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
纸的广泛应用使得书籍的成本大大降低，知识不再被局限于特权阶级而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然而，当整个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增大时，传统依靠手抄复制书籍的方式便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人们开始寻求生产效率更高的文字复制方式，印刷术应运而生。但印刷术的发明并非凭空产生，早在纸张尚未成为人们书写材料的年代，文字便已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复制。
（一）印刷术之前的复制技术
刻写复制方式古已有之，“印刷”的“印”字在中文中还指印章。印章是一种可供抑印出特定文字或图形标记，并且其本身可供验示，以固定地充当凭信的器具。[2]早在商周时期，印章就已经产生，《周礼·地官》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汉代郑玄注曰：“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3]，可见我国在周朝时便用印章作为贸易中的信用凭证，汉代这一使用方式依然存在着。其后印章不断发展，除了作为信用凭证外还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直到今日其制作与使用仍未断绝。
印章不是古代中国的独创，世界主要几大古文明均使用印章。中国以外，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辉煌一时的古代文明中都有印章使用的痕迹留存。公元前八千纪到六千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在泥板上压制形象作为装饰或某种巫术手段，乌鲁克时代晚期（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100年）产生了刻于圆柱体滚筒上的滚筒印，乌鲁克遗址出土了大量带有印记的泥板文书，其内容多为契约、收据以及信件，可见这一时期滚筒印的出现与经济和信用的发展密切相关。公元前3000年前，古埃及也开始使用圆筒形的滚筒印，将象形文字印刻于泥板或是陶器之上。在古印度，公元前2000年以前，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滑石、陶土等材料制作印章，并将古印度文字和各种图形刻于其上，留下了神秘的古印度印章文字。
除印章外，中国古代还有用来复制刻写于金石上的文字图像的拓印之法。早在东汉时期，人们便使用纸和墨来复制硬质载体上铭刻的文字，具体方式是：以湿纸覆于石碑等图文载体上，以刷子或毛笔将纸压入图文的刻痕之中，等到纸干时，用刷了墨汁的平面覆压，从而形成黑底白字的拓片。这一过程与印刷术有颇多相似之处，均是将硬质载体上的文字复制于纸上，都需要刷墨等。但印刷术中使用的印版为阳文，即文字凸出于平面；而石碑等上的文字多为阴文，即文字凹陷于平面，阳文的刻写需要对文字进行反转。同时，拓印印出的纸——拓片为黑底白字，而印刷则为白底黑字。
印章、拓印等是产生较早的文字复制方式，但它们并非印刷术。钱存训指出：“印刷术是以反体文字或图画制成版面，然后着墨（或其他色料）就纸（或其他表面），加以压力以取得正文的一种方法。”[4]这一方法首先将要复制的图文内容反转于平滑表面，再制成印版，最后着墨并印制于纸或其他载体上。尽管印章、拓片并非印刷术，但它们或需要文字反转篆刻，或需要施墨印纸，在所需材料、制作过程以及目的等方面均类似印刷术，从而一定程度上为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造纸术的改进为印刷术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和材料上的可能。印刷术得以应用需要印版、转印材料以及承印物，三者通常由木刻雕版、墨和纸张充当。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就已使用墨色绘制装饰图案，而纸的使用则相对较晚。印刷术大多要以柔韧、平整、吸墨性好的植物纤维纸作为承印物，尽管有史料表明西汉时期纸已经为人所用，但根据现有考古发掘史料推测，西汉纸纸质松弛、粗糙，并不适合书写，直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纸才作为书写材料不断发展。
东汉时期造纸术改进后，印刷术的出现在物质技术上成为可能。最早的印刷术出现于何时尚无法证实，但根据历史实物的发现，这一时间不晚于初唐。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大量珍贵佛经文件重见天日。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盗走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一份现存于英国的雕版印刷《金刚经》刻本。该刻本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标明了刊印的年份“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是有可考年份的最早的印刷品。但它尚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本，且从其刻印的文字与插图来看，已是相当成熟的刻本了。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物是1960年在韩国东南庆州佛国寺的一座石塔中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学者根据经文中使用的武周时创设的新字以及俗体和异体字等推测，该刻本是从中国流传入新罗的，最初刊刻于中国唐武周年间的洛阳。[5]可见，初唐时期印刷术就已应用于书籍的刻印。
