔将世界文字分为两大类：表意体系的文字和表音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文明所使用的表音文字不同，汉字则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在欧洲文字逐渐演化为字母文字的过程中，中国文字却始终保持着其始于象形文字的特征，在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相继湮没于历史之中，不再为人们所使用时，中国的汉字却流传使用至今，未演变为纯粹的表音文字。历经千年，其文字形态虽发生变化，但并未产生完全不可识读的差异，很多旧的文字形态至今仍作为艺术形式存在于书法艺术之中。
文字与文明的差异息息相关。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和探讨的焦点，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进行了一连串发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51]
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自其产生以来就被持续地讨论。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洛根从文字开始探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虽然中国人技术上占优势，但为什么科学发祥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呢？因为字母表、典章化法律、一神教和逻辑都是西方特有文化要素，它们都是在西方形成的，它们为抽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52]东西方所使用文字的不同，在他看来，成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甚至不同发展命运的重要因素。
字母文字中作为视觉符号的字母往往数量较少，比如英文中有26个字母。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其字符数量众多，常用的汉字有数千个。相较于直观而具体的汉字，表音的拼音文字则更多表现为抽象的特征。文字作为表现思维的符号，其特征也反之对人类思维产生影响。正如同两种文字，中国逻辑建立在类比和归纳之上，而西方则以匹配和演绎为基础。这一文字差异所发展出的种种思维和文化的差异，在洛根看来，正是造成中国古代科技进步而现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中国古代发达的是非抽象的实用科学，而近代科学则是抽象的理论科学。
我们无法断言文字是东西方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但文字在不同文明的演进中确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文字是维系统一和文明延续不可或缺的要素。与西方不同，中国至今仍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偶被外族统治，但最终也多融合于中华文明之中。如鲜卑族入主中原后，推行汉化措施，说汉语、改汉姓、采用汉字。正如梁启超所言，“我国文字，行之数千年，所以糅合种种异分子之国民而统一之者，最有力焉。今各省方言，以千百计，其能维系之使为一国民而不分裂者，以其不同言语而犹同文字也。”[53]
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和重视统一的思想，对于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来说或许难以理解。麦克卢汉指出，“许多世纪以来对会意文字的使用，并没有威胁中国天衣无缝的家族网络和微妙细腻的部落结构。相反，今日在非洲，只需一代人使用拼音文字——正如2，000年前在高卢时一样——至少就足以初步把个人从部落网络中脱离出来。这一事实与拼音文字书写的词的内容无关，它是人的听觉经验和视觉经验突然分裂的结果”。[54]拼音文字的抽象与分解，造就的是对个体与独立的注重，促使西方世界产生对个人主义的追求。
无论是古代中国所使用的表意文字还是西方逐渐普及的拼音文字，文字时代所带来的重大变革已是毋庸置疑的，文字的产生为文化和思想的繁荣做了重要准备。此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55]，雅斯贝斯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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