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社会形态
人类精神的首次觉醒几乎同时集中出现在几大区域绝非巧合，它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经历了古代文明的长期积淀，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轴心期国家在社会形态上出现了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对于唤醒沉寂的思想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铁器的使用
公元前6世纪以后，在希腊、印度、中国这三个古文明地区，铁器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器的使用使得轴心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明显进步。
轴心时代的古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使生产力提高，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剩余产品增加。而定居农业与生产力提高产生的剩余粮食，为自身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专门人才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管仲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而这其中，士阶层的出现为中国轴心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费孝通称“士”阶级为文字造下的阶级，彼时“文献却不是大家可以得到的，文字也不是大家都识的。规范、传统、文字结合了之后，社会上才有知道标准规范知识的特殊人物，称之为君子，为士，为读书人，为知识分子都可以”。[10]而正是这个阶层的出现与不断壮大，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争鸣。处于乱世的人开始思考宇宙人生，开始构想社会的理想状态。
在古印度的列国时代，铁器使用普遍，农业生产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的提高，水稻的种植相当普遍；畜牧业仍然比较受重视，手工业分工更加专门化，佛经中提到的手工业匠人就有18种之多，例如木匠、锻工、皮匠、画匠、织工、象牙工、宝石匠，等等。至公元前6世纪，在北印度，特别是恒河的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批大城市，这里既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也是各种手工作坊的集中地。商业在各城市的市场进行，城市之间有商路连接。[11]
希腊经济的发展则有所不同，希腊山峦重重，找不到可供发展大规模农业的大片肥沃土壤，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要的地缘政治基础，但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大大促进了航海、商业与贸易的发展。这种不断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最终被认为是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高度发展的有力杠杆。[12]古希腊城邦经济种类繁多、部门齐全，大体上分为采矿业、农牧业和地产业等。造船业是古希腊城邦经济中比较发达的行业，由此带来了发达的航海贸易和强大的海军实力。雅典城邦的制陶业同样也很发达，制陶业属于手工业的一种，手工业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呈现出了新的变化，行业门类变得更多、更有组织，也更加专门化。城邦手工业品增加，剩余产品积累增多，促进了交换的发展，商业成为重要的部门。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和新商路的开辟，促使国际贸易关系不断发展，使古希腊日益成为欧洲商业贸易中心。[13]商业的发展使得工商业阶层实力日益壮大，也带来了重公平、法则和个体的观念，为古希腊精神的觉醒创造了条件。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工与阶级的分化。人类利用铁器发展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他们带来了剩余粮食，而粮食的剩余则允许一部分人摆脱繁重的农业劳动，可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驳陈相“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时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可见，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成为被统治阶级，生产粮食养活统治阶级，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则可不从事农耕，专心治理国家、探索真理。
同时，经济的发展和铁制兵器的使用，也扩大了古代战争的规模。生产力的提升满足了征服战争的需要，不仅仅由于铁器等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直接带来了军备武器的发展进化，还体现在以剩余粮食为基础产生的社会分工中出现了职业军人。“通过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专制的专门人才。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14]而拥有更先进武器和更强大军队的城邦或国家，还不是在征服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一切，当军事竞争关系到国之存亡而备受重视时，战略战术、合纵连横等谋略和思想层面的东西便显得尤为重要。
生产力的提升与古代战争规模的扩大，都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活动的区域和范围，进而开阔了人类了解、观察客观世界的视野。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人们受制于自然，往往通过采集狩猎以维持生存。而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走向农耕与定居，与自然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由依赖转向开发与改造。手工业发展起来，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商业成为社会中的重要行业。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也使得土地成为重要的资源，统治阶级为了开疆拓土，各城邦国家彼此征战不断。这些都促使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这种认识既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即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区别以及人的本性，也包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
