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提升路径
新媒体不仅为公众参与舆论形成过程提供了平台，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分析手段。新媒体内容分析中的三大技术特色是：语义、关系与情感。但对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要从技术层面的描述性分析，上升到理念层面的阐释性分析。为此，我们尝试建立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加深对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本质性认识。
1.权力与规训：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语义分析
从帕克、库利、李普曼、杜威、布鲁默，每一个关于舆论的概念都是以集体和传播过程为基础的，其中对议题的话语分析被看作是研究个人和集体意见的重要方式。[1]目前较常用的语义调查成为话语分析的重要方法。语义调查（semantic survey），使得舆论被概念化为超越离散偏好的总和，成为一种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对话的产物。[2]
话语不仅仅是作为语言存在的社会符号，而且是在使用中完成符号的意义建构。新媒体时代，信息呈现从传统的纯文本转向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除传统的纯文本之外，还有图片、视频、表情符、动态图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分析难度，也要求正确理解编码者的编码策略。在新媒体环境下，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话语表达从形式到内容可能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的话语指向。
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在应对公众的舆论诉求中，也会选择相对比较“亲民”的话语策略、表达方式，这有助于拉近与民众的关系。但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传达其“权力”角色和“权威”思想，对政府治理方式会形成重要影响。同时，虽然在新媒体舆论表达中，因把关人缺失而提高了表达效能，但是另一种隐性的“把关”机制在起作用。为避免触碰利益，或者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公众经常以个性化方式表达，如自嘲、戏谑、反讽等，甚至在舆论表达就已将敏感内容过滤掉，这体现了怎样的一种规训法则，这种规训是如何形成的，是对于周围意见气候的反映，还是对于官方权力的应对策略，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虽然目前的一些语言处理技术可以运用于话语分析，但由于舆论表达中存在软件不易辨别的隐性话语，所以深度的语义分析非常必要。但是不能仅仅将其停留在话语本身，而应该回归到具体舆论事件、现实社会中，考察事件背后的真意，了解政府与民众表达方式的形成逻辑以及这种权力与规训的运行逻辑。
2.公开化与私人化：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关系分析
从技术构成看，新媒体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应用模式。而其潜力超过技术本身，甚至有了社会、文化向度的意义。新媒体技术能够发现现实中存在的有联系的个体，将其联结起来并予以结构化，使其还原到网络（network）的状态。
网络行为的核心内容是对话、沟通、互动，这种对话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背景，所以可以通过在线关系网络管窥现实社会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对于舆论研究的关系分析，可以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通过讨论网络的特征，找到这些现实关系网络。一方面，分析整体网络的结构特征，如密度、中心度、中心势等；另一方面，分析个体网中个体是如何“行动”的，个人行为如何产生社会资本，从而发现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私人如何通过互动而结构起来。除此之外，还可以分析网络中的派系等。所以这个网络可以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公开的。
斯拉夫科·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在Public Opinion: Development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开篇就谈到了公众的问题。作者试图解开公众、公共、公共性、公共空间、舆论等概念之谜，并认为这是公共（public/ness）的五个语义维度。[3]新媒体为舆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公众可以在同一空间对不同议题进行表达，也可以在不同空间针对同一议题进行表达。空间开放也衍生出了公众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等理念的讨论。但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新媒体应用受众越来越细分，造成一定程度的分众现象，或者说是圈层化传播现象。他们可能在人口特征上类似，可能是基于同一兴趣，可能是基于同样的利益诉求等，而在一个相对“小众”的圈子里进行舆论表达，其表达背后具有深刻的形成逻辑。相比于微博，微信更是一种小圈子传播样态，其舆论表达兼具一定的私人性和公开性，如朋友圈的表达相对较为私人，而微信公众号的表达相对较为公开。那么，从关系结构的角度讲，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如何行动，如何建构网络结构的私人性和公开性，私人性和公开性的界限在哪里，影响这种界限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探讨。
新媒体时代，一定程度上人们在现实中更加独立，而在网络中更愿意社交。较为开放的舆论表达平台中还存在着圈层化舆论表达现象，体现了一定的私人化趋向。这种私人化和公开化存在一定的调适边界，也是对现实社会个人存在状态的一种反映。基于网络中关系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舆论表达的私人性和公开性。
3.理性与情感：新媒体与舆论研究的情感分析
