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全球传播
（一）印刷术的东传
与造纸术相似，印刷术在中国被发明后也逐渐向外传播，对世界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传播路径来看，中国印刷术的海外传播也与造纸术有诸多相似之处，即首先传入与中国陆上相邻国家，如朝鲜半岛和越南，以及隔海相望的日本，并进而发展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印刷技术。
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日本多次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国先进的制度与文化。与中国一样，日本早期印刷的大多是佛教经典，现存最早的印本是8世纪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公元764年，日本大臣藤原仲麻吕发动叛乱，孝谦上皇发愿如果能够平息叛乱即造百万佛塔，印百万佛经置于其内。叛乱平息后，即刻印百万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置于造成的百万小塔之中，供奉于各大寺庙。有学者将此印本与韩国发现的印本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经文、异体字、版式等一致，因此认为日本所刻是根据武周印本翻刻的，而据考证韩国出土的则是武周原刊本。[22]日本早期雕版印刷物根据中国的原本翻刻，其印刷技术也源自中国，很可能是随僧人鉴真东渡传至日本的。
唐代以后，日本以雕版印刷的仍然主要是佛经，而所用印本亦大多传自中国。《宋史》记载，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日本僧人奝然及其弟子来华，受到款待：“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23]宋刻本《大藏经》印本传入日本，为日本刊印佛经提供了善本，促进了其后佛经印刷的发展。13世纪，受中国理学传入的影响，日本开始刊印儒家经典，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文学作品、医学书籍等也相继出版。元末明初，中国社会动荡，不少刻工远赴日本，将中国发达的印刷工艺带往日本，提升了日本印刷品的数量与品质，丰富了印刷书籍的内容。这些工匠同时也将中国宋元印刷的字体版式等传至日本，影响了日本后来印刷的发展。
根据发现的史料，中国印刷制品早在唐初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前文提到1966年在韩国庆州发现武周时期的雕版印本佛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证明唐初已与新罗有着密切的印本书籍交流，但这一印本乃是在中国印成后传入新罗的，新罗时代尚未自行刊印书籍。
朝鲜半岛印刷术的出现时间不详，但最早的雕刻印刷版书籍可追溯到高丽国穆宗时期（公元998—1009年）总持寺主弘哲刻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大，而后佛教又经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早期传入的印刷品以佛经为主。早在10世纪时，印本《大藏经》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公元1011年，契丹入侵高丽，继穆宗位的显宗发愿刻印《大藏经》以退契丹。于是，高丽版《大藏经》印刷雕版开始刻制。据高丽正史对宣宗1087年出席开国寺和归法寺庆祝藏经刊成法会的记录可知，这一大规模印刷工程最晚于1087年完成。在此期间，宣宗王弟王煦入宋求法，向宋哲宗献高丽刻印的佛经，并向辽宋购书4000余卷，带回高丽制作雕版，为朝鲜半岛印刷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在雕印藏经积累了技术经验之后，高丽开始通过使节和商人从宋引进中国印本甚至雕版，刊印儒家经典、文史、科技等非佛经书籍，至南宋光宗（公元1035—1040年）年间，大量精良制作的宋刊本传入朝鲜半岛。此后，高丽印制书籍凭借版式优良，所印刊本甚至回流入宋。
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高丽雕版印刷术直追当时宋朝水平，进而开始引进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并在李氏朝鲜时期（公元1392—1910年）获得长足发展。朝鲜太宗李芳远致力于文化建设，设置“铸字所”，并改进铜活字印刷术，从此朝鲜开始大规模铸字活动。在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人民学习、吸收了印刷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尤其是铜活字技术。中国印刷术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对朝鲜文化发展和两国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https://www.daowen.com)
（二）印刷术的南传
