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与文明变迁
（一）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
在人类文明变迁的长河里，绘画与政治之间发展出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文字一样，绘画也曾被统治集团用作维系统治的工具。由于绘画具有文字所不具备的直观性，它所表现的内容往往与基于人们经验的真实世界有着某些相似性，因此观画者无须接受专门的训练便可看懂绘画所传递的大致信息。这一优势使绘画在文字普及度不高的时候便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传播工具。
自古以来，统治者便常常以绘画为媒介向民众传达其价值观念，并建立起基于其利益和价值观念的统治秩序。古埃及金字塔内壁的绘画，是法老权力的象征，而在中国三代之时，绘画的社会政治作用便已经凸显。《左传》记载：“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40]神奸乃善恶，鼎上的图案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区分善恶。向人们灌输统治阶层的道德观念，也是维系统治的重要方式。这样的教化方式简单而直接，曹植《画赞序》中也对绘画的政治教化的效果予以肯定：“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41]观画之人对画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情感，反映出对人物不同特质的价值判断。通过绘画，统治阶级将这些简单的善恶观念通过其形象载体传达给民众，从而训导民众戒恶从善，以维护其统治秩序。
绘画与政治的联姻时至今日仍然屡见不鲜，出版物、网络，甚至街头，来自官方的宣传画或许在表现手法与内容主题上早已今非昔比，但却依然发挥着传播作用。
绘画通过思想与价值的传递促进着社会的变革，而社会变革也同时推动着绘画的发展与变化。绘画往往反映现实，因此社会的变化也使得绘画内容随之变化。西方文艺复兴至今，每一次绘画的突破与变化都离不开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文艺复兴使绘画走向人性与艺术。西方中世纪的绘画总体上来说大多为宗教题材，画面多为宗教的、禁欲的、僵化的。文艺复兴则带来了绘画的艺术转向，宗教题材的绘画从神性走向人性，从而显示出自然、个性、人文主义的新特征。也是在此时发生了艺术家与工匠的分离，作为有着自我意识的艺术家，他们在创作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也在委托工作之外做一些即兴创作。16、17世纪，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继续发展，加之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的开展，教权在与王权的争斗中败下阵来。也正是这一时期，宫廷绘画发展迅速，巴洛克风格的绘画以及后来的洛可可风格的绘画中，宫廷都是其重要阵地。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法国在18世纪末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绘画同样被革命者们用作舆论宣传的工具，服务于革命，因此这一时期的绘画多采用古典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去表现现实事件与英雄人物，新古典主义绘画产生，因其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紧密联系，也被称为革命古典主义。革命带来的对理想社会的幻想和对现实的关注也相继催生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绘画，而工业化与两次世界大战，则为现代主义的诞生铺设了背景。
绘画作为传播媒介，并非始终是统治者的特权。相反，基于同样的传播优势，绘画也反过来被民众用于反专制的传播。1831年5月1日，德拉克洛瓦著名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在巴黎展出，这幅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反映了法国1831年七月革命的史实。在画的最突出位置，象征着自由女神的年轻女性正高举着代表法国的三色旗，领导着工人、知识分子的革命队伍向前奔跑。然而不久，这幅画却因为“太过于革命”被政府收购，不再展出。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法国人民要求政府在卢森堡宫展览该画。但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失败，此画又因“具有煽动性”而被政府摘下。政府对待这幅画的态度，正反映出这幅描绘七月革命的绘画所具有的强大的调动性。
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道路。面临向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群体传递信息和宣传的任务时，绘画相对于文字便显示出其鲜明的优势。因此，这一时期在农村地区出现了众多宣传画，以调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42]这充分肯定了图画的政治宣传作用。
（二）生产力与经济发展
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绘画的发展程度及其媒介功能的发挥。在生产力落后的旧石器时代，绘画只是一种与人类生产生存紧密相关的巫术工具，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苏美尔人已开始在交换活动中使用图像作为记录工具。其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专门的画工开始出现。
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绘画的进步，而同时，绘画也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生产力与经济水平。唐代张萱、周昉的《唐宫仕女图》展现了唐朝贵族妇女的生活面貌，而宋明时期，城市繁荣，商品经济发展，也因此出现了较多反映市民生活的风俗画，其中不乏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佳作。透纳的《雨，蒸汽和速度》记录着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的新变化，飞驶的蒸汽火车带来从未有过的时间与速度的体验，而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则诉说着19世纪俄国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通过不同时期的绘画作品，不同生产力水平之上的各种社会面貌便呈现在我们眼前。
图9-6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
绘画不单单通过其象征的能力反映社会经济，还作为商品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的过程之中。绘画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一种审美对象和精神产品，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成为一种交换对象，具有强烈的商品属性。
14—15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迅速集中，资本主义萌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产生。新兴的市民阶层掌握着大量的财富，他们肯定个人的价值和力量，追求现世幸福，不满教会的精神控制。正是他们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奠定了阶级基础，他们对于艺术的热衷，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发展的重要动因。
