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所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提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命题，即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都处在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诸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他们的思想一直影响至今。但相比较而言，孔子更具有代表性，其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而从未中断过，且被后世创造性地转化为物质载体即文庙。如同“四书五经” 一样，文庙在儒学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文庙与官学或书院融合后，形成了中国历史及儒学文化史上特有的“庙学合一”或“庙学”“学庙”现象，也使得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以其独特的精神特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教育生态，还辐射到周边及欧美不少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议不休的历史“活化石”。
壹
据史料记载，主祀孔子的庙宇有文庙、孔庙、学庙、庙学、学宫以及宣圣庙、至圣庙、夫子庙、先师庙、先师殿、大成殿、礼殿、燕居堂、中和堂等不同的称呼，然最流行、最常用的就是文庙和孔庙，因而一些权威的大型工具书在对文庙、孔庙加以解读时，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庙即孔庙、孔庙即文庙。如商务印书馆修订本《辞源》解释说，孔庙在“明清时也叫文庙”，文庙即孔子庙，“元明以后通称文庙”。[1]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认为，孔庙“亦称文庙”，文庙“即孔庙……元以后多称文庙”。[2]近人的学术论著中也多持此意见，这主要是基于对主祀孔子这一历史存在的认同。
“文庙”一词，较早见于《南齐书》。齐高帝时的尚书右仆射王俭，针对明堂与郊祀之礼，曾引用《郑志》中赵商与郑玄的一番对话，赵商问曰：“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3]《新唐书》中又有“汉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国诸侯立高祖、文、武庙”[4]的记载。汉惠帝刘盈乃刘邦之子，西汉第二位帝王。可见，在西汉初年就有文庙的称呼，只是此时的文庙与孔子及其被封为“文宣王”没有必然联系。
在古汉语中，“文”与“武”是相对的一组概念。按古制，凡有功于社稷的文臣武官，均可设庙祠以祀。如主祀姜子牙的武成庙、主祀岳飞的岳飞庙、主祀关羽的关帝庙等，都属于“武庙”。而主祀姬旦的周公庙、主祀孔子的孔庙、主祀孟子的孟庙、主祀颜回的颜庙、主祀子思的子思庙、主祀曾参的曾子庙，以及孟子游梁祠、子贡祠、武侯祠、包公祠、范公祠等，都属于文庙。且武庙与文庙各有其配享及乐舞礼制，如《宋书》所载，曹魏时期“制《武始》舞武庙，制《咸熙》舞文庙”[5]。尤其是自唐宋以后，各地既建文庙又建武庙。因此，广义上的文庙，是一种与武庙相对的、主祀有功文臣或先儒先贤的礼制性建筑，体现出历朝历代“文治” 的政治意图，负载有“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韵味”[6]，属于文化史学研究的范畴。而狭义上的文庙，则单指主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亦即孔庙，也就是本丛书所论及的文庙。
就狭义上的文庙来说，史料及后世文献多以孔庙相称，明清尤甚。这是因为孔子乃“文道”之奠基者。自汉初始统治者就开始推崇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汉高祖刘邦路过曲阜时还“以太牢祠焉”[7]。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便一跃成为官方哲学，在其后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孔子犹如道教尊老子、佛教尊释迦牟尼一样被推上神坛，或被追封为“文宣王”，或被奉为“万世师表”，主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文庙也逐步遍设于京师及全国各地。
按所承载的功能，文庙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国庙。这是由帝王代表国家祭拜孔子的礼制性建筑，主要是设于京师的皇家孔庙。曲阜孔庙在京师未设孔庙之前曾一度扮演国庙的角色。
二是家庙。家庙是孔子家族的宗庙，如曲阜孔庙、浙江衢州孔庙以及河南郏县文庙（既是家庙又是学庙）等。
三是学庙。因庙设学、因学设庙或庙学同建，形成“庙学合一”的格局，具体是指与各级官学及书院直接相关的主祀孔子的庙宇，因而也多被称为“庙学”。明清时期多被称为文庙，如上海文庙、苏州文庙、郑州文庙等。还有被称为学宫的，如广东的番禺学宫、海南的文昌学宫等。此类文庙数量庞大，除少量的国庙、家庙、村庙外，其余的全部是学庙。
四是村庙。凡是学庙普及不到的边远地区，地方官员为推崇弘扬儒学、满足民众对圣人孔子的崇拜和对儒家文化信仰的需求，便在人口聚集区的村镇设孔庙奉祀孔子及有功于儒学的先儒先贤，可称之为“村庙”。如福建连城县培田村有一处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所建的“文武庙”，文庙和武庙建在一栋两层阁楼内，下层武庙祀关羽，上层文庙祀孔子。在中原一带，多有因孔子圣迹所到之处而建的纪念性孔庙，如河南永城的芒砀山夫子庙是为纪念孔子在此避雨晒书而建的，河南淮阳的弦歌台为纪念孔子在此绝粮依然“弦歌不衰”而建（附有书院，亦为学庙）等。村庙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建制不一，但与其他文庙一样承载着传承儒学与社会教化的功能。
贰
文庙起始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或言早至春秋，或曰晚至唐朝。但无论始于何时，它总有一个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其历史积淀也足以占据儒学发展的半壁江山。