印刷术向南最早传入越南，尽管越南开始造纸的时间较早，但印刷术使用的最早记录则在13世纪。越南陈朝元丰年间（公元1251—1258年）有关于户籍册用印刷方法制成的记录，13世纪末，元朝廷曾给越南《大藏经》一部，由此越南开始刊印部分佛经，雕版印刷术逐渐发展。除佛经外，越南于黎朝（公元1418—1789年）的早期刊印了儒学经典《四书大全》，其后越南印刷业不断发展，首府河内成为印刷中心，印刷内容与数量均不断丰富、增长。越南印刷书籍均为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直到19世纪中期才得以传入。
除越南外，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印刷术均出现较晚。自宋代以来，菲律宾与中国即有贸易往来，不少中国印本书籍传至菲律宾。明朝时，定居菲律宾的华人为数众多，其中不乏版印书籍的工匠，1593年出版于菲律宾的两部天主教相关书籍均为中国工匠刻印。
（三）印刷术的西传
唐代高仙芝所部在怛罗斯战役中大败于黑衣大食，造纸术随着被阿拉伯俘虏的中国造纸工人一同进入了中亚，并不断向西亚、北非、欧洲乃至全世界拓展。造纸术的应用使得纸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也为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造纸术一样，西域地区在印刷术的西传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过，尽管造纸术传入阿拉伯之时中国已行雕版印刷，印刷术西传的时间却相对较晚。这一现象与阿拉伯地区长期以来对印刷术的抗拒相关，与造纸术在西传伊始便得到迅速的应用与发展不同，印刷术因为位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国家对手写传统的坚持而难以西渐。
直到13世纪蒙古人进入中亚、西亚地区后，当地印刷术才开始迅速发展，由此不少学者认为印刷术的西传是随着蒙古帝国的西征而实现的。美国学者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指出：“蒙古人的闪电式的战争，结果征服了中国、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俄罗斯，随蒙古大军而来的就是维吾尔突厥族的文化。而维吾尔突厥族是一个熟悉印刷术的民族。”[24]维吾尔族对印刷术的熟悉可从现存史料中找到佐证。在敦煌及吐鲁番等地发现的诸多雕版印刷物，说明中国的印刷术很早便已经甘肃传至新疆甚至中亚地区。20世纪初在敦煌千佛洞中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学者推定这些木活字的年代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25]，可见维吾尔族很早就掌握了雕版与活字印刷的技术。因此，蒙古人在征服中亚、西亚地区后，在当地发展印刷术便顺理成章，“因为蒙古人来这里以前，早已习惯于在中国境内用印刷技术出版蒙、汉文读物并发行纸币，甚至纸牌，印刷术必然随蒙古人的西进而传入中亚及西亚”[26]。
至于印刷术传入欧洲的路径，由于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历来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印刷术在蒙古人征服俄罗斯时，经俄罗斯传入欧洲。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在出版于1546年的《现代史》中写道：“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查看这样一册书，这是葡萄牙国王连同一头大象一起赠送给教皇的。因而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无比重要的书籍就通过西徐亚人和莫斯科人传到我们这里。”[27]1585年，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志》，他在书中较早探讨了印刷术的西传，他写道，在中国人使用印刷术很多年后，“印刷术经罗斯（Ruscia）和莫斯科公国（Moscovia）传入德国。可肯定的是，人们是从那里走的陆路，同时有些从那里进入这个国家的商人，经红海，从阿拉伯·菲利克斯（Arabia Felix）携带了几本书，这个约翰·谷腾堡，史书称为发明者的人，以此作为他最早的根据”[28]。他肯定了印刷术经由陆路从俄罗斯传入欧洲，但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即经由南部的阿拉伯商路传入。
随着贸易和征战，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日益密切频繁，印刷品或印刷术很有可能在交流的过程中进入欧洲。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商人、教士、旅行者，都可能经由南北两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通道将中国的印刷术或是印刷制品传入欧洲，从而启发了欧洲现代印刷的起步。
与中国不同，西方多采用字母文字，相较于数量庞大的中国汉字，每一种字母文字的字母数量都很少，这一特征为印刷术，尤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便利。1438—1450年，德国人古登堡改进发明了铅活字版印刷术，拉开了西方现代印刷术发展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