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文字媒介的流变
相似的社会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轴心时代几个地区在几乎同一时期迎来思想觉醒的秘密，然而轴心时代的真正产生，离不开文字的发展。虽然距离苏美尔人使用最早的文字已经两千多年，但正是到了轴心时代，文字才逐渐摆脱其诞生伊始的种种限制，从极少数特权阶层的手中走向越来越多的人。尽管所用文字不同，但这一时期，几大地区的文字都已担负起记录和传播知识的任务，而随着文字的应用逐渐拓展，它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
（一）轴心时代的文字发展
1.古希腊
韦尔斯说：“文字是在庙宇里开始的。”[26]文字诞生之初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它为宗教活动和社会管理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工具，从而使小型社区成长为大型的国家，又使国家强化而成为帝国。城邦基本上是文字的产物，但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汉字是中国文明在黎明期的“亲子”，那么，希腊文字则是希腊文明中途的“养子”，这是希腊文字的一个重要“胎记”。公元前13世纪以后，希腊半岛北部野蛮的多利亚人开始向伯罗奔尼撒进犯，毁灭了迈锡尼文明，整个希腊地区陷入混乱状态。线形文字在战乱中被废弃，希腊人堕入了没有文字的“黑暗时代”。直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人才借用腓尼基字母，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文字——希腊文。希腊人从此才重见“光明”。[27]“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来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带给他们的。所以说，希腊文字不是一套原生、自产的符号，而是一套漂洋而来的“类音符”。
古希腊人有着丰富的口头传统，如著名的《荷马史诗》就是作为口述文学口耳相传。而字母表正适应了古希腊这一传统，仅用数量有限的字母即可表示丰富的口语发音。于是，“约公元前850年至公元前775年，字母文字便在爱琴海地区的希腊人中间流传开来”[28]，而文字在古希腊逐渐普及之时，正是古希腊轴心时代发轫之时。
2.印度
与古希腊相似，印度轴心时代的到来同样与文字的推广相伴而行。不过，与古印度文明中的文字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字有了更广泛的识读与使用基础。
至19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印度就已经挖掘出了四千多个刻有符号的石碑，他们发现早期的符号出现于公元前3200年。在公元前2800年之前，这种图文符号就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广泛出现在人们生活之中，而它的鼎盛时期则出现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其中一些符号非常抽象，而另一些又表现出明显的象形文字的特征。例如，这些符号中有像鱼的，也有像瓶子的，而像瓶子的这个图文就具有多达10种的象征意义。古印度符号代表的意思难以捉摸，不管它们是否是一种文字，但很明显是一种交流形式。而公元前18世纪，随着古印度文明的突然衰亡，这些古印度象形文字符号也随之消亡。
大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的中叶，雅利安人移入印度，开启了古印度文明的另一个篇章，但早期移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并没有文字，其经典《吠陀经》，最初即用梵语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诵，并未成文。到了大约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雅利安人的文字才产生，即早期婆罗米文。
到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婆罗米文字的应用逐渐推广开来。正规的婆罗米字母，主要用于书写梵文著作。后来统治印度的佛教反对专用一种特权阶级所掌握的梵文，主张兼用各地人民的活语言写成民间文字，这也许是印度多语言、多文字并行的原因。[29]阿育王是第一个将佛教戒律刻在岩石、岩洞等载体上的人。根据阿育王的这些诏令，我们可以确信，到阿育王时代时，婆罗米字母已经发展完善并完美地应用于书写中。公元前5世纪末期的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正处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下，这时期形成一种与婆罗米文字并行存在的早期印度文字，叫作佉卢文字。而佉卢文没有什么后继文字，最后被婆罗米文字取代。阿育王的碑铭上同时有婆罗米文字和佉卢文字。
3.中国