文庙的雏形当从曲阜因宅设庙始，即孔子去世后，其居室由后人奉为庙，“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平生衣、冠、琴、车、书”，且在孔子冢祭奉孔子，“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8]此时的曲阜孔庙虽属家庙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礼制性庙宇，孔子冢之学亦属私学，且孔庙与孔子冢不在一处，但毕竟是主祀孔子，又兼有私学活动，可称之为文庙雏形，实开文庙建制之先河。
文庙与政治结缘、与官学融合，可追溯到东汉时期蜀郡重修的文翁石室（即蜀郡郡学）中的“周公礼殿”。据史载：“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九经，今皆存焉。”[9]可以说，蜀郡郡学中的周公礼殿实乃“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最早范本”，“曲阜之外中国所建最早祭祀周公、孔子的机构”。[10]但这只是地方政府行为，尚未在全国实施，更是主祀周公，并非孔子。自汉武帝“独尊儒术” 后，统治者把尊孔崇儒提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开始加封孔子及其后裔。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更是诏令郡县学校皆祀周公、孔子。这是首次以中央诏令的形式祭祀周公、孔子。
魏晋南北朝虽王朝更替频繁，加之佛道及玄学的冲击，但统治者的尊孔崇儒政策没有弱化，文庙礼制建设多有成就。如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年）下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11]，还要求各地修葺孔庙，重开祀孔之制。东晋时在国子学“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12]。北魏太武帝时“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13]，开创中央国学祭孔之制；孝文帝不仅在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创建孔子庙，开国都孔庙之先河，还下诏规范祭孔礼制，要求“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14]等。
隋唐时期重新确立儒学及孔子的政治地位，文庙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下诏在国子学中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停祭周公，开国学文庙主祀孔子之先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开始确立追祀先贤先儒的制度，是年唐太宗下诏，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文庙。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下诏，以颜回等十哲从祀孔子，并塑为坐像；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追赠颜回为兖国公，其余九哲弟子皆为侯，另追赠曾参以下七十三人为伯，孔子自此开始被称“王”。自唐以来，庙学合一进程逐步推进，庙学之制更加完备，史载“唐开元间，定孔子为先圣庙，而衮冕南面，每岁春秋祀焉，由是庙学之礼益备，凡有学者必有庙，示其尊也”[15]。
宋元时期，文庙设置更为普遍，“宋兴，崇尚文治，吾夫子之祀遍天下”[16]。不仅是官学，还有自宋朝日益兴起的书院内也必崇祀孔子，“每个书院必塑有孔子及十哲的肖像，甚至图画七十二贤一同配飨”[17]。尤其是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开加封孔子嫡长子孙“衍圣公”的先例；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宋高宗诏令“以释奠文宣王为大祀”[18]，即规定祭祀孔子的礼仪与祭祀社稷的大礼相同，均为国家级的重大祀典。至元朝，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9]；至明朝嘉靖年间，历经数百年的“孟子升格运动”，儒学的重要传承人孟子被正式封为“亚圣”。在此情况下，文庙遍及全国各地，“郡县有学，学必有庙”[20]。
明清时期，“文庙”这一称呼开始被广泛使用。朱元璋即位后，改称孔子为“先师”，洪武元年便“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21]，还“诏天下通祀孔子”[22]。明永乐八年（1410年），不仅“令天下文庙圣贤衣冠绘塑不合古制者悉改正”[23]，且改学校先师庙为“文庙”，自此“文庙”之名盛行天下。至明末，全国各地所建文庙多达1560所。[24]清初，康熙帝亲笔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于文庙大成殿，这是历史上首次称颂孔子为“万世师表”，表达出统治者对孔子及儒学的敬仰之情，也昭示出儒学的文化力量。至清末，文庙增至1740多所。[25]
清末开办新式学堂后，庙学开始分离，文庙由以往的祭祀与教学两大主要功能蜕变为单一的祭祀功能，没有了“官学”这一光环，其维修和保护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不能否认其大教育功能的存在，那就是继续承担着社会教化的重任，且依然是广大士子心仪向往的神圣殿堂。虽经风风雨雨，仍有不少的文庙得以较好或部分地保存下来。改革开放后，文庙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普遍关注，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被提到日程上来，文庙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据国家文物局《文庙、书院等儒家遗产保护利用现状调研报告》（内部资料）统计，截至2016年底，除内蒙古、西藏、宁夏及台湾、香港、澳门外，共有327处文庙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其中国保级文庙为108处。此外，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也有近100处文庙。可以说，文庙立足本土，辐射周边，形成足以和佛寺、道观相媲美的“儒庙景观”。
