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对媒介的影响
（一）文字与纸张的扩散
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建立在纸张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的基础之上，其应用又进一步推动纸张的广泛应用，尤其是使得纸制书籍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同时，印刷术的应用促进识字率的提升，使文字在知识记录与传播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文字、造纸术与印刷术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提供了大量可用于印刷的优质纸张，使印刷术的发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印刷术的应用大大增加了书籍等纸质知识载体的数量，使其可为更多的人所得，从而推动识字率的提升，促进知识进一步向民间扩散普及，最终形成对纸张与书籍的更大需求。在造纸术与印刷术传入欧洲之前，由于识字的人很少，即使纸张在印刷术普遍使用前已经可以获得，但对于不识字的大多数人来说，廉价的书写材料并无太大用处。卡特因此说，“一方面可以说由于纸张的传入，使印刷的发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由于印刷的发明，才使一般都采用纸张”。[29]
由此来看，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对文字和纸张有着明显的扩散效应。就文字而言，印刷术为文字提供了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复制方式，使得整个社会中文字媒介的数量剧增，提升了文字使用的便利度，也加强了掌握文字的必要性。唐宋时期的印刷品中有大量辅助语言文字学习的书籍以及字典等工具书，如《说文解字》《唐韵》《玉篇》等，一方面与留学生大量入唐宋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语言文字学习的需求。随着识字率和文字使用率的提升，文字在交流和知识思想的传播中越来越重要，从而影响文化与知识传播从主要依靠听觉的口头传播向依赖于文字阅读的视觉传播转向。这一媒介特性也体现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为西欧社会带来的变化之中。在羊皮纸这类时间偏向型的媒介主宰知识传播的西方，宗教组织占据绝对地位，并通过控制行政管理要素达到时空的平衡，但“造纸术和印刷术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迫使西方人作出新的调整”[30]。这或许也是阿拉伯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固执地保留着手抄的传统，而不愿使用印刷术来生产书籍特别是宗教经典的原因。
就纸张而言，印刷术这种大量快速复制信息的方式扩大了纸张的应用范围，提升了纸张跨越时空的传播能力。从跨越空间广泛传播的角度上看，印刷术应用之前，书籍大多通过手抄的方式传播，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的书籍数量较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书籍是不可得的。而印刷的书籍数量增多，同一本书拥有了更多副本，以往只能向一人传播的书籍内容可同时为多人所得。从跨越时间长久保存的角度看，随着印刷术的应用，纸质书籍跨越时间进行传承的能力也获得提升。由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复制便利性，使得书籍不断被生产，从而有更大的可能保存下来。
（二）知识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不仅推动书籍数量的大幅增长，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知识生产与复制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一方面，书籍制式更为稳定，内容更为准确。由于雕版大小有限，一页一印再经装帧成为书籍制作的主要方式，此前卷轴的书籍制式逐渐为册页所取代。在内容上，手抄书阶段书籍依靠人工抄写，难免产生纰漏，同时不同人抄写的字体样式与书写习惯不同，也容易给文字的识别造成一定困难，影响信息的准确性。而印刷书籍则由一个母版复印出多份印本，且刻印之前往往经过谨慎的校勘，内容准确度较高，有效降低了长期传抄造成的内容失真。
另一方面，文字的字体也更为标准和固定。印刷术未产生之时，文字只能依靠手写进行记录，书籍的复制也主要通过手抄的方式进行。不同于西方的字母文字，中国汉字从象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数量众多，构形复杂。随着手抄文字的增多，汉字字体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变化，总体的趋势是不断简化。商周时期，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和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是较早的两种汉字字体，此时的汉字象形程度高，笔画繁复，异体字较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政策，将汉字字体统一为小篆，但随着文字使用的增多，小篆笔画繁多、难以写就的缺点日益突出，逐渐被书写更为简便的隶书所代替。晋朝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31]可见，隶书随着文字使用的增多在秦代产生，汉代因袭并进一步发展，到了汉末演化为字形更为简化、横平竖直的楷书。与此同时，在秦隶基础上派生出的简捷写法章草也在汉末演变为笔画更为连缀简约的今草。但楷书一笔一画书写较慢，草书又笔画勾连难以识别，于是汉末还出现了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书。魏晋以后，书法盛行，名家辈出。
唐宋以后，随着印刷术的使用，由手写产生的字体演变逐渐消失，汉字基本定型。手抄书阶段，为了在保证文字可识别度的同时提升书写的速度，汉字字形不断变化，同时，不同人书写文字的特征不同，即使同为楷书大家，欧阳询与颜真卿的字也风格各异，后人所借鉴摹本不同，写法也会逐渐相异，从而造成汉字字体的不断演变。印刷术普遍使用后，一方面，印刷的汉字成为文字学习和识读的标准，逐渐为人们接受和习惯；另一方面，书写过程中的删繁就简作为文字演化的重要动力和方向亦随着印刷术的普遍应用而不再凸显，汉字字体由此日益固定。尤其是明清时期形成标准印刷字体后，汉字的标准化程度更是大大提升。
（三）印刷术的局限
尽管印刷术大大提升了文字和纸张的效力，增加了书籍的种类与数量，但中国古代使用的印刷术仍存在着明显的局限。首先，在制作上，无论是雕版印刷术还是活字印刷术均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相对于书写来说，刻成一块雕版要复杂得多，不仅要将文字反转，还需将文字以外的整块木板削去，制作的过程亦须极为谨慎，因为削掉的木板难以复原，有时一个错误可能会造成整块版报废。未经校对的刊印错位还会造成错误信息的广泛传播，南宋陆游曾写道：“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32]同时，雕版印刷内容固定，往往需要一页一印，对于不同的内容无法重复使用，印成一本书要制作大量雕版，材料耗费大。及至活字印刷术发明，字模可重复使用，但制成一个泥字模同样需要手工雕刻、烧制等繁复的工序。
在使用与保存上，印刷术需要消耗大量人工。尤其是活字在使用时需要先根据所印内容取字、排版，然后通过烘烤、固化或其他方式使活字固定于范版之上，工序烦琐。制成的木刻板与活字在使用中亦会有损耗，木质材料沾水过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膨胀，多次刷墨印版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磨损，因此一块雕成的版所印制的份数是有限的，木活字也会面临相似问题。而在保存上，木板因其体积大需要占用大量空间，且面临着虫蛀、腐坏和火灾的风险，难以长期保存，历史上大量的雕版都曾因战乱付之一炬。活字印刷则单个活字的数量多，若不以一定方法收纳会给选字造成很大麻烦。王祯在《农书》中详细介绍了木活字印刷术刻字、修字、嵌字、取字和印刷的方法[33]，可见其工序之繁复。
无论是雕版印刷术还是活字印刷术，尽管在中国已经发展至相当的程度，但却未能走向现代印刷，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对技术的使用方式，另一方面也与汉字的特征有一定关联。首先，汉字数量较多，西方的字母文字所有词句均由有限的字母构成，比如英语、法语只有26个字母，西班牙语有27个字母，德语也不过30个字母，而汉字则多达数万个，常用的也有数千个。对于活字印刷来说，这一特征对字模的制作、保存与选择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不同于笔画简单的字母文字，汉字字形复杂，横、竖、撇、捺、点、提、折、弯、勾等多种笔画的复杂组合给刻写带来了极大难度。这些特点都阻碍了中国古代印刷术更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