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印刷术与文明
（一）知识的普及与阶级的流动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书籍并不是人人可得之物。汉代造纸术改进之前，用于书写的材料或是质坚难刻、庞大难移的金石，或是制作复杂的简牍与价格昂贵的缣帛，大多数人难以使用，知识的传递主要依靠口口相传。造纸术改进之后，书籍得以依靠手抄方式进行复制，但手抄效率低下，难以生产制作大量书籍实现大规模传播。印刷术的普遍使用大大提升了文字复制效率，降低了书籍制作的成本，使得书籍数量增多。宋元名儒吴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知识传递的方式因此大为改观：“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34]
造纸与印刷的发展为书籍的大量复制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但印刷书籍的普及和繁盛还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造纸术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得到改进，可以造出适合印刷的纸张；印刷术也在唐以前就可能已经产生，印刷书籍却在唐以后才逐渐发展，且以佛教典籍为主要内容，直到五代时期官方才首次大规模版印儒家经典，至宋朝始迎来印刷的黄金时期，各种印刷书籍大量涌现。
因此，印刷书籍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知识传播方式离不开科举制度、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需求。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和官吏任用打破了血缘门第对权力的垄断，为普通的平民阶层进入封建统治系统打开了上升通道。而要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级飞跃，天下读书人唯有读书应试一途，书籍于是成为社会的刚性需求，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宋朝，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善，不仅取士数量增多，还普遍采用糊名法和誊录法等方法提升考试的公平性，鼓励更多的人走上读书求仕的道路。除此之外，唐宋时期注重文化教育的官方政策和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围为国内外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环境，众多国外使者、僧侣和留学生来到中国交流学习，这种文化交流在不断提升汉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文化、推崇知识的氛围。
知识的日益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级特权。文字能力需要通过学习而获得，在文字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廉价易得的文字载体，普通人难以获得学习文字的机会，文字的识读与使用往往限于一定阶层内部，从而形成了掌握文字的特权阶级。印刷书籍的大量出版使得书籍成本下降，文字习得与知识获取的门槛大大降低。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以儒家理论作为考试内容选拔人才，将广大读书人的思想统一于儒家体系之中，大量版印的书籍在普及知识、推动阶级流动的同时，也削弱了门阀贵族的世袭权力，加强了封建朝廷的集权统治。
（二）中国文化的传播
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书籍数量大大增加，不仅供给本国，还向海外传递，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同时，中国印刷术的向外扩散往往伴随着中国印刷品的输出，外国在学习中国印刷术的过程中常以中国的印刷品作为模板进行印刷，促进了中国技术与文化在海外的结合传播。
古代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始终处于中亚文化圈之中，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国家都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和技术，用汉字、说汉话，学习中国儒家思想，佛教也是经由中国传入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印刷术的使用使得数量更多、门类更广的中国书籍流入这些国家。公元865年，来唐的日本学问僧宗睿返回日本时就携带了大量中国书籍，他在《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开出许多书单，其中提到：“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西川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35]可见语言工具书等佛经以外的印刷书籍向日本的流传。这还仅是一人所带，隋唐以后日本曾多次派遣使者入中国，带回的书籍必不在少数。与之类似，朝鲜半岛的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灭掉百济和高句丽，与唐关系密切，在唐一代来中国的使节、留学生和僧人亦为数不少，许多唐代刊印的佛教经典与其他书籍不断传入新罗。而由于宋以前越南的北部都在中国统治之下，印刷物的传入就更为便利。
不仅中国的印刷物随着文化交流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在发展自己的印刷术时也受中国影响很深。有记录的两国首先刻印的印刷物均为佛经，而佛经的原本大多来自中国，后来亦印刷一些中国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等。早期两国印刷的书籍，内容均为汉语，可见汉文化影响之大，而印刷术的传入则进一步扩大了汉语的应用范围，使得汉文化的影响不断拓宽和加深。
印刷书籍的增多还推动中国文化向着更远的地区传播。前文在谈印刷术的西传时已经提到，西班牙人门多萨16世纪关于中国的著作做出了西方的印刷术是由中国传入的论断，其著作中还有关于中国书籍传播的记录：“我有一本中文书，同时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在印度群岛看见其他一些。修士拉达和他的同伴，当他们从中国回到菲律宾时，携带了很多谈各种事物的印刷书籍，他们是在福州购买的，书籍是在中国各地印刷。”[36]可见中国书籍已流传于欧洲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地方，从中国去往国外的商人、修士或是旅行者也往往成为中国书籍传播的中介，而门多萨得以写成这部较为全面认识中国的著作，也离不开对这些由中国传往国外的书籍的研习和参考。
总之，在交通尚不发达、国际交往有限的古代，中国印刷书籍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通过官方或民间的交往流向海外，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尽管到了明清时期实行海禁闭关锁国，唐宋时期活跃频繁的对外贸易与国际交流景象不再，但此时中国不断增多且日益商品化的书籍流入海外，成为他国认识中国风物、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
（三）中国印刷术的文明难题
尽管在古代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改进和应用促进了书籍数量的增加、教育的发展与知识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字垄断造成的阶级特权，但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却发明于西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此写道：“中国虽然自古就有印刷术，但是那种专门为印刷出版而设计并且只能通过印刷才能得以出版的印刷制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这类印刷品，则只是在西欧诸国才得以问世。”[37]
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一方面，前文提及汉字对于活字印刷而言有着诸多不便，但西方字母文字却没有这些阻碍，反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印刷的文字复制方式。“中国的活字印刷没有达到西方活字印刷最终的发展阶段，因为它需要巨额数量的汉字或字钉。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思想传到欧洲，遇到了更容易吸纳这一技术的字母表文化环境。”[38]于是，作为一种对于字母文字而言更便捷的方式，活字印刷在欧洲得到改进与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印书有官方、民间两种，民间又有私人印书与坊肆印书，其中书籍贸易主要集中于坊肆印书中。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流，重农抑商的政策长期贯彻于封建统治之中，尽管在印刷术发展成熟后，民间书籍贸易也兴盛一时，但商业化始终不是中国书籍生产与传播的主流。而在西方，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刺激着印刷术一经传入便不断发展，并改进发明了适合于大规模复制所需要的印刷机，商业化书籍的生产迎合了西方长期以来对知识的渴求，同时也带来巨额财富。
中国的印刷术传入欧洲，启发欧洲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从而成为推动欧洲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动因之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后，对西方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马克思基本承袭了培根的说法，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9]
诚如李约瑟所言，中国古代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段落中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但是，中国本土却并未在此基础上诞生近现代科学技术，其中的原因是令人迷惑难解的，除了在“文字”一章中探讨过的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所带来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外，还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影响。比如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讲求封建道德和伦理纲常，缺乏西方创新与冒险精神；经世致用的观念导致诸多科技发明都停留在了经验阶段。而在现实环境方面，明清以来，中国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极大阻碍了中国同国外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将中国隔绝于欧洲如火如荼的近代化进程之外。除了这些已经为人们所认同的原因之外，“李约瑟难题”引发的探讨在未来仍将继续，并将引起更为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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