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的奇迹
根据目前的研究，中国古代报纸有据可考的出现时间为唐代。而随着清朝的结束，自秦始皇开始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寿终正寝，依托于这种中央集权统治而存在的中国古代报纸也随之消亡。以此为首尾两端，中国古代报纸存在的时间超过千年，在世界文明史上，这种一直延续的古代媒介系统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报纸形成了官报为主、小报为辅的传播格局。官方发布的邸报为主要传播渠道，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央对地方政令谕旨的传达、重大事务的处理决断、人事任免等诸多方面。官报以外，民间小报也间或有所发展，它在传播效率和范围上常常优于官报。由于朝廷认为这种传播物的存在有碍于中央政权的稳固，所以小报历朝历代都受到官方严格管控。
（一）唐代的报状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馆藏的敦煌文物里，发现一份编号为S·1165（S即斯坦因）的进奏院状的实物。它是当时的归义军进奏院于887年发出的。归义军是唐代的诸多藩镇之一，驻守沙洲，即今敦煌。正因如此，归义军进奏院的报状才得以和其他敦煌文物一起封存于莫高窟。
这份归义军进奏院状长约1米，宽约30厘米，用毛笔抄写，共60行，2，000余字。其内容就一项，即报告归义军节度使派出的人员向朝廷求取旌节的情况。旌节，就是代表行使权力的一种权杖，犹如后世的官方大印。[1]经过对这份进奏院状的考证与辨析，方汉奇先生认为，进奏院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邸报，而敦煌文物里所保存的这份归义军进奏院状，就是目前所见的中国最早的一份报纸。
这份进奏院状并不是孤例。1986年，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还发现了另一份进奏院状，编号为P·3547（P即伯希和），其发报时间为876年，比不列颠图书馆的那一份还要早11年。这两份进奏院状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后，1907年被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盗走，分别藏于两国的图书馆。
在这两份进奏院状之外，唐人孙樵在《读“开元杂报”》中也提及，“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2]。尽管“开元杂报”的原件早已失存，但其中对唐代“杂报”的详细记载与进奏院状的实物一起，成为证实唐代已有原始形态报纸的根据。[3]
从内容上看，唐代报状以传报来自朝廷方面的消息为主。进奏院状由地方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负责向地方传发，具有官报的性质。进奏院在公元777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由“邸”（即藩镇驻京办事处）改称而来。据《诸使中》（《唐会要》卷七十八）记载：“诸道先置上都邸务，名流后使，宜令并改为上都进奏院官。”显然，由进奏官们发送的报状还不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审定发布的正式官报，而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从传播方式上看，唐代的进奏院状是一种半官方的情报，由进奏官向节度使本人报送，没有复本，也不向其他机构抄送传发。其实，这种传播方式与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闻信”相近，而这种新闻信正是西方近代报纸的“远祖”。根据最近的研究，西方有记录的最早印刷的新闻纸为《来自东方的新报纸》[4]，在1502年出现，比中国唐代的报状晚了七百多年。
（二）邸报的沿革
与唐代不同，宋代出现了在封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称作邸报。《宋会要辑稿》谈道：“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职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5]在宋代，邸报成为朝廷与地方官员了解中央政务与时局的重要渠道，其影响力从“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宋史》卷三百五十二）中可见一斑。
在唐代的基础上，宋代设立都进奏院，便于管理地方进奏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编发报状，通过该报状向地方发布新闻，形成一种上传下达的传播状态。内容包括皇帝诏令谕旨和朝廷决策，官员任免、升迁、调动以及官僚奏章等，如“近观邸报，枢密院编修官胡锉妄议和好，历低大臣，除名远窜。己而得铨书稿，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称藩，臣未知其可。”（《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元朝是否存在邸报尚存争议。就目前所知，元代用书面形式进行大范围传播官方新闻是通过皇帝的诏令和官文书，并主要通过全国上下设立的一千多处驿站进行传递。不过，传统的研究认为元代官报的实物迄今并未发现，因此不能认为元代存有邸报。新近的研究则认为元朝尽管存在时间不长，邸报发行却未曾中断[6]。许有壬《哈噶斯哀辞》中的“邸报同日至”从侧面反映出元代新闻传播的时效性之强、速度之快。有分析认为这得益于元代沿袭汉人的文化制度，特别是官报制度，使得官报这一官方信息传播系统得以延续。(https://www.daowen.com)
明清邸报甚为相似，都延续了中央对地方传达指令、沟通重大事务的重要职能。明代邸报的发布和抄传活动主要通过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其内容包括“皇帝谕旨、宫廷消息、官员动态、军事活动以及臣僚奏疏等，还有农事、天象、灾害报道和社会新闻”[7]。每日以书册为主要样式发抄一本，政府官员每天可通过邸报掌握时局和官场动向。清代封建官报的发布方式、发行渠道和明代十分接近，即经由通政使司、六科、提塘三个环节。对民间新闻传播活动进行管控在清代得以延续和加强，严厉的文字狱与科刑是最有力的证据。