舍费尔（Dietram Scheufele）认为，舆论的内容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与情感维度（Affective Dimension）。前者强调对事实的阐述，后者强调参与者的情感倾向及态度倾向。[4]
情绪在网络舆论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社会化媒体中。情绪有助于观点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充满情绪的微博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被转发，被转发次数也更大。[5]情感分析是目前新媒体中的重要分析技术，即依托于相关情感词汇，并与情感词典相匹配，从而建构词汇与情感词典之间的勾连。新媒体中经常运用的情感有：高兴、喜悦、愤怒、生气、失望等。有研究认为，情绪通过使人们对新信息更加敏感或者更依靠偏见而塑造舆论。[6]如果说情感是对于议题的感性表达，那么理性则属于对于议题的事实性表达。
如果将公众的舆论表达作为决策结果，那么意见形成则是决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众会对信息进行处理，这一处理过程中有事实性表达，同时也会附带情感性表达。前者是理性的表现，即公众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对相关议题进行判断、逻辑推理等；意见决策过程中也有情感性因素的嵌入，甚至有非理性行为。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要追溯到早期的舆论研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李普曼等都有所涉及，后来的研究者也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舆论理性化的问题[7]。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提出了判断舆论的标准，其中之一就是，舆论是指那些经过讨论的观点，参与者应该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思考。[8]
在人的认知体系中，情感属于非理性的成分。如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表达，情绪、情感因素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除了需要了解这些因素对舆论的作用机制外，更需要考虑个人发表意见时是如何抉择的，理性和情感是如何相伴发生、相互作用的。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中的理性研究要特别重视程序理性，即个人是否对某一议题进行思考，并对他人的想法进行逻辑推理，从而做出决策；而情感要素的分析关键在于情感如何从个体层面扩散到群体层面，情绪如何进入个人认知或者个人情绪如何被启动，情感背后所蕴藏的民众心态以及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依托新媒体特性探索舆论本质，关键在于把握新媒体特性对于舆论本身的影响。目前新媒体研究有三大分析视角：语义、关系、情感，对应的内核分别是文本、结构、心理。研究者通过对新媒体与舆论中的文本进行语义分析，可以了解不同舆论场话语背后的权力和规训逻辑；通过对新媒体舆论中的结构进行关系分析，可以了解舆论空间的公开化与私人化特征；通过对新媒体舆论中的心理进行情感分析，可以了解舆论表达中的理性和情感。同时，这也回应了新媒体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舆论与民主的关系、舆论与技术的关系、舆论与理性的关系。
[1] PRICE V. On the public aspects of opinion linking levels of analysis i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8(6).
[2] ANSTEAD N, LOUGHLIN B. Social media analysi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2010 UK general election[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15(2).
[3] SPLICHAL S. Public opinion: development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Lanham, M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4] SCHEUFELE D A. Deliberation or dispute? An exploratory study examining dimensions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999(1).
[5] STIEGLITZ S, LINH DX. Emotions and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 social media—sentiment of microblogs and sharing behavior[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3(4).
[6] SANDRA G B, BANCHS RE, KALTENBRUNNER A. Emo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us presidential approval rates: a 5 year analysis of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2(2).
[7] ARTERTON F A. Teledemocracy: can technology protect democracy? [M].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1987；BARBER B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LOWI T J. The End of Liberalism[M]. New York: Norton, 1969.
[8] LOWELL A L. 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M]. Lond.: Longmans, Green, 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