（二）政治分裂的时代
轴心时代的各个地区在社会政治形态上也存在着相似的特点。这一时期，罕见统一的大帝国，而是共同存在着诸多小国小城。政治总体上处于分裂的时代，局部的战争与繁荣并存，各国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正处于城邦社会当中。城邦的形成是古希腊各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邦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的独立与经济上的自由发展，是城市经济与村落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实体。在古希腊雅典，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氏族组织日益受到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典历次改革不断削弱原有的氏族制度，逐步建立起以地域为单位的公民集体。雅典经济社会生活的这些变化导致一系列政治变革，从传说中的提修斯改革，经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历经数百年的不断演进，逐步建立起城邦公民政体。[15](https://www.daowen.com)
列国时代的印度大陆上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并存，即存在16个国家，“除少数是共和国外，绝大多数是君主国。共和国中实行的有些大概是寡头政治，有些可能是君主制”。这同样是古印度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佛教正产生于此时。故从佛经的记载看，某些所谓的共和制也不过是“数相集合讲议政事”，“君臣上下和顺”，“奉法晓不违礼度”，能否称为真正的共和国都是疑问。[16]伴随着古印度列国时代的社会动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种新思潮和新宗教像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
轴心时代的中国，同样出现了列国纷争的局面。此时正值西周王室衰落、井田制崩溃、分封制瓦解的阶段，出现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传统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及其神圣性，这就促使当时的思想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传统的意义所在，并寻求新的解释。
与早期的氏族部落相比，小国小邦开始逐渐淡化人们的血缘宗族联系，“约公元前800年代以后的世纪中，血缘关系在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削弱或解体的过程”[17]，人们的交往不再仅仅限于血缘组织之内，而是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广泛联系。但同时，相对于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小国城邦的力量又往往不足以形成禁锢。在这种分裂的局面下，人们却获得了难得的自由，既开始摆脱血缘关系的天然束缚，又不受统一的强大力量的禁锢。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周王室衰微，分封制遭到破坏，为了加强地方管理，诸侯国君往往设置非世袭制的“郡”“县”官员。在印度，早期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血缘关系也开始在部落逐渐发展为国家的过程中被淡化。在希腊，氏族部落发展为城邦。城邦成为构建理想政治的单位，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18]。可见，在三个地区，地域组织的国家与城邦都开始取代血缘组织的氏族部落，这一改变解放了人自身，也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随着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形式逐渐削弱，以及政治分裂、诸国并立，阶级间和地域间的流动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在中国，作为历史上大分裂的时期，阶层间的流动障碍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被打破，兼并战争形成了统治者对人才与治国方略的渴求，于是思想成为唯一的标准，出身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如弦高以商人而却秦师，吕不韦以大贾而为秦相，则商人已干政矣”[19]。养士之风盛行，上层权贵往往礼贤下士，不拘一格网罗人才。在这一状况下，诸多来自各个阶层的思想家与谋略家凭借自己的理论游说于诸国之间，渴望施展政治抱负。官职也不再仅仅由出身世袭而来，《左传·哀公二年》载“克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佛教不分出身种姓地收容各阶层弟子，“人们一入僧伽组织，其出身所属种姓似乎也不再强调了”[20]。同时，诸国并立使沙门们可以自由游历，“不统一，权力不集中意味着脱离寡头控制权的解放，使学术思想自由化成为可能。它使哲学家们能够独立于政府之外，因为假如发现一个政府不合口味，他们用不着留在它的疆域之内，他们可以迁移”[21]。在古希腊，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财富为人们所追捧，传统世袭贵族的权力逐渐没落，梭伦改革不再按出身而按财产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财产多寡不同的等级，其政治权利也有所不同。这一改革扩大了民主势力，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彼时的希腊，城邦之间的斗争时有发生，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与社会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发了思想的活力。
（三）精神觉醒的萌芽
