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政治中舆论场的区隔与分化
中国的网络舆论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策决策的宣传、政治新闻和事件的传播、政治领导人形象的全新塑造、政治规制的网络实施、网络意见对传统媒体和政策决策的影响，经过几年的磨砺和博弈，在虚拟空间充分呈现，显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传播生态。然而，在汗牛充栋的关于网络舆论场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将中国内地的舆论场作为独立的或者唯一的研究对象，而极少从跨境政治的角度研究不同地域舆论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协同发展关系是国内政治中的重要面向，港澳的稳定成为中国社会稳定中的重要维度。香港、澳门两地回归祖国20来年时间，两地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在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中得到深入发展。但是，由于香港、澳门两个城市在历史、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方面与内地存在差异，它们在回归后与内地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港澳回归，正好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同一时间段，香港受到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经济增长迟缓。对普通的香港市民而言，虽然香港经济繁荣，但生活成本却在增加，物价上涨、房价飙升、就业机会减少，市民生活状态不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反而变得愈发困窘。另一方面，随着自由行的推行以及香港与内地交流的深入，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充分体现，内地的一些负面因素通过交流及媒体的宣传暴露在港人面前，这加深了不少香港民众对内地的排斥。近些年，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冲突屡屡出现，“双非孕妇”“奶粉限购”“蝗虫”“地铁冲突”“小孩便溺”“反水客”等事件是两地矛盾冲突的典型表现。
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趋于紧张，而媒体和互联网在两地关系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港澳媒体生态和互联网环境与内地差异较大，尤其是民众使用互联网的平台不同，由于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的阻隔，中国内地民众无法使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也无法登录访问香港、澳门的网站和论坛，而主要集中使用微博、微信等本地产品。港澳民众则习惯于使用脸书和本地论坛，虽然可以自由访问中国内地的网络，但却较少使用微博、微信和其他内地互联网平台。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三地民众构建的网络舆论场实际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格局。一方面，三个网络舆论场在地域上相互独立，尤其内地舆论场，尽管网民数量巨大，但相对来说较为封闭，缺少与中国港澳和国际舆论场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港澳舆论场则属于海外舆论环境中的一部分，网民既可以进出于西方世界舆论场，又可以自由访问内地舆论场，但港澳网民对内地舆论场却兴致寥寥。
因为长城防火墙的区隔，中国内地和港澳舆论场在多数情况下是相互分化和疏离的。舆论场的分化使得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减少。当双方出现社会矛盾或冲突时，由于缺乏顺畅的交流渠道，各自舆论场中的意见容易走向极化，加深了不同舆论场网民的认知裂痕，难以达成社会共识。比如，在“双非孕妇”“奶粉限购”“蝗虫”“地铁冲突”“小孩便溺”“反水客”等事件中，一方面，香港互联网平台（如脸书、论坛）上，充斥着各种对内地游客的嘲讽、谩骂和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内地舆论场（如微博、论坛）中，则到处可见内地网民对香港民众谩骂的反击，评价中伴随着强烈的愤怒、焦虑情绪。部分香港市民对内地抱有深刻的偏见，一个并不严重的事件往往通过媒体的渲染和网络的“群体极化”讨论而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高度，带来对内地和内地民众更强烈的不满甚至歧视。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历史和社会现状缺乏了解，每每出现两地冲突，很多内地网民在港澳问题上就表现出一种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出现一些极端言论，使得两地矛盾加剧，两地民众的心理距离愈行愈远。
更重要的是，由于舆论场的长期分化，各舆论场中话语、形式、议题逐渐定型，不同的舆论场形成不同的话语习惯、表达形式及讨论议题。由此，两个相互分离的舆论场相互吸纳、认可或学习、融合的可能性降低，甚至会因意识形态等不同而出现了舆论场互斥。王国华等学者指出，舆论场分化背后的实质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化，这种分化状态长期维持下去，极有可能导致群体的分化，加速或加剧社会的分化。舆论分化是群体分化的征兆，而群体分化又会强化舆论分化，由此形成了相互强化的负向运动。[1]香港与澳门由于文化、历史、语言的缘故，已经逐渐形成了与内地舆论场迥异的互联网舆论生态，在网络语言、舆论平台、讨论议题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语言的差异，使得内地网民在港澳社交媒体中，常常会“暴露”出非本地人身份，很难真正融入当地人的讨论中。在香港，长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得香港社会中的很多民众对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充满了不信任与抵触。在“一国两制”实施中出现了重视“两制”、轻视“一国”的情况。[2]香港同胞的中国国民意识未能随着香港回归而增强，反而在祖国内地制度和自我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危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内地舆论场中的很多议题在香港舆论场中往往遭遇到抵制或讽刺，或者被扭曲理解。尤其在青年人群体偏爱的社交媒体中，表露出“爱国”情绪的网民有时甚至会成为众矢之的。(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可以说，港澳与内地舆论场的分割，使得互联网应有的政治传播功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在本地政治环境中，网络促进了港澳社会中政治信息的急速传播、政治群体在社交媒体中的聚集、政治群体身份的建构、政治讨论话语框架的形成、政治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动员组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政治传播功效。香港社会近些年爆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中（如反国民教育、“占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都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动员功能。另一方面，在地域政治或跨境政治中，互联网的人为区隔直接造成了网络舆论场的分化，不仅没有发挥互联网应有的“互联”功能，反而阻断了内地网民和港澳网民的交流通道，在香港与内地关系敏感、香港民众国家认同出现危机的形势下，这种舆论场的区隔使得两地民众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与对话，无法就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观点的交流。而与此同时，两地内部的群体极化和观念极化现象使得两个舆论场的隔阂更加深刻，这对两地的融合和协同发展毫无益处。正如前文所说，内地与港澳舆论生态呈现出极不平衡的格局。港澳舆论场是全球舆论场的一部分，网民可以随意进出，容易受到西方世界舆论的影响，而西方世界舆论对中国内地的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在某些敏感议题上往往带有偏见，因此会加深香港社会对祖国内地的刻板印象。从国际互联网的格局来看，长城防火墙内的中国内地舆论场反而是孤立和封闭的，虽然防火墙可以“保护”内地民众免受西方舆论的“干扰”，但同时也阻碍了上亿中国网民的对外传播通路，阻碍了每个网民背后承携的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的真实面貌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展现。
[1] 王国华,肖林,汪娟,周海灯.论舆论场及其分化问题[J].情报杂志,2012(8).
[2] 俞悦,蔡鑫.20世纪殖民统治期间香港社会心理的变迁及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