尽管根据造纸术的改进与史料的发现可将印刷术的发明框定于东汉到隋之间，但学界仍然存在东汉说、六朝说和隋朝说的不同说法，所依据的大多是早期文字记载中某些据推测与刻印相关的词语。如主张东汉说的学者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后汉书》中记载东汉末年宦官侯览诬告张俭，朝廷遂“刊章讨捕”[6]，另在《论衡·须颂篇》中有“人争刻写”[7]几个字，“刊章”与“刻写”被认为是可以推测印刷术已使用的词语。[8]但此说法存在争议，且东汉无印刷品史料被发现，也无相关较为明确的文字记载，加之东汉时期仍处于纸简并行时期，纸的质量与适用范围均有限。
主张六朝说的人，其观点主要基于类似于雕版印刷物已存在的事实以及当时文章记载中与印刷相关的词语。比如潘吉星认为，南北朝时人们已用大木印在公文纸的接缝处盖章，以及佛道均使用木刻印，在经卷及经文上方印佛像图案或是道家护身符，这可以被视为是印章到木版印刷之间的过渡类型，加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反体碑文的雕刻，因而从技术发展的规律出发将这一阶段视为印刷术起源的时间上限。[9]日本汉学家岛田翰则从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进行推测，他在《古文旧书考》中说：“予以为墨版，盖昉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曰：‘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版而言之也。”[10]但钱存训认为，“书本”是指“书”或“抄本”，无法证明指印本，从而认为雕版印刷创始于公元7世纪[11]，即隋唐时期。
尽管关于印刷术起源的时间说法不一，但根据文字记载与历史史料，综合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可以推测，印刷术创始于唐代之前，但规模十分有限，直到唐代，印刷术才真正发展起来。
（三）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兴起与成熟
唐代是雕版印刷术的兴起阶段。唐初雕版印刷术已被应用于佛经的印刷之中，且在唐一代不断发展，现存唐朝中后期的雕版印刷《金刚经》刻本卷首印有精美的插图，经文字体遒劲，印刷清晰，已是精美、成熟的印刷品。可见，唐代雕版印刷已经兴起并日渐成熟。
雕版印刷在唐代兴起基于多种社会条件的合力推动。首先，唐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之风盛行。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出身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子弟”通过读书、求学、应考即有机会入仕为官，从而打破了士族垄断统治权力的局面，拓宽了国家人才来源的阶层，教育在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另一方面，科举成为文人学士进入国家统治阶层的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唯一的途径，极大地激发了民间读书入仕的热情，不仅官学规模不断扩大，私学也极为兴盛，教育的发展推动书籍的需求量大大提升。
同时，佛教的发展也成为印刷术发明的重要推力。佛教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统一的局面被打破，封建割据、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退隐避世一时成为社会意识主流，推动了玄学和佛教的发展兴盛。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对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寺庙广布的描述。隋统一南北两朝，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南北佛教也开始走向融合。唐代对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统治者大多推崇佛教，唐太宗曾亲自接见远赴印度求取佛法归来的玄奘，在此背景下佛教走向繁荣。一方面，佛教思想广泛传播，信徒甚众，遍布全国；另一方面，佛教理论发展，译经活动兴盛，译作著作大量增多。佛教大兴以及佛经的大量译介直接刺激了对佛教经典以及佛像的需求，效率低下的手抄复制，已然无法满足此时的社会需求。(https://www.daowen.com)
