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舆论场”“双重话语空间”及其动态性

社会化媒体舆论并非隔绝存在，而是身处“扩展的媒介生态体系”中。特别是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社会化媒体舆论如此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与社会其他舆论场的差异。部分研究者援引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的“两个舆论场”概念，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当代社会相比于其他社会存在更明显的“两个舆论场”现象，并呼吁“打通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1]。用更为规范的学术语言来表达，“两个舆论场”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双重话语空间”（dual discourse universes）特征^[2]。该概念认为中国社会存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差异化的舆论表达空间，前者的载体是官方文件和传统媒体，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私人话语（人际讨论）以及网络新媒体（主要是社会化媒体）。“双重话语空间”是基于中国舆论的特定场景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学术概念，值得我们在分析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中国舆论时加以应用和发展。

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双重话语空间”存在差异甚至对立的基本现实。中国近年来的诸多舆论事件中，都有社会化媒体扮演传统媒体“对抗者”角色的情况——网络空间成为网民反对、嘲弄传统媒体所发布的“权威信息”的主战场；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双重话语空间”之间的互动甚至合作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而非僵化静止的。具体来说：第一，传统媒体内部也存在分裂甚至分化。例如除了以往研究所揭示的党报与市场化媒体之间的差异、中央与地方媒体之间的差异外，还有一些颇值得分析的内部差异，比如因地方政治与传媒文化不同造成的差异（如“南方系”与“北方系”），以及在同一报业集团内部甚至同一份报纸不同版本之间因语言和受众不同造成的差异（如《环球时报》中文版与英文版），这就造成了在一些舆论事件中，市场化程度较高或新闻专业主义职业意识较强的传统媒体，容易成为网络表达的同盟军。在针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上，中央级媒体也会加入，并与异地监督的其他地方媒体一起形成对网络民意的呼应。第二，传统媒体本身也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拥抱新媒体特别是社会化媒体。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技术与平台的转换，也代表着话语方式与表达理念的可能转换。这方面的典型就是人民日报微博，自从2012年7月21日开通以来，短短一年（截至2013年7月17日），粉丝数已经超过814万，排名媒体微博首位，远超《人民日报》的单期发行量^[3]。个中原因，正是其摆脱了传统僵化的“宣传”面孔，积极回应社会重大议题与网友关切，与社会化媒体舆论展开互动。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日报”不等于《人民日报》，无法简单地将之归入官方话语空间。第三，社会化媒体平台爆发的舆论事件，要赢得更大的社会关注，也依赖传统媒体的介入与推动，两者之间不仅有对立关系，也存在共同推动公共事件的可能。诸多“新媒体事件”，恰恰是由于传统媒体的介入报道，才得以成为引发舆论更大规模关注的“大事件”^[4]。因此，分析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中国舆论，可以借鉴“双重话语空间”这一基本思想，对舆论表达的主体、平台及其相互之间复杂多变的差异、对立、合作、融合展开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分析，从中可望对舆论过程产生若干原创性的中观概念。

[1] 祝华新.“两个舆论场”的由来和融通之道[J].南方传媒研究,2012(38).(https://www.daowen.com)

[2] Zhou 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dual discourse universes. In WILLANT L, AW A(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sia [M]. New York: Rutledge, 2009:43-71.

[3] 刘鹏飞,齐思慧.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一周年数据分析[EB/OL].(2013-09-13)[2013-11-11]. http://zgbx.people.com.cn/n/2013/0913/c369169-22916167.html.

[4] 周葆华.作为“动态范式订定事件”的“微博事件”[J].当代传播,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