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文字与文明
通过观察轴心时代各地区文字发展的情况可以发现，文字的发展与轴心时代的到来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希腊和印度，远在轴心时代之前都曾使用过文字，但随着战乱和文明的衰落，原有的文字都被湮没于历史之中。古代中国虽然不曾经历文明的中断，但文字的发明使用相对较晚，在轴心时代之前也主要书写于甲骨、青铜器之上，并为贵族垄断，使用范围有限，字符数量也有限。约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字母文字开始在爱琴海地区流传开来；而印度雅利安人的婆罗米文字则出现并广泛应用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随着简牍和绢帛被用作主要的书写材料，以及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发展出在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上多有差异的文字。轴心时代萌发出的人类文明成果与新的、更为广泛使用的文字息息相关。
（一）从统治到启蒙
文字的发展多数情况下遵循简化的趋势。在最早有文字诞生的两河流域，早期的字符也较为繁杂，而随着楔形文字的形成，象形字符中的曲笔开始消失，字形逐渐演变、简化为楔形文字的笔画。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是从圣书体到僧侣体再到世俗体，不断简化，直到被更为简易、字符数目更少的字母文字所取代。
在爱琴海地区，公元前两千多年的米诺斯文明时期曾出现过早期象形文字，而随着历史发展进程，象形文字开始为更为简化的线形文字A所取代。在公元前1500多年的迈锡尼文明时期，为了把希腊语记录下来，由线形文字A改进而来的线形文字B产生，并成为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半岛所普遍使用的文字，但线形文字仍属于一种意音文字。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线形文字B也随之没落，直到从借用并改进腓尼基字母而来的希腊字母产生，希腊文字才成为更为成熟简化的字母文字。
相似的还有古印度文字，与希腊一样，古代印度也经历过文明的更迭。尽管两千多年前，古印度河文明已孕育出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这样繁荣发达的大城市，并拥有了自己的文字，但却没有像轴心时代一样灿烂的思想，除了社会条件差异外，此时的文字还是一种象形文字，且更多是特权阶级的专享之物。这种神秘的古印度文字，也随着古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而不复为人所知。与印度思想争相辉映的时代相伴的文字是婆罗米文字，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字相似，这种文字也是一种字母文字。
古代中国的文字发展似乎没有遵从古希腊和印度的路径，从商代形成成熟的甲骨文直至今日，都保持了表意文字的特征，迥异于字母文字。与古希腊和古印度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没有经历中断与湮灭，因此汉字也没有被新的文字体系所取代，而是实现了自身不断的演进。早期的汉字笔画烦琐、结构复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字的演进，其字形结构都在逐渐发生着变化。笔画越来越简化、结构越来越规范，新的字符也随着社会和文字本身的发展而不断被造出来。西周时期，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已被归纳成六种类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也成为新的汉字造字的依据。
早期的文字较为复杂与其特权阶级的使用性质紧密相关。文字的复杂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正因为文字复杂，难以学习和掌握，才使得它成为占有文字资源和剩余劳动成果的统治阶级的特权。也正因为文字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和用来统治的工具，阶级的保守性使文字失去了革新动力。例如字母文字的出现，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祀和官吏的小圈子，但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的文字采取回避的态度，几乎直到公元前，他们都一直使用自己传统的文字。
因此，产生之初的复杂文字更多的是一种统治工具。列维-施特劳斯探讨书写文字出现以后的典型发展模式时说道：“书写文字似乎是被用来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40]作为统治者的特权，文字是一种实用工具，它往往被用来记录政治、行政以及商业活动，有效地帮助统治者进行社会管理。正是由于文字在帮助统治者进行管理上的独特作用，庞大的行政体系与疆域更为辽阔的国家的建立才成为可能。正如施特劳斯所言，“书写的通讯方式其主要功能是帮助进行奴役”。[41]
而随着文字的简化，尤其是西方字母文字的产生与普遍使用，文字开始突破统治阶级的垄断。只需学会少量字母，便可用这些文字符号表示丰富的口语，学习成本和使用成本的降低让文字走向了普通民众。“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论在哪里，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到来而不断扩大的知识差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极大地消弭，但多少也都缩小了。”[42]
当文字拥有了更为广泛的使用基础，其作用便开始超越实用的统治工具，成为文化启蒙的钥匙。用文字记录的除了行政、商业信息外，知识经验、思想与情感成为文字书写的新内容，而这一变化与轴心时代几乎同时到来。
（二）文字权威的形成
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语是人类赖以沟通协作的重要媒介。希腊文明丰富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推崇希腊口头传统的伊尼斯认为，希腊文化的力量能够唤醒各个民族潜在的特殊力量，凡是借用了希腊文化的民族，都可以开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43]
然而在轴心时代，随着文字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口语传统却逐渐让位于新兴的书面传统。伊尼斯称苏格拉底是希腊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最后一位阐述口头传统的人[44]，正反映了这一改变。写作成为口语之外表达思想和展现想象力的重要方式。一些著作也体现出这种口语传统向书写传统转变时期的特点。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部对话体哲学著作，与直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不同，在形式上它采用对话的方式，虚拟苏格拉底与他人的辩论，从而假托苏格拉底之口，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教授弟子时也多以言语方式讲授自己的思想，并未进行著述。中国儒家经典《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成书，其中多记孔子之言及其与弟子的对话。印度的《吠陀》也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流传，直到后人将其记录成书。佛陀行游各地说法教化，亦是凭借口语的力量传达思想并口口相传，其后这些语言才被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因此佛经中也多为佛说之内容。
尽管著作中还保留着受口头传统影响的痕迹，但著述在轴心时代无疑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文字的发展，口语传统开始为书面传统所取代。在希腊，书面传统的力量使得亚历山大时代成为“博学与批判”的时代。尼采说，亚历山大时代的人是“搞图书馆的人，搞校勘的人。他们可怜，图书馆的灰尘和书稿的错误使他们眼睛失明”。与图书馆随之而来的是高雅的品位和令人尊敬的地位。公元前285年，托勒密一世建成的图书馆只存有2万册手稿，到了该世纪中叶，其藏书量已经达到了70万册。廉价的莎草纸因为有补贴而源源不断，成为庞大行政系统和巨型图书馆的基础。