另外，唐代包容的文化政策与频繁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隋自统一以来，就实行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在隋统治的38年间，日本曾4次派出遣隋使来中国进行交流。到了唐代，社会文化更为开放多元、兼收并蓄，日本遣唐使规模与来唐次数较前代都更进一步。同时，唐代商业和文化极为发达，吸引了不同国家的人前来进行贸易与学习，在唐代都城长安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以及来学习唐文化的各国留学生。对知识文化的推崇以及汉语语言文化的学习推动唐代印刷物向非宗教内容拓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唐代印刷物先是以佛经、佛像为主，后又出现了字典、语言文字工具书以及风水书籍和历书等非宗教内容。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单页印刷经文自唐初均有发现，后唐冯贽在《云仙散录》中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馀”[12]，与玄奘弟子记录玄奘发愿造像相符，可见印刷术在初唐时期还用于佛像的印制。武周时期，在武则天的支持下大量佛经被印刷出来，不仅流传国内还传至海外，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即为当时所印。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发起灭佛运动，大批佛寺经文被毁，但宗教内容之外的其他印刷品此时已流行开来。《旧唐书》载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12月，“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13]，即朝廷下令禁止各地方民间私自印刷历书，日本来唐僧人回国所携带的书目中有四川刻印的《唐韵》《玉篇》[14]，则是印刷术应用于语言文字工具书的证明。除长安外，洛阳以及造纸业发达的成都、淮南、江东等多地都是印刷的中心。
（四）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与创新
尽管唐代雕版印刷术已经发明并得到应用，但仍处于手抄本与印刷术并行的阶段，印刷书籍的数量仍然有限，所印书籍以佛教内容和民间大众读物为主。及至五代十国，才出现官方大规模版印的书籍，儒家经典成为印刷内容，雕版印刷始盛。《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15]指后唐宰相冯道在位时奏请国子监刊刻儒家经典，在得到后唐明宗的批准后，自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至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历时21年完成了“九经”的刻印。自此以后，雕版印刷成为复制正统儒家经典的重要方式。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后，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读书之风大兴，也让宋代成为历史上科学文化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随着需求的增加与技术的进步，纸墨产量与质量的提升为印刷术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宋代改进科举，扩大取士的来源与数量，重视教育，使得学术兴盛，作为印刷书籍、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印刷术在宋代迎来了发展的高峰。
宋代刻版印书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远超前代。宋初，统治者即十分重视书籍的编纂工作，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1年）命李昉等人编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与宋真宗时期编修的《册府元龟》共称为“宋四大书”，除此之外，还命国子监刊印“十二经”注疏及正义。北宋朝廷还首次主持印刷正史，公元994年始印“十七史”，于公元1061年完工。真宗时期，重刻印行了五代时冯道修纂的“十二经”，并于公元1011年增刊《孟子》，成为后世读书人习称的“十三经”。这一时期，国子监书版较宋初增加二十余倍，《宋史》记载，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真宗亲临国子监询问印版数量，邢昺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16]，可见发展之快。除了史书和儒家经典，佛教经典的刊刻也更为繁盛。宋朝三百余年间，佛教经典总集《大藏经》的刊刻不下六版，是雕版佛教典籍最为活跃的时期。[17]
除了官方刻书外，民间印刷业也迅速发展，不仅刻印了众多校订精严、质量上佳的私家或家塾刻本，以售卖盈利为目的的坊肆刻书也在各地盛行。坊肆出版了众多儒家经典、文学作品与大众读物，推动了书籍版印贸易的发展。同时，印刷的地域分布也较前代大大扩展。除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以及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外，四川、浙江、江苏以及江西、福建等地多个城市都发展成为两宋时期的印刷中心。官方与民间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数量大增。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写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8]可见印刷书籍在宋代发展之快。