在春秋战国之前，中国已有成熟的甲骨文和金文等文字，但其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多用于占卜、书写卜辞，而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则用于祭祀和记录天子贵族之事。彼时，学在官府，接受教育、能够使用文字的机会局限在贵族和掌管祭祀礼仪的官吏手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政治权力下移的政治格局中，各种新兴文化崛起，“学在官府”被打破，出现了“学在民间”的局面，士阶层的产生逐渐成为主导思想的重要力量。
与社会政治变革相伴的是文字的演变，一方面“学在民间”和士阶层的崛起使得贵族垄断的受教育权被打破，文字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掌握；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政治制度强化了文化上的区域性分野。学术上，百家争鸣，各地变法不断，形成各色各样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样制约着各地的发展。文字上的表现则是各地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现象。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一文中，将战国文字分为五个大系：秦、楚、齐、三晋、燕。齐系文字去宗周文字形体稍远，而自己的地域风格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字体修长、线条平行、笔力刚健、笔画舒展上。楚系文字表现出反叛性和革新性，与宗周文字大不相同，而是更加瑰丽、奇崛，体态修长、婉转多姿，且富有极强的修饰意味。燕系文字书写风格以短直挺健的线条为主，结构外形方正，构形较为稳定。三晋文字风格大致在继承周王室的基础上有所变异，在此基础上加了些许装饰符号，形体修长。秦系文字对西周文字的继承最为正统，从西周宣王时期的金文到秦国的石鼓文再到小篆，甚至到里耶秦简，直到汉隶。一些秦国文字器物如秦公簋、商鞅方升、新郪虎符均表现出秦系文字朴实无华的文字特征。[30]各国文字各成特色的发展，充分表明此时文字发展速度之快。由于各国之间往来频繁，文字虽有所变化但系出同源，故对此时的文字交流未形成严重阻隔。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策令的颁布，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出的各种风格的文字逐渐减少，小篆成为统一的文字。
（二）轴心时代文字主要载体的流变
与文字的不断演化发展和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相对应的，是文字主要载体的变化。文字的书写需要依靠一定的载体，而载体的特点对文字发展与使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1.石刻文字与陶制载体
石头与陶器是较为古老的文字载体，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中曾发现大量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证明早在文字产生之前，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便已经在陶器上进行刻画。两千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在石头上刻写象形文字，中国商代的妇好墓中也出土过石磬刻文，而早在文字产生的早期，古印度的哈拉巴遗址就出土过公元前两千多年的石头印章。石头作为书写载体具有悠久的历史。
在轴心时代，这些古老的文字载体仍然为人们所使用。石头是当时印度重要的文字载体。阿育王时期遗留下石刻碑铭35件，是印度文化史上宝贵的古文字记录。约公元前261年，阿育王率兵南下征伐羯陵伽。关于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佛教文献记载的情况是因受到羯陵伽国的威胁，阿育王不得不为之。而一般学者认为，这是阿育王继承其父的事业，为了帝国扩张而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31]羯陵伽战争后，阿育王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转折性的蜕变，这可以从其13号诏书中得到有力的证据：“从羯陵伽国被占领以来，天佑王（阿育王）就热心信奉佛法，喜爱佛法，并且推行佛法救令。这就是天佑王对羯陵伽被征服后忏悔的表示。因为征服了最难征服的强国，有许多的生灵被屠杀而惨死，或者被俘虏，所以天佑王总是感觉到痛苦悲伤。天佑王尤其感到悲痛悔恨的事，就是在羯陵伽国内居住的沙门、婆罗门和其他宗派的信徒们，以及向来遵从长者、父母、恩师、亲戚、朋友、知己、同事和善待奴仆，而素有坚固信心的居士们也因此战争遭受了屠杀的惨事……天佑王认为根据佛法而得来的胜利，才是真正最高尚的胜利。”[32]为了这个理想，阿育王转而信仰佛教，并且希望将“非暴力”的信条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为了让世人了解佛教的基本信念，阿育王不仅向印度各地派出了传教使者，也向海外派出了众多传教使者。为了长久保存佛教戒律，阿育王将它们刻在石碑、岩石、洞窟等不朽的材料上。所以，“羯陵伽战争是阿育王生平事业的转折点，并且对印度历史及整个东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3](https://www.daowen.com)