但对于这些富有的市民阶层来说，绘画不仅仅是艺术审美的对象，还与商品和财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首先体现在绘画作品本身成为值得购买和收藏的重要物品，中世纪从属于画家行会和宫廷的画家，自此摆脱直接委托，那些富有的商人和新兴贵族成为他们的主要客户。绘画成为一种商品，其定价不再遵循传统的计时计费方式，而与画家的声名和才能直接相关。画商也在绘画交易中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逐渐成为发掘艺术家与作品价值、赞助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力量。同时，绘画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反映财富。“在油画传统开始以前，中世纪的画家常在其作品中使用金箔。后来黄金不再用于图画内，而只用以装饰画框。不过许多油画本身就是用来标示可用黄金或金钱所能购买的东西。商品变成艺术作品的现实重心。”[43]油画反映、描绘现实的能力，或许正符合了这些新兴的富人渴望声望的愿望。绘画对财富的展示从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对财富的追逐。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言，“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来说，图画除了是一种知识的工具，也是一种占有的工具，同时，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时，千万不可忘记，由于在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积累了大量财富，才有可能产生这些油画”。[44]
西方绘画经济功能的凸显离不开艺术家的解放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在中国，绘画在商品市场上的流通则与文人阶层和市民阶层密不可分。不过，这两个阶层所青睐的并非同一种绘画商品，与他们相关的绘画在其作用和价值表现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中国，文人作画始自六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玄学盛行，一些文人在现实面前不再积极进仕，而是抱着一种超脱、自由的态度，寄情山水自然。他们以绘画作为抒发自我的途径，也使得绘画挣脱政教附庸和装饰之用，作为表达形式和审美对象独立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文人多有着一种独特的文人兴致和趣味，这些意趣反映在其所做之画中，便形成了一种与民间绘画和宫廷画院绘画截然不同的“士大夫绘画”，被称为“文人画”。陈师曾指出，“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45]文人作画六朝便有，但“文人画”作为一种重神韵意境、文学修养与品性的绘画，则始于唐，而“画中有诗”的王维则为文人画的鼻祖。相比专业的画工，文人画在技巧上或许稍显不足，但往往寄托着高雅的思想与意趣，自古以来也都为评论家所赞赏。“画有士人之画，有作家之画。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画工而未必尽妙。故与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46]
正是对这种精神意趣的推崇使得收藏鉴赏之风盛行，随着两宋时期商品经济与绘画的发展，绘画作为商品的属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曰鉴赏，二曰好事，三曰谋利。”[47]尽管他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批判以书画谋取利润的行为，认为“若以此为谋利计，则临模百出，作伪万端，以取他人财物，不过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与论书画耶！”[48]但绘画成为一种“牟利”手段的事实已无可争议，历来的名画都不乏赝品，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利润刺激。
与文人绘画不同，另一种具有实用作用的绘画后来在商品市场上也变得丰富多样。这一发展源于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与绘画的关系变得紧密，因此绘画成为商品不仅仅体现在用于收藏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艺术品上，民间绘画也成为绘画交易中活跃的重要部分。这些绘画多被用于满足祭祀或装饰等日常需求而作为商品出现在民间市场上。无论是名家绘画还是市民绘画，作为一种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绘画都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科学与技术
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的写实风格不同，具有写意的特点，其原因与文人阶层的意趣不无关系。而东西方绘画风格差异的另一个影响因素，则存在于绘画发展的技术动因之中。绘画的发展与所使用的绘画媒材的变革紧密相关，如果不是油画等架上绘画的发明，绘画也难以从教堂的墙壁走向富人的收藏室。绘画所使用的工具和载体会影响绘画的具体呈现，但中西方绘画的不同取向，不仅在于绘画媒材以及文化传统带来的审美差异，还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绘画上的应用。中国专家约翰·巴罗（John Barrow）在1804年如此批评中国绘画：“关于绘画，它们只可被视作可怜的涂鸦，不能描绘出各种绘画对象的正确轮廓，不能用正确的光、影来表现它们的体积，也不能施以富有层次的色彩，以求肖似自然的微妙色调。”[49]显然，其评价标准是基于西方绘画所侧重的科学性。
在西方绘画中，科学理论和技术的进步是绘画发展的一大动力。因此，不同时期的绘画，也反映出科学发展的轨迹。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的发展使得画家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更为深入，“透视法”的普遍应用也促进了绘画整体上的发展。通过应用基于数学原理的透视法则，绘画不仅在视觉上更接近真实，其地位也借此提升。阿尔贝蒂提出，数学是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土壤，因为比例问题和透视问题都属于数学的范围。[50]达·芬奇也认为绘画是一门科学。又如19世纪印象画派的诞生则与光学研究的新成果密切相关，即物体并不存在其固有色，人眼对物体的色觉乃是由物体的反射光波所决定的。莫奈认为，“在光的照耀下是没有绝对颜色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光源的变化，每一物体的面目都在不停地变化”[51]，他以一幅著名的《日出·印象》开启了印象派。印象派画家们重视色彩与光影的运用，开始走出画室，在大自然中捕捉光影变化的瞬间。此后，光学与色彩的科学原理被进一步运用于创作的技巧之中，一些人不再用线条的方式去勾勒轮廓，而是用纯色的小色点以合乎光学色彩原理的方式排列在画面上，从而在观看者的视觉中产生更为鲜明的观看效果。因为使用点状的小笔触作画，这些画家也被称为“点彩派”。类似这样的技术直接促进绘画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如果没有照相技术，也就不会有“照相写实主义”绘画。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直接促进了绘画的发展，也通过改造社会和拓展艺术家对世界的认识的方式，在客观上影响着绘画风格和表现形式的变化。科学发展的成果不仅直接被绘画采用，还通过影响艺术家和社会环境间接影响绘画。现代主义绘画即综合反映出两方面的影响，比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1910年，未来派发表了《未来主义绘画宣言》，提出：“应该把万物运动论运用到绘画之中，使作品生成一种动态感。”[52]并在绘画中着力表现科学技术和工业化带来的现代生活与机械运动。
绘画作为一种媒介，有着悠久的历史，并随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绘画也受到一些冲击，甚至有人担忧“绘画将死”。麦克卢汉说，“如果说17世纪从一种视觉和造型的文化退入一种抽象的文字文化的话，今天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似乎正在从一种抽象的书籍文化进入一种高度感性、造型和画像似的文化”。[53]视觉文化的特征在当下已越来越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视觉文本，绘画并不会死亡，但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绘画也必将产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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