在印刷术的应用范围上，两宋时期也有所拓展。印刷术不仅用于书籍和版画的版印，还用于印发纸币，北宋时期的交子与南宋时发行的会子均是印制之后发行的。
雕版印刷术极大提高了文字复制的效率，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刻印书籍每页均需制版，刻印一本要制作大量印版，不仅消耗材料与人工，印版的存放与保管也成为一大问题。于是，北宋时期，在雕版印刷继续发展的同时，活字印刷术被发明出来。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布衣毕昇，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做了详细的记载：
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19]
按照沈括的记载，活字印刷术以胶泥逐个制字，使用时再选字拼为版，不仅节省了大量刻印版的人力与材料，还因活字可重复使用，方便贮存。就印刷方法来看，用已有活字拼版印刷较雕刻印版更为简易。
尽管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权威性记载尚未有更多发现，但沈括对其方法详细的描述使得读者可依法炮制。北宋年间，已有人以活字印刷之法进行印刷，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过推测为北宋元符至崇宁年间的活字印刷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南宋以后，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不仅用泥烧制陶活字，木与金属也开始被作为制造活字的材料。
（五）元明清印刷技术的进步
两宋以后，印刷已经成为书籍制作的主要方式，在前代基础上，元明清时期的印刷技术又在多方面取得进展。
在两宋基础上，元明清时期的印刷种类和规模又有提升。元代存世较短，但中央机构国子监、秘书监及兴文署均出版了大量印刷书籍，因战乱传世较少。明清时期，朝政稳固，国力雄厚，统治者重视教育出版事业，官刻本、私人刻本与出售的书坊刻本规模更大，出版地区分布范围更广。明代除了国子监等中央机构出版了大量图书外，地方官府也广印书籍，地方志的编纂发行大为兴盛。不仅官方发行供学生学习使用的教科书，一些私立书院也为学生印刷书本。清代于武英殿设修书馆负责刊印书籍，其刊印的书籍称为“殿本”，以校勘严谨、材质上佳、装帧精美著称。殿本书籍不仅在内容上包罗万象，还出版了《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大规模丛书、类书。而各地不仅延续明代，大量编纂出版地方志，家谱、族谱的编纂印行也极为兴盛。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除了历史、文学、宗教、科技以及儒家经典外，还有大量市民文学与通俗读物，如小说、戏曲、话本等。
在制作技术上，印刷与刻字质量都较前代有所进步，同时彩色印刷技术也进一步发展。印刷术发明前，已经有人使用朱墨二色进行书籍的手抄，唐至五代时期，人们在雕版印刷出的墨色佛像版画上进行手工填色。宋代早期已经出现单版复色印刷技术，即将不同颜色涂于一块印版上，用以印制书籍和版画，后来，这一技术也被用于南宋时期纸币“会子”的印刷。但不同颜色涂于一块印版往往会造成色彩之间的相互渗透，从而影响印刷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彩色套印技术开始被使用。套印技术是指“以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版分别载上不同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的技术”[20]，这种方式每次只印一种颜色，有效避免了色彩的渗透，从而可以印出多种颜色。明清时期，彩色印刷的书籍较前代大为增加。
在印刷方式上，活字印刷技术亦有所改进和发展。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已被发明，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雕版印刷都占主要地位，活字印刷的使用有限。宋以后，活字印刷术的使用渐多，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元代王祯在其《农书》中记载，除胶泥所制的“瓦字”外，人们还用锡来做金属活字，但由于难以使墨，很快为人所弃，在其成书的元代，木活字又重新为人所用，并改进技术成为“巧便之法”。王祯记录的木活字印刷方法如下：
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檐捐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印刷之。[21]
如王祯所记，改进的木活字以竹片夹缝隙固定，从而避免了毕昇活字印刷术中木与药粘连难以取出以及木遇水高下不平等问题。此外，王祯还在其著作中介绍了多种活字取字与储存的方法，可见活字印刷术在元代的发展。明清时期，活字印刷技术的应用更为广泛，清代编修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因其卷帙浩繁，采用铜活字印刷，于雍正四年印成，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铜活字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