图5-1 阿育王石柱[34]
图5-2 石鼓文[35]
中国战国时期的石器文字包括石刻铭文和盟书。石刻铭文早在商代的石磬、石簋上就已出现。石头简单易得，而且所刻之字同样经久长存。陕西凤翔出土的《石鼓文》，是刻在十块圆形石鼓上的铭文，主要记载了秦王狩猎的场景，因此又被称为《猎碣》。陶器作为中国的文字载体历史已久，早在大汶口文化中已有发现，殷商时期也有少量陶文。春秋战国时的陶文，多依附于玺印文字，除此之外还有契刻、墨书于陶器之上的铭文。依据陶文内容，又可以将陶文分为官陶、私陶、记事陶文三类。
在古希腊，制陶业是古希腊城邦经济中蓬勃发展的手工部门。雅典的陶器型制精美，很多陶绘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神话故事，内容比过去丰富多彩。在古希腊雅典等城邦还施行一项特殊的制度——“陶片放逐法”，即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或可能对城邦民主政治产生危害的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符合放逐票数的人予以政治放逐。
2.金属载体
轴心时代三大文明的文字载体，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又有相通之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轴心时代的生产力都得到明显提高，这得益于铁器的使用。在中国的春秋和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引起了社会经济的新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使劳动的分工进一步加强并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成为可能。在地中海地区，新的铁制工具使得人们能够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也更多。[36]而冶金技术的发展，也为文字带来了一种新的载体，即金属载体。
图5-3 铜器上的饕餮纹样（泉屋博古馆藏）[37]
公元前700年，古罗马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重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在印度中部一个名叫“爱兰”的小村庄，人们发现了一枚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币，上面刻着自右而左的婆罗米文字，可见金属古币也是印度文字载体的一种。
古中国出土了大量的铜器文字。商周时期是青铜器的时代，故出现了大量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这些文字载体在西周时期以礼器和乐器为主，到春秋战国时期其范围更广泛一些。春秋战国时的铜器铭文中用于歌功颂德的逐渐减少，到战国中期以后“物勒工名”铭文的器物增多，铭文也比较短。这时期铜器铭文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中山王三器、商鞅方升、秦公簋、越王勾践剑。此外，货币文字也可以归为铜器文字，因为大部分钱币是使用铜来制作的。金属也是玺印的主要材质之一，玺印和兵符多用于政治和军事，与符节一样是作为凭证的重要信物。
3.柔软的载体
石头、陶器和金属作为文字的载体，虽然极大增强了文字克服时间束缚的能力，使得文字及其所记录的信息可以千古流传，但其书写往往耗费大量时间与劳力，所记录信息有限并且不便移动，因此，很难成为获取知识的途径。相比而言，一些轻便的载体更加易得易写，适应了文字的传播需求，从而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
在希腊，羊皮、纸草、蜡板等也是较为常见的文字载体。羊皮纸以绵羊皮为主，也包括山羊皮，一些小牛皮纸也被统称为羊皮纸。羊皮纸页面比较大，比莎草纸卷轴更易于翻检。羊皮纸是将牛羊生皮放进石灰水里，浸透、去毛，在架子上撑开晾干，然后用化学药品打磨，经过上蜡、切块等步骤后制成的。羊皮纸什么都可书写，耐用而且方便——运输、书写、阅读翻检都便利，还可以消除文字后再重新书写。羊皮纸两面光滑，都能书写，比莎草纸更加适用，但价格昂贵。因为轴心时代还未出现印刷术，所以当时的典籍都是手抄版，所以典籍数量不多，经济上还是可以承受的。
