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探讨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对微信舆论场的考察至少需要在两个不同层次上展开。首先，就研究路径而言，重视“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的逻辑关联，开拓微信舆论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就知识生产语境而言，把握“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搭建微信舆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二者层次不同但相互勾连，后者是前者的论述前提，而前者是论述后者的一种视角选择。

一方面，微信的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同属一个逻辑范畴，由特定平台承载的“无标度”关系网络形塑了“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微信舆论场，信息在特定舆论场中的流通互动，也在不断强化或改变着特定的关系网络。在逻辑上，二者相互构成，前者是后者的关系论视角。比如，微信舆论场主体间的亲疏关系（朋友圈、微信群中节点与链接的异质性）、个体或群体与技术性平台的行为关系（多层区隔与嵌入性传播）、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信息在微博与微信平台间的单向溢出、异步互动）；后者将前者建构成一个信息流动与观点生产的特定场域，关系网络是维系舆论场样态及其功能特征的基础性资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同时，关系网络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比如，相对意义上的亲疏关系不会一成不变、用户的自主性会对微信所提供的技术机制进行灵活运用、微博与微信的互动关系会随着舆论客体即社会事件的关注度不同而有所变化，这些都会对舆论场的生态格局造成有限的资源重组与关系协调，使其表现出一定的动态特征。

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已经是一种既具本土性又具普遍性的知识生产语境。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相关联，新媒体在中国的发展逻辑似乎是一个社会转型当中的信息重组逻辑，当一种旧的传播技术不再持有社会潜力，就会有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来进行接力，表面上它是一种客体性质的技术革命，实际上同时也是主体性质的观念革命；另外，单看新媒体的技术变革，它具有两重性——新媒体的技术属性在于它是一种实现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技术，培育或配置社会内部的协调性，它的社会属性则是围绕媒介技术的兴起而逐步构建和演变的社会文化实践^[1]。不难发现，对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之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极大地影响着学术问题的确立和研究旨趣的偏向，受到这种社会语境的影响而渐成显学的舆论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由转型社会与媒体技术变革共同形塑的知识生产语境在中观与微观的阐释实践中消失或者被淡化，宏观语境之于学术视野与理论问题的构建，并没有获得充分彰显，网络舆论研究在学术逻辑上的完整性很少被强调。其一，国内学者以及官方智库多是以现实应用为导向，对网络舆情和舆论的探讨尚处于“悬置”基础问题与严谨思考的策略研究阶段。基于数据、图表的实证研究又因其过于琐碎，甚至于抽离或者淡化舆论事件所处的社会语境，难以深入探寻网络舆论场的学理；其二，社会矛盾凸显、风险议题多样、社会阶层利益逐渐分化的转型社会，以及作为交流环境、网络社区空间、信息生产与传播平台的移动互联网，给舆论学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新问题，也带来了新视角，既有的舆论学理论框架在遭逢挑战的同时，恰得再次充实自身的发展机遇。(https://www.daowen.com)

总之，微信舆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应该是在“转型社会与技术变革”的知识生产语境下聚焦网络舆论的重要问题，细致探察宏观语境之于具体事件的影响痕迹，以经验研究贯通宏观（社会性与技术性的环境）、中观（社会群体或机构组织）与微观（个体、微信平台、内容文本）在阐释实践中的区隔。在此基础上，以“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这一理论视角考察微信舆论场，充分重视平台的特殊性，强调平台内部的结构化特征之于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的影响，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区隔程度与信息流动状态，以此建构微信空间的关系网络与舆论场生态，把握微信舆论的演化与生成机制。

[1] 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