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组织形式变迁相伴的，是人类精神的觉醒。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对自然的依赖程度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是人类的第一要义，人尚未能认识到自身的独特之处。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改造自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探索自然与自身，尤其是开始探索自我内心，以及业已改变的客观社会，原始崇拜开始发展为哲学与宗教。
原始社会，人类仍处于蒙昧时代，泰勒指出“万物有灵”是处在人类最低阶段的部族的特点[22]，即认为每种生物都有灵魂。正由于此，原初人们不强调动物与人之间的分别，甚至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区别也是微弱的。比如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图腾崇拜，“在图腾崇拜下，一个人类的部落与一种动物类，结合在一种给予他们一个共同生命的社会的和仪式的整体之中”[23]。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精神也逐渐开始觉醒，重要的表现即人对自身的发现。
在古代中国夏商时期，人们常通过占卜的方式来预测凶吉，指示行动。传说商汤灭夏后，大旱五年，汤于是命人占卜，得出需燎人祀天，即将活人放在柴堆上烧以祭上天，于是决定以身祭天，其诚意感动上天，终降下大雨。传说或许并不完全属实，但可见鬼神在人们的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人们通过占卜沟通鬼神，以祭祀的方式求取神灵眷顾，有时甚至以人为牺牲。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却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论语·先进》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此时人的存在与价值已经开始为人自身所认识与肯定。
在古希腊，原始氏族社会诞生了丰富多彩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后世看来是充满想象力和浪漫色彩的文学与艺术作品，然而在当时，却是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古希腊人的神话体系中，神祇众多，各司其职，而对神的崇拜和祭祀，也是古希腊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希腊人常把诸多功绩或尚无法解释的事物归于神，他们对神的崇拜以及对人神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也就是轴心时代开始的前夕，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窥见，虽然神仍具有绝对的力量，如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和人的命运，但人文主义已开始彰显，人的尊严与价值得到肯定。而第一次实现由神为中心到由人为中心的转变则正是轴心时代，公元前5世纪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公元前3世纪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古代印度，对人的发现体现在其祭祀仪式的变化上。早期吠陀时代，祭祀仪式被看作可以沟通人神，仪式的执行与其结果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祭祀仪式往往极其烦琐，甚至采取马祭、人祭等杀生祭祀的方式，而执行祭祀仪式的祭司“婆罗门”也因此享有重要的地位。而轴心时代前夕，祭祀已有简化的趋势，“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一个祭典的外在执行过程，而是它的内在意义”。同时，相比之前《吠陀》中多为教义、祭祀仪式等方面的记载，轴心时代早期的《奥义书》中，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已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色彩，“《奥义书》的焦点是阿特曼（atman），即自我，与梵同一”，这种转变标志着“崇拜者不再将其注意力指向外在于自身的迪弗，他转向了内心”[24]。
从血缘氏族部落到国家城邦的变化，也使得原有的宗族血缘纽带难以维系，社会伦理秩序亟待建立与完善，以适应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工商业的兴盛，进而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最终带来了精神领域的进步。手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对外贸易和本地贸易更加频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富人阶层，这部分人拥有大量财富，却不能掌握与其财富相适应的政治权力，所以他们就利用现有的各种方式去争取。在精神领域就表现为部分学者企图建立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希腊，工商业者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发动了大殖民运动，从而引起了社会进一步的变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望能出现可以稳定的理想国。社会越是动荡，这种在精神领域上的表现就越是强烈，成就也就越显著。
在印度，生产力的发展，使当时的中下等人通过努力经营获得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开始反抗上层等级。社会上要求权利的人越来越多，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此时，就会出现想要制衡这种动荡的力量。印度佛教的出现也是为了能摆脱已经腐朽的种姓制度，恢复最初稳定平和的状态。婆罗门教与现实社会的变迁不相适应，它就成了各种新思潮、新宗教的首要攻击目标。释迦牟尼竭力宣传“众生平等”和“生死轮回”等思想，宣传打破种姓制度、反对婆罗门压迫的思想。佛教经过阿育王的大力推广，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25]
在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物质条件。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文士，各诸侯国新兴贵族的养士风气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舞台。这些文士对宇宙万物提出种种解释，对现实变革发表不同看法，对种种时弊提出改革方案，对治国提出不同理念，必然出现观点各异的百家学说，由此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