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探讨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传播学与政治学是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取向。传播学取向的舆论研究从信息或媒介的角度分析舆论的形成以及舆论要素的流动，媒介成为承载意见观点的重要介质。政治学取向的舆论研究则关注舆论的民主功能，包括舆论形成过程中个人自由表达的权利、舆论的道德维系功能、舆论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舆论对政权合法性的塑造等。这些研究取向依然适用于新媒体环境，但同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所以立足于中国语境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研究如何进行空间开拓，具有重要价值。
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形构了“网络化社会”。立足于中国语境，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研究，要将舆论从传统的“媒体”思维中抽离出来，而将新媒体作为一种媒介来思考。培养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历史观照与现实把握、场域联通与信息处理、议题深化与技术趋向。同时，要把握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舆论与国家意志、舆论与社会进程、舆论与其形成过程。当然，新媒体时代舆论研究的提升路径要尽可能依赖新媒体技术展开，充分运用新媒体在语义分析、关系分析、情感分析等方面的优势。新媒体舆论研究可以从以上方面切入，但是并不仅限于技术本身，而是要从技术出发阐述技术与舆论之间的深刻意涵，如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权力与规训、公开化与私人化、理性与情感等，也延续了传统舆论研究的重要面向：舆论与民主、舆论与技术、舆论与理性等。
当然，在新媒体与舆论的研究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保持舆论研究的学术自主性，避免被工具性的舆论研究所“侵蚀”；第二，要解决不同平台的舆论数据抓取和共享问题，目前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较难攻克；第三，要真正实践好跨学科研究路径，避免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赫伯斯特认为，在传播领域关于舆论研究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跨学科的思想和理念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在传播领域，我们有自由追求舆论的跨学科路径，只是我们并未很好地利用这种自由。所以我们经常局限于社会心理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运用它们的工具、思想进行分析。[1]
同时，新媒体与舆论研究也加深了新媒体对于学术研究意义本身的思考。目前很多新媒体现象的研究，分析的仅是新媒体的技术特性，并没有充分考虑现象背后蕴含的本质存在物。当下新媒体与舆论研究也有这种倾向，值得警惕的是要从技术带来的狂欢中抽离出来，更好地指向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和现实价值。
【延伸阅读】周葆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研究[2]
在新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下，本文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对分析舆论过程与动态关系至关重要：新媒介、新动力与“可视化”。
第一，新媒介。舆论的生成与演变依赖媒介空间，不仅因为媒介提供个体表达赖以形成的信息基础，而且因为舆论概念所强调的“公共讨论”更需依赖媒介空间展开。因此分析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结构与生态格外重要。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新媒介”包括如下特点：一是数量的多样化——从一两家媒体可以为舆论定调到今天的“众声喧哗”；二是类型的多样化——当下的媒体不仅数量多，更重要的是类型多样，并且新的媒介类型打破了原有的媒介分类。传统上依据介质和技术对媒介分类（如划分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些新的分类方式应当进入舆论研究的视野。譬如有业界人士提出的“POP”分法，即把媒介根据其生产主体与机制划分为个人自媒体（Personal media）、机构媒体（Organization media）及媒体平台（Media platform）三类[3]，这种分类方法在传统的专业化媒体（机构媒体）之外凸显了两类新型媒体——由个人或小团队操作、带有鲜明个性、以个人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为代表的“个人自媒体”，以及以汇集、聚合和展示新闻与观点为特征的“媒体平台”（如新闻客户端）——在媒介生态中的重要角色。毫无疑问，它们已经成为新的议题设置者、框架设置者与话语竞争者，是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研究无法忽视的媒介空间；三是话语的多样化——党报与市场化媒体，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新闻网站与个人自媒体等，都呈现出话语上的竞合关系，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产生纷繁复杂的议题、意见与框架的流动与互动，值得舆论研究者仔细分析。
第二，新动力。就中国社会传统的舆论动力机制而言，党和政府是最主要的议程设置者，并借由主流媒体完成议题动员与框架定调，成为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4]。但是这一动力机制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发生了显著改变——参与议程设置与框架竞争的力量都变得多元化、复杂化，舆论运行的过程机制不再像以往那样路径清晰、结构单一。普通公民通过网络报料等形式、借助戏剧化的传播符号可能成为新的议程设置者，并经过活跃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闻记者、学者律师、意见领袖（“网络大V”）的介入、转发与传播，进而通过社会化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反向议程设置”，成为轰动全国的舆论大事件，这一舆论动力机制与传播过程在历次突发公共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5]这一新的动力机制体现了普通人在舆论生态场中影响力的提升，但实际上其所能造成的影响力受制于网络与传统精英力量对其的响应，也受制于传统媒体对相关事件的回应。(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可视化”。新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使得意见的形成过程变得可视化，也使得舆论概念所强调的“公共讨论”变得可视化。以往，除非组织专门的座谈会或小组访谈，否则通过“大众意见”式的民意调查所测量的只是抽去了公共讨论过程的个体的意见总和，公众私下的讨论是“不可见”的。即便大众媒体出现后为公众提供了部分的表达平台与讨论空间（例如报纸的“读者来信”版、电视台的时事辩论节目），但其表达空间、参与主体、讨论话题都是极其有局限的，经过编辑和剪辑后的版本也使得诸多过程“不可见”。也正因为此，最近的舆论研究才强调“协商民调”（或译“慎思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的重要性。社会化媒体改变了这一生态，当一个议题产生后，网民就通过多种多样的公共平台与传播机制（包括转发、评论、点名等形式）进行个人的意见表达与相互讨论，这些表达与讨论都公开可见，公众不仅可以参与这一过程，而且可以随时观察、跟踪这一过程，议题的设置、传递与上升，框架的提出、竞争与胜负，都在公众视野中展开。由此，舆论那种原本隐匿、分散的状态更多转向公开、汇聚，这样的“可视化”使得舆论的形成过程清晰可辨，推动事件的进展，也使得个体的意见感知更为容易和直观，进而影响其在议题或事件发展不同阶段的意见表达，成为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当然，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过程的“可视化”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公开、自由、开放、理性的，研究中必须注意考察：这一“可视化”过程中信息自由流通的程度如何？理性讨论的程度如何？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多元性如何？是否容忍少数意见甚至边缘意见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始终注意到在“可视化”之外存在“不可见”的部分，在“可视化”的表层下藏着“隐匿脚本”与“幕后推手”，这样才有助于真正从“公众意见”与“传播过程”角度准确地把握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
[1] HERBST 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4).
[2] 周葆华.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研究:概念、议题与创新[J].南京社会科学，2014（1）.
[3] 徐园.POP，媒体未来式[J].新闻实践,2013(9).
[4]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 2006(5).
[5] 周葆华.突发事件中的舆论生态及其影响: 新媒体事件的视角[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