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提出与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诸侯割据、战乱频仍，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相伴的却是思想上的空前活跃。孔子、老子、墨子等诸子蜂起，形成儒家、道家、墨家等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史称百家争鸣。孔子终其一生主张仁政与礼治，他开创了儒家学派，秉承着有教无类的理念，培育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老子用朴素的辩证法探究万物的本源与规律，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墨子在兼并战争频繁爆发的社会中高呼“兼爱”“非攻”，反对战争，提倡平等博爱。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用自己的“最强大脑”点亮智慧之光，这些思想在漫漫历史中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并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时至今日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在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也或早或晚地出现了对文明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是《奥义书》和佛陀的时代，13部经典的《奥义书》创作于此期间，它们记载了不同僧侣学派对《梵书》的深奥注解、不同的哲学家和圣人们对自我的探索以及灵性的深奥知识，“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2]。近公元前5世纪末时，来自释迦国的乔达摩·悉达多剃去须发出家，成为一名隐修者，然而通过当时流行的禅修和苦行却无法获得觉悟，于是他放弃苦行，并在不久后开悟成为“佛陀”，此后说法教化，佛教由是发展起来。而在中东，从阿摩司和以赛亚的预言到耶利米的预言再到“以赛亚第二”，先知纷纷涌现于此时期。
这个时期的希腊，圣人与哲学家如云。戏剧创作硕果累累，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横空出世，用笔写就着悲剧的光辉，净化着人们的情感。对世界本质的探讨层见叠出，泰勒斯声称万物源于水，赫拉克利特则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毕达哥拉斯将一切的构成归为数，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却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思维和理性在这一时期的古希腊熠熠生辉，苏格拉底闪着睿智的目光要人们“认识你自己”，亚里士多德终其一生追寻真理与知识，实践着“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不只是文学与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科学也在古希腊结出辉煌的成果。
实际上，对“轴心时代”这一独特文明阶段的关注并非始于雅斯贝斯，早在1856年，拉索尔克斯在其《历史哲学新探》中就写道：
公元前600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乔达摩·释遨牟尼、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们、罗马的努马王，以及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和埃利亚人的首批哲学家，全都作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而几乎同时出现，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3]
他肯定了世界几大地区在大约同时期涌现出众多哲人与改革者的独特性，但却未进一步探求“不可能是偶然”的背后原因。
诸多中国学者也曾将目光聚焦于这个特殊的时期，王国维把中国的这一时期概括为“能动时代”，他说：
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4]
而先于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理论发表的1949年，闻一多在1943年就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
人类进化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差不多在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约略同时产生……
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的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5]
闻一多也注意到了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这四个不同地区民族在精神创造上的同时性，但相比而言，他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文学方面，未涵盖哲学与宗教的整个精神领域。(https://www.daowen.com)
从现象层面而言，轴心时代可谓是世界精神觉醒的一个奇迹。在此以前，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都已产生了各自的文明，但人类自我意识尚未被发现，精神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之中。
伯恩斯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指出了这一特殊的现象：“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个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的基础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6]
虽然不同文明的精神觉醒所侧重的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总体状态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共同特征，雅斯贝斯将这个时代的新特点归纳为：
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7]
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后，人类的反思能力似乎突然间觉醒，思想和意识的力量被发掘，“交流”不再仅限于物质所需，而被拓展到精神领域。人类开始探寻世界的本原和自我的限度，开始运用思想与理智去确立规则与目标。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理智与感受，夹杂着探讨、说服和精神冲突，从而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轴心时代的精神火花并非昙花一现，直至今日，它们仍是人类哲思与宗教的源头。
轴心时代的思想觉醒虽然在不同的地区发生，但这些地区却表现出明显的“轴心时代”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周王室衰微，诸侯群雄纷争，战乱频仍，各国都在竞争中渴求强大，各种改革、变法连接不断；而在希腊与近东，小国与城邦林立，不同城邦之间也经常发生斗争与冲突；彼时的印度，也有许多邦国与城市。与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古老文明相比，冲突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活力。
至于轴心时代的先贤圣哲们，观其人生，离不开游历的主题。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推行仁政。除了孔子，庄子、孟子、韩非子等都曾游历各国，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为了学习、宣扬自己的思想以及寻求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往往四处游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并非坐而论道，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被诬告处死后逃离雅典，游历了埃及、北非的昔勒尼、意大利岛南部的城市塔林敦和西西里岛的城邦叙拉古等多地。在印度，佛陀的一生都在四处云游，修行与游历是寻求开悟的重要方式。
同时，无一例外，这些先贤圣哲们都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在当时的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谋略与治国思想对争霸战争的胜利与国家的强盛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统治者们往往渴求人才，礼贤下士。即使孔子主张的“仁政”并不符合争霸战争的需求，也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尊重，国君们往往对孔子敬而不用。在希腊，知识广博的人受到尊敬和赞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有着众多的学生，哲学家在社会中有着较高的声誉，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甚至认为应该由哲学家来统治和管理国家。而亚历山大帝国的开创者亚历山大大帝，其老师正是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印度，诸多“隐修者”是印度精神追求的核心人物，他们研修知识也实践修行，被当作圣者，受人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在轴心时代都已进入著述的时代，文字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后，不再仅仅被用于经济活动或占卜凶吉，读书写字的能力从统治特权阶级逐渐扩大，文字被用来创作文学作品与记录思想。于是，这一时期，诞生了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光辉的伟大作品，如古希腊的戏剧作品、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在中国，众多由本人或其门徒写就的，记录诸子思想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如记叙了孔子言行思想的《论语》、墨家思想的《墨子》和道家思想的《庄子》等。而在印度，人们对宇宙真理和“梵”与“我”的探求，也被记录于《奥义书》之中，从而得以流传。
轴心时代随着各个轴心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帝国而结束。中国的秦始皇通过征服战争，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印度的月护王旃陀罗笈多创立了孔雀王朝，阿育王统一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和今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孔雀王朝成为第一个基本统一印度的政权。而在西方，出现了疆域辽阔却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和繁荣强盛的罗马帝国。
不过，轴心时代的精神却从未中断与其后历史的联系，那些轴心时代率先迸发出智慧光芒的先贤圣哲们，也成为后人学习和崇拜的典范。“时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8]轴心时代的创造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精神成果，凯伦·阿姆斯特朗认为，“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轴心时代是在知识、心理、哲学和宗教变革方面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之一。直至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方大变革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历史阶段可与之相提并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