此外，莎草纸也是重要的书写载体。公元前3世纪，有位名叫飞儿培底亚斯的雅典少年，因争夺王位而被逐至埃及。一次他在古尼罗河畔看到当地人制造莎草纸就学会了这种方法，后来他回国了，由于有这一技术得到赦免。此后，莎草纸的制造方法就逐渐由希腊经意大利而传入欧洲。[38]公元前7世纪，莎草纸已经成为由埃及向希腊出口的大宗商品并改变了希腊文化的口述传统。莎草纸是当时古埃及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被称为“法老的财产”，由法老垄断。莎草纸作为文字载体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原料产地单一，只局限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制作的场所也局限在生长莎草的沼泽边上，因而极易形成垄断；二是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这使其难以承受陆路转运的长途颠簸，只能通过水路运输。
在印度，人们使用贝叶、桦树皮或棕榈叶等作为书写材料，但由于这些材料不易长期保存，因此在印度，书写只是辅助记忆的一种方式，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图5-4 各种各样的木简（左侧的是下级军官的调职令。右上角的为财务出纳明细。右下角的为备附的简札。敦煌出土）[39]
简牍是轴心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简的材质主要是竹子，而牍则是木质。对于简牍的使用，从发掘的实物来看，现存最早的是在战国时期。但根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由此可以推断，早在殷商时期，册已作为文字的载体出现。“册”是用绳皮将竹简、木牍编起来的书籍形式。简牍容易腐烂，所以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简牍比较少。另外，春秋战国时简牍的属系主要有两个：数量较多、内容较为丰富的是在楚国，其次是秦国。由于简牍本身的特质，它比其他载体更灵活、方便。
在中国还有一种丝织的载体叫作缣帛书，缣帛虽然与简牍同时并存，但始终无法取代简牍。相较于其他载体，缣帛这类的丝织品更不容易保存。缣帛平整光滑，易于着墨，行列和字数不受限制，但缣帛产量低、成本高。也正因为缣帛珍贵，古人通常只将重要或正式的文字书于缣帛之上。《太平御览》曰：“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就是说，直到西汉刘向（约前77年—前6年）校书时，都还要先将草稿写在竹简上，直至修改定稿后，才往缣帛上抄录，足见缣帛之珍贵。
墨子云：“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正反映了当时文字载体的丰富形态。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载体名目繁多，除了上述提到的铜器、铁器、石刻、陶文、货币、简牍、缣帛外，还有金器、银器、玉刻、盟书、玺印、封泥、骨器、木器、漆器，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
（三）轴心时代文字媒介的沿革取向
1.文字沿革取向
从文字发展的趋势来看，各国的文字都呈现出不断简化的特点。希腊人在借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发展出的希腊字母，所含符号更少，但包含元音与辅音，可以表达希腊人丰富的口语。而印度使用的婆罗米文字也是一种表音文字，书写简便，与印度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相适应。在中国，到了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发展出形态不同的汉字，但与金文相比，这些汉字都呈现出笔画简化的特点。
文字的简化使得学习文字变得相对容易，希腊人和印度人使用表音文字，只需掌握少量字符就可以将口语转化为文字记录下来。中国掌握文字和知识的士阶层也迅速壮大，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文字去识读和书写，使用文字学习和记录知识。文字的简化同时方便了书写，口语时代，人们的记忆有限，因此信息与知识总量总是保持在与之相应的范围内。随着书写越来越方便，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文字记录知识，社会信息知识总量也急剧增长。
2.载体沿革取向
从石头、陶片、金属到羊皮、莎草纸、桦树皮、棕榈叶、简牍与缣帛，作为文字的载体，其时间偏向性在不断地减弱，而空间偏向性开始增强。载体体积的减小和重量的减轻，使其不再受制于固定的空间，可以被人们携带和传递。
轴心时代的精神繁荣离不开不同思想与学说的交流，作为思想载体的文字突破空间进行传播的能力无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文字的载体日益轻便化带来的传播能力的提升，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与传播。
同时，相较于在青铜器和石头上铸刻文字，在轻便的材料上书写更为简单便捷，单位时间内所能书写的文字明显增多，一定面积的书写材料能够容纳的文字信息也明显增多。由于书写所需的专业性和难度降低，轻便的材料与石头、青铜器相比，成本也降低为统治者和贵族以外的更多人所能够承受的，于是以文字形式保存的信息迅速增长。与口头传播不易记忆、传播过程中容易失真相比，文字所记录的大量准确的信息由此得以流传下来，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