整体而言，官方发布的邸报是中国古代主要的信息传播通道，千年以来，形成了“陛下又已知之播之纶音，传之邸报，天下皆将知之，亦皆将信之”[8]的传播格局。显然，邸报是朝廷对地方进行管控以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
（三）小报的流变
据现有记载来看，小报产生于宋代，是“一种未经官方审查、自行抄送（或刻印流传）的报纸”[9]。其传播内容虽来自官方，但传播者通过打听、传闻等诸多渠道加入一些材料，真实性不能保证，但是因其作为“小道消息”的特点且传播迅速而成为“新闻”。自宋代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报纸之后，由专人掌管和抄传印制的官报就成为当时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然而这种官文性质强烈的报纸仅仅在官员中小范围传播，其时效性既低，内容又受限制，客观上促进了小报这一民间报纸的发展。
新闻史学者们普遍认为，宋代的小报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报纸。其特点包括：未经官方审查，自行抄传或刻印；内容引人注目，但消息难免失真；传播及时便捷。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小报新闻颇有讲求时效、相对“自由”的特质。从官方角度看，小报却会因其容易泄密、失实造谣等特点而危及中央集权统治，因此，小报很快便被中央打压查禁。虽然小报在各朝都“屡禁不止”，但朝廷对于刊印物的管控向来严格，民间报业难以获得“自成一派”自由发展的土壤。客观环境的限制使得小报很难发展壮大，形成具备新气象的新闻传播载体。
到了明代，民办报业随着小报这股潜流的汇聚开始产生。虽然明代报纸仍旧以官方邸报为主要传播形式，但民办报业已在其间悄然而生：抄报行、民间报房、送报人——报业作为独立的社会行业已成雏形。而在清代，民间报房不断发展，并出现了前代未有的提塘小报，又称小钞。随后，“北京民间报房各自抄录、刊印的邸钞”[10]这一统称为“京报”的刊行，标志着中国古代报纸发展至最成熟的形态。不过，以京报为代表的民间报房的新闻内容仍然主要来源于宫廷邸报，民间报业很难获得真正的独立性。
（四）他国的镜鉴
世界其他文明国家和地区因为没有维持延续性，在社会动荡和政权转变中，报纸传播曾遭中断，没有类似中国古代报纸延续千年的情况出现。其根源便在于四大文明地区中，除了中华文明不断延续，其他文明都出现过断层。
古罗马文明是其中一例。罗马文明进程中，曾出现《每日纪闻》（Acta Diurna）这一在当时十分重要的报纸，它经历过恺撒时代与屋大维时代，作为统治者政治宣传管控工具，发挥过较大作用。《每日纪闻》于公元前59年问世，内容包括元老院的议事新闻以及官方通报与消息，起初书写于议事厅外一块涂有石膏的特制木板之上，后来还抄写传发给各地政要，是古罗马文明中具有较强新闻传播功能的一份手抄报纸。这份由罗马中央政府管控的报纸，是西方报纸的源头。
在恺撒和屋大维时代，《每日纪闻》具有较大传播功能，其内容从恺撒时代到屋大维时代一直不断丰富，其内容“登载政府政令、远征军战绩、司法消息、税收情况、宗教祭祀、贵族婚丧嫁娶以及一些以趣闻轶事和煽情故事为主的社会新闻”[11]。作为官方权威的宣传工具，《每日纪闻》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逐渐从张贴在公告板上扩大到向各地重要人士与驻军首长等进行传抄，形成了“新闻信”，随着罗马在欧洲的扩张而不断提升其传播力。
但是《每日纪闻》的寿命较短，在恺撒于公元前44年遇刺身亡后就停止刊布了一段时间，虽然紧接着屋大维曾恢复《每日纪闻》，但也仅仅维持至公元330年，而在已知文献中最后一次提及该报的时间为公元222年。古罗马在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退位后陷落，罗马文明自此消亡。西方“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侵略，因此，其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亚欧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12]。失去了文明的土壤，《每日纪闻》自然也无法延续。
在与中国相邻的古印度文明中，信息传播主要是以诗歌、散文为主要形式，其内容以宗教为主。印度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种族和宗教杂居混合地区，其“古代信息的闭塞造成语言的地方性流通占主导地位，缺乏全国性的通行语言”[13]，这使得新闻传播在地域上具有“隔断”性存在特点。
古代印度在历史上曾多次被雅利安人、希腊人、英国人等侵略，“这些侵入者中的每一个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痕迹”[14]，使得印度文明传承受到外来侵扰，其自身文明的延续性遭到破坏。同时，印度在历史上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大分裂时期（567—1173年），直到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的第六任皇帝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时期才出现了手抄宫廷官报。随即，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仅仅在不到一百年后便相继出现。由于印度在15世纪末便成为殖民地国家，其现代新闻传播，是“从外部植入的一种文化”[15]，1780的第一份较正规的现代报纸便是英国人创办的。传播的地域“隔断”与宫廷官报出现较晚、时间较短，使得其古代报纸传播力十分有限。
中国在王朝更迭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时间较短的朝代（如元代），但却没有出现如古罗马王朝更替后长达千年之久的断层现象。元朝的时间不长且政府机制并不完善，但是古代报纸传播却未曾中断。虽然就官方而言，元代用书面形式进行大范围传播官方新闻是通过皇帝的诏令和官文书，并主要通过全国上下设立的1，500多处驿站进行传播[16]，但民间小报延续了宋代的发展。元代民间小报称为“小本”，由民间刻印售卖，其内容主要是来自朝廷方面的政事消息[17]。
因此，从全球文明的视角来看，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报纸，确实是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与特征的媒介系统，堪称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传播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