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互联网作为舆论场的功能和角色在近些年很受重视，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各个学科均有大量文献关注互联网给中国公民带来的话语权力和机会，公民在网络中自由表达和言说，形成了喧嚣、复杂、多变的网络舆论场。

关于舆论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基础上的。布迪厄认为，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它超越了地理空间的概念，是一个关系争夺网络，是力的较量场所和空间场域，场域内充满着权力和资本的影子。^[1]中国学者将场域理论应用到虚拟空间，提出“网络舆论场”的概念，网络舆论场是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特殊的时空环境，它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和延伸，与现实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勾连，同时又区别于现实社会，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所有场域一样，网络舆论场内也存在权力与资本的争夺。有学者认为，网络舆论场指的是“多元分层的网络舆论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诉求，以碎片化的社会热点问题为议事题材，以争夺话语权为手段，通过互联网传播和讨论而形成共识性意见的时空环境”^[2]。这一观点在国内的舆论场研究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尤其是“话语争夺”成为舆论场研究的重要着力点，意味着中国的舆论场具有浓厚的“竞争”色彩，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舆论场的分类上。

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使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和最复杂的网络舆论场。中国学术界关于舆论场的界定有多种取向，最常见的是根据舆论场主体的不同，将之分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3]；也有学者提出三个舆论场的分法，指政府舆论场、媒体舆论场和民众舆论场。^[4]这种倾向主要关注不同的“舆论”生产主体在互联网空间里的特点和作用，如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能够通过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等媒体形式向民众发布消息，而党报、党刊、党台等党媒则主要发挥政治宣传的功能，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二者均是“官方舆论场”的化身。互联网的草根性使得普通网民可以在各种网络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既能在自媒体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言论，又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参与讨论，从而形成与“官方舆论场”不一样的意见、话语和情绪，这是“民间舆论场”的重要体现，学者们常用“汹涌的民意”来指代民间舆论场，探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共生和竞争关系。

目前，开始有少量的学者从地理空间角度来探讨舆论场，比如张涛甫认为，中国舆论场有内外之分。内外舆论场的互动，可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的“内”“外”指的是舆论事件所在地与外地舆论场之间的互动。一个地方发生舆论事件，不仅会诱发事件所在地的舆论反应，也会引发外地“旁观者”关注，产生与之呼应的外部舆论；如果本地舆论场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压制，外地舆论场或者因为消息不畅通而失声，或者会因为消息流通而对本地舆论进行声援。第二个层次的“内”“外”指的是境内与境外。互联网的全球化使得舆论事件的传播极有可能跨越地理边境，引起全球舆论的关注。意识形态的多元和舆论的国际化促使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之间形成互动和反差，大大增加了舆论传播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发生于中国内地的舆论事件，如果受到境外舆论力量的关注，被境外媒体报道，往往会增加其在国际社会的曝光率，对事件的呈现也会与国内不一致。从空间政治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国际舆论仍以民族国家为最主要表现单位，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悬殊，国家之间的舆论话语权也是不平等的。目前，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主要掌控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手中，因而国际舆论话语权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掌控。^[5]而作为没有边界、没有门槛的新型媒介，互联网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渗透，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已经是遥遥领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网络舆论就具有国际影响力，换而言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在全球舆论场中并没有形成应有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地域政治的角度，探讨跨境舆论场的现状及其对互联网政治传播功能的再思考。

[1]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肖文涛,黄学坚.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场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5(8).

[3] 童兵.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J].人民论坛,2012(13).

[4] 刘九洲,付金华.以媒体为支点的三个舆论场整合探讨[J].新闻界,2007(1).

[5] 张涛甫.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J].当代传播,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