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创新：新时期政党宣传的可沟通范式
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及通信技术的革新、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和日常化使用，信息传播日益呈现出多中心、碎片化、开放性和再生性的特点，这对传统的政党科层式管理形成了新的挑战。同时，社会发展也进入了风险化时代，矛盾凸显危机频发，如果作为领导者的政党不能迅速应对，其合法性、稳定性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将受到质疑和挑战。
我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政党—社会关系的内涵是：政党来自社会，社会需要政党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社会内部的多元关系维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博弈。[1]而这种关系维系的艰巨性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
第一，互联网社会组织形态和大众存在方式的无中心化、去权威化和原子化，让政党—社会关系形态趋于“疏离”，而并非以往时代主要由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维系的那般“紧密”。
第二，社会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和方式、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上民声显现，民情汹涌，民意具有“倒逼”的力量，以往被宣传被教育的一方有了明显的主动、自我和独立的意识，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党强民弱”变成了“党民互动”。
第三，与政党宣传同时进行的还有多种多样的商业宣传、社会宣传和境外宣传，这些宣传主体都同样企望获得来自大众的认同和长久的关系维系，它们灵活运用新传播技术和渠道，迎合社会大众话语体系，也会导致政治冷漠，从另一方面削弱政党—社会关系。
第四，我国互联网时代与现代风险社会时期重合，也让政党—社会关系在社会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被危机情景和复杂事态所牵制，从而变得敏感、脆弱和复杂。政党领导的危机应急管理水平成为其社会关系的晴雨表，危机事态中双方关系的互动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对政党的合法性和领导的稳定性认同。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习近平提出了九个方面“创新”和两个“增强”，即“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2]，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政党宣传的最新定位和要求。与上述四个时期不同，政党宣传开始进入第五个时期，新时期的政党宣传需要从宣传范式上进行创新，建设推动一种能维系政党—社会良好互动关系的可沟通的宣传范式。
“可沟通”一词原本用于城市传播的相关研究中，具体指这样一种状态：（1）将沟通或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构成的基础；（2）促成多元主体通过信息传播进行多元融合；（3）融合历史和现实提升认同，建设社会共同体；（4）构筑社区、国家间的连接与互动。[3]也就是说，城市传播研究中的“可沟通”不是单指城市的媒介化水平，更是指在数字化信息网络建构的新型城市里，推进社会发展，弥合社会鸿沟，促成有共同文化认同的社会共同体的状态。[4]这种“可沟通”理念也可以用于我们对新时代宣传范式的创新建设中，以信息传播构筑政党—社会关系，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政党宣传活动，以促成社会认同、达成共识为传播目的，建构社会共同体。
因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的政党宣传范式的特征可以用“可沟通”来概括。(https://www.daowen.com)
1.可沟通的受众关系
任何一个时期的政党宣传目标无疑都集中在政党合法性、领导稳定性和风险应对能力的巩固上，因此，政党宣传范式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宣传客体即社会公众。可沟通宣传范式主张对以往的“宣传者—宣传对象”“主动—被动”的固有逻辑关系做创新式改变，政党宣传体制中允许容纳多元的主体参与进来，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达成政党宣传的目标。正如政党来自人民，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道理，政党宣传要重视社会的力量，通过对多元社会主体的引导、吸纳、协同和合作，来展开政党宣传。当下社会成员的阶层多元、身份复杂，有不少以往不明显的“新代表性人士”存在，并具有较大网络影响力，积极灵活地借助多种社会良性力量来进行传播，促进认同、达成共识，是新时代政党宣传首先要进行的观念创新。所谓宣传范式的可沟通，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就是要根据社会公众的群体心理和个体特征的变化而灵活改变传播的方式方法，以人为本，适应传播对象的主观愿望和客观需求。
2.可沟通的传播环境
一般认为政党宣传的内容就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强势占领所有社会意识形态空间，不允许非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其他亚文化政治形态有所存在。但是，互联网时代就是一个不断创生多种多样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和千变万化的政治亚文化形态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政党宣传需要认清形势，与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和亚文化种类保持共生但主导的互动关系，保持一定的距离，或留有中间地带，并在这些亚文化领域里适当地传播主流价值观。互联网时代，对于政党宣传来说，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亚文化形态的存在也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它们和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共同构筑一个多元互动、融合竞争、宽容良性的社会文化氛围，让社会公众处在一个自然而轻松的信息接收环境和自主选择的环境中，避免信息强压带来的逆反心理，只有宽容和谐的传播氛围才是可沟通传播效果的基本保障。
3.可沟通的宣传机制
正如政党历代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政党宣传工作并时刻强调政党宣传的重要性那样，政党宣传的机制在新时期也需要适应新的形势才能完成自己新的使命。新时期政党争取合法性、稳定性和应对风险的任务并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艰巨。合法性建设遇到网络时代信息去中心、去权威的特点，多元传播主体和多种传播场域同时进行议题博弈和声音竞争，政治认同和社会共识的形成更加困难。稳定性建设遭遇社会公众价值观、世界观的多元化，伴随网络普及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其政治兴趣和思想觉悟与前代人有明显的代沟，代际意识形态的分化和鸿沟让政党旧有宣传话语不但可能失效，而且会遭遇解构和误读。同样，政党宣传在过去的时代里所发挥的团结社会、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危机应急作用，在互联网风险社会里可能无法应对繁杂的事态和复杂的博弈关系，这些都需要政党宣传在机制上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建设。政党宣传机制原本脱胎于政党组织内部，天生带有集中统一管理的僵硬色彩，在传播意识和方式上难以有更多的改革意识和创新举动。政党应该把宣传部门视为一个重要而相对有自由裁量空间的职能部门，允许宣传以独特的创新方式走在政党战略的议题推广、政策实施和工作落实之前，允许宣传部门有优先运用新的传播方式和渠道，创新前所未有的传播模式的机会。
在建设可沟通受众关系、传播环境与宣传机制的同时，传播方式也要注重“可沟通”建设，科学有效的政党宣传要以新时期社会创新稳定发展为政党宣传的目标，以社会舆情为风向标，通过大数据收集和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来解读社会心理和民众心态，以达成社会认同。
[1] 袁超.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的内涵分析——从普遍意涵到时代意涵的理论阐释[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2]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侧记[EB/OL]. 新华网(2016-02-20)[2017-11-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0/c_1118106530.html.
[3]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谢静.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基于上海的研究(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7).
[4] 吴予敏.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关于城市传播研究及其公共性问题的思考[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