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中的互联网舆论场
随着互联网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介入，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见到网络的踪迹。互联网的政治性在近些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面向，这与网络的特质息息相关。一方面，网络具有传统媒体所具有的内容生产、信息传递功能，并且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大幅度增加，同时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拓展了信息传播的主体。“蝴蝶效应”就是网络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的体现。另一方面，网络又具有传统媒体所没有的组织功能，它的廉价性和普遍性使得人群聚合、组织的功能大大提升。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社群则由于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而更容易聚集起来，更容易达成共同的理念、目标、兴趣、爱好，其行为受现实身份及传统行政体制的影响也相对较小。[1]正因为如此，互联网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学者们用“网络政治”的概念来描述网络在政治生态中的作用。戴维·波利艾（David Bollier）认为网络政治（netpolitic）是“一种力图利用互联网的强大力量来塑造政治、文化、价值观和个人身份的外交形式”[2]。我国学者李斌将网络政治看成是政治现象，并指出，“广义而言，网络政治是指互联网上涉及国家权力和特定利益关系的政治现象。狭义而言，特指互联网中客观存在的且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现象”[3]。
从功能角度而言，网络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政治消息和政治知识的高效传播上。这种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政治启蒙”的功效，不仅让受众更快捷方便地获得与政治相关的信息，还被证明能够提高受众的政治效能感[4]、政治意识[5]。网络对于政治传播的第二个主要功能是对政治活动（行为）的鼓励和促进。有大量研究发现，网络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6]互联网上高度的资源共享能够促进公共信息的流通，使互联网用户能够从各种渠道迅速了解到公共信息，并且便捷地在网络平台上讨论社会公共事务。由于网络匿名的保护，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就社会公共事务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7]互联网减少了沟通的成本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成本，消除了时间和空间对公民参与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互联网降低甚至瓦解了公民参与的门槛限制，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能够打破既存的社会地位、组织和地理的界限，匿名的保护消解了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参与的拘囿，提高了边缘人群的参与度。互联网上密集的虚拟社区和网络群组能够培育社区意识，增加人们对集体的责任感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兴趣。网友对虚拟社区活动的参与能够锻炼他们人际交往和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这些都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事务的良性发展。此外，互联网极大地激发了网络行动主义[8]，特别是当它获得了必要的政治机会时。这种政治机会包括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议题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政策制定者关注网络民意，等等。网络行动主义指的是网民就社会问题发起抗议、倡议，或者通过网络组织公民行动，以求问题的解决。这些以网络为阵地开展的公民行动，包括各类网络维权、网络反腐、网络民间救助、网络捐赠，以及众多的网络社区、博客、微博、微信发起的集体行动。行动主义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招兵买马，进行行动的动员，在社交媒体平台探讨行动的话语框架，甚至可以借助众筹平台筹集资金、形成跨地区联盟并影响公众意见。可以说，这些网络行动主义者的抗争已经成为新的国际政治力量。[9]
网络的政治功能使得互联网的存在不仅仅限于虚拟空间，而且会与现实空间发生密不可分的关联，虚拟空间里的政治活动对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有政治学者认为，信息是当前国际政治竞争的核心因素。国际社会的竞争除了传统的海陆空疆域之争外，还有新的疆域之争，那就是信息疆域之争。[10]换言之，网络舆论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各种政治权力的争夺导致了目前的力量失衡格局。从国际政治角度而言，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传播语境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近年来，尽管我国在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总体而言，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舆论。西方媒体凭借着强大的互联网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和语言优势，长期掌握世界话语权，国际传播格局优劣明显，“西强我弱”的传播语境长期以来并没有被挑战过。我国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无论在自身形象的对外传播，还是国际议题的话语影响力方面都显得比较微弱。有调查研究显示，国际受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西方媒体，信息获取率高达68%，仅22%的受众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这表明，当代中国国际形象的树立主要源于“他塑”，而非“自塑”[11]，可以说，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功能微弱，在某些议题上几乎失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力量失衡状态不仅存在于国际政治格局中，也存在于中国本身的地域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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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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