在著述逐渐成为人们表达和传播思想的重要方式时，文字也开始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波兹曼指出，表达思想的方式被认为与思想的真实性密切相关，相较而言，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45]然而，也正是因为文字拥有传播信息和思想的力量以及更接近真理的权威性，其后的统治者才开始对文字和书籍实施监管。
（三）思想和理论的突破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在这个轴心时代里各种学说与学术都出现了基型。可以说，直至近代，中国“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46]在有的学者眼里，百家争鸣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为后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国提供了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权谋的、思想的、学术的、生活的、技艺的等多种思想范式；为后续中国提供了制度范本与选择空间，确定了家庭、社群、政权等基本社会组织的模式与结构；构成了后续中华文化——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的主体，成为民族文化特质的核心部分。[47]
中国文字媒介对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文字媒介逐渐普及，简牍、缣帛的发展使得交流传播不必在同一时空面对面进行，书写变成了间接交流的中介。书写固化了记忆，强化了思辨能力。人们从口语时代的记忆压力中挣扎出来，可花费更多精力来磨炼自身的思考能力。
文字媒介推动中国古代阶层思想的再区分。简牍开始普遍使用，低等贵族和富裕平民凭借新型传播媒介，逐渐掌握了礼乐思想，并凭借其专业知识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士。加之大贵族的普遍腐化，之前代表贵族身份的礼乐思想也不再是贵族专利。由于简牍的大量使用，思想交流和碰撞空前活跃，礼乐思想也呈现出多种变化。在简牍开始大量使用的时代，用统一的礼乐思想对贵族、平民进行二分法已不再适用，思想对身份的认同作用呈现多元化趋势。文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交流的地域和身份限制，使思想交流更加容易。简帛的大量使用，还使得经学得到了显著普及。[48]
刘丽文认为，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民族基本精神系统的奠基时代。所谓基本精神，即指民族文化发展及民族传统形成中具有原创性、规范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意识形态基因，它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及民族的基本精神气质。一般说来，最能体现民族基本精神的往往是轴心时代所留下的、在后代被奉为经典的若干部著作，如希伯来的《圣经》，希腊的《荷马史诗》《理想国》《形而上学》等。而在中国，则是《诗》《书》《易》《礼》《春秋》，以及《老子》《庄子》，等等。
记载中国轴心时代历史并成书于轴心时代的《左传》《国语》，则以其所反映对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成为含有多层次、多侧面的意识形态文本；它们所蕴含的宗教、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意识形态基因，荟萃了该时代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具备了其他史书难以具备的卓越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它们用历史事件诠释的道德律、神灵律、历史律统一的“三统一”思想，经过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同样是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周易》的哲学化提升和阐释之后，始终作为居统治地位的“大传统”的文化，引导、规范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几乎渗入了民族文化的各个部分。[49]
雅斯贝斯就曾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而现代美国史家伊迪丝·汉密尔顿更进一步地说，在希腊人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希腊哲学精神的核心就是热爱智慧、追求真理，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积极倡导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在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为了获得关于宇宙万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的知识，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提出了与当时主流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开创了西方科学的传统，并成为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源头。古希腊的雅典等城邦国家，全体公民都能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辩论和政治决策，希腊人的这一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传统的主要来源之一，影响极其深远。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间接民主制，它们都以承认公民的自由、平等为前提，而西方人崇尚自由平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希腊哲学精神的影响。[50]
印度在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变化是阿育王佛教信仰的实践推广。这是阿育王从信仰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转化，是从理论到行动的升华。阿育王关于佛教的具体实践活动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佛教教义的整顿和推广，依佛法治国的现实运用，以布施、建造佛塔和佛迹勘定为代表的佛教势力的扩张等。阿育王整顿、运用和推广佛教的一系列实践举措是其维护帝国统一的一种方式，而他对于世界文化的影响则基于佛教势力的向外扩张。阿育王将佛教传播至印度以外的更广阔的地域，使得印度佛教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大范围的影响。阿育王对于中国佛教文化史的影响，也基于其佛教实践措施的出台及成功推广。[51]
对于轴心时代思想和理论层面发生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轴心时代的核心转变在于“突破”。“突破”是一种建立在渐变基础上的突变，这是一种质的飞跃。在这个质的飞跃中，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等文明共同形成并确认了一些人类重要的普遍原则，“奠定了人类精神存在的基础”，如对于人类自身力量和智慧的肯定、对于暴力的排斥、对于德性和理性的尊崇等。轴心时代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那个时代所形成的“突破”，至今仍然具有“轴心”般的吸引力。这就是雅斯贝斯的那句名言“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的意义所在，也是我国已故哲学家汤一介先生将其最后一部书命名为“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寓意所在。[52]
汤一介认为，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从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看，将会出现一个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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