叁
自文庙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便开始发挥其独特的多元功能，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及教育生态。
毫无疑问，文庙的强势缘于与政治生活的结合。自西汉确立以儒治国后，魏晋至明清皆秉承儒治政统，不断提高孔子及儒学的地位，称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为“帝道之纲”，为此不断地完善庙祀孔子的礼仪制度。期间，儒学确实遭受过不同学术流派的冲击，但因儒学自身的包容性与再生力，以及与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它在博弈中始终占据着权力的中心位置。历代各地文庙正是在这一儒化的背景下得以建造的，反过来又对政治生态起到一种固化作用。诸如每当因社会剧烈震荡带来道德秩序的破坏、所谓“不孝不悌之事，频见词诉”[26]之时，统治者都毅然决然地动用儒学来拯救社会道德的缺失。每当基业稳定之际，统治者又会诏令修建文庙以传承儒学，并利用文庙祭孔活动来“宣德化”“正人心”。总之，要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观念根植于官员及民众心中，杜绝一切“僭越”行为，借以维系和谐的政治生态。
基于与政治生活的结缘，文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映在现实中的物化形式。这一被物化的建筑群，与“四书五经”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如果说“四书五经”借助文本来传承儒家文化的话，那么文庙则是借助建筑、礼仪等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诸如按照礼制，文庙建筑分别有九进、七进、五进、三进院落等，常与官学毗邻，庙中有学、学中有庙等，将古代的庙宇性建筑文化传承至今。又如文庙的祭祀活动，从供奉人物的选择、座序排列到祭祀时的祭器、祭品、礼服、礼仪、音乐、舞蹈等，无不在制造一定的场境和氛围，引发民众对儒学文化的认同，从而形成特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以至祭祀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基于文庙与官学或书院的结缘，文庙的设施及祭祀活动又有“风励士子”的强大教化功能，足以使在读学子形成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感。这是因为文庙中的受祀对象，已成为道德、道统、学统的象征，是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的标杆，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符号。那么在文庙内祭拜这些先圣先贤，足以“使天下之士观感奋兴，肃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念”[27]，亦即通过“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景，使人们对先圣先师先贤等供祀对象的崇敬之情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体验”[28]。正是这种庄严肃穆的文化场景，使得诸生在先圣先贤像前“穆然而志专，徘徊乐之，不忍去也”[29]。从“穆然”到“乐之”再到“不忍去”，足见谒祠之举对在院生徒的感染力之大。更使得“自为童子时”的文天祥，看到文庙中还奉祀乡贤先儒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等塑像，且“皆谥忠”，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30]如此，一代代学子带着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去追逐“希圣希贤”的人生理想，最终实现“传道济民”的处世目标，这也是“庙学合一”价值的最好体现。
肆
正因为有如此多元的价值及功能，文庙才能在庙学分离后艰难地生存下来，后来者才能继续守望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沃土而不至于断裂或丢失。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更加重视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自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曲阜孔庙的祭孔活动以往由民间团体主持，从2004年起转而由地方政府主办，2007年又上升到由山东省政府与教育部、文化部等联合主办，由此带动了各地文庙的官方“祭孔”活动；越来越多的文庙遗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带动了全国各地对文庙遗存的修复和保护工作。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并基于对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提出了“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五四青年节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该意见从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等方面予以战略性、全局性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文庙作为传播儒学的主阵地，理应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阵地。事实上，已有部分文庙积极开展国学教育普及活动，如举办成人礼、开笔礼、拜师礼等，取得明显效果。
但在现实中，文庙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或难题。有些地方政府文物保护意识淡薄，有部分文庙遗存得不到正常的维修和保护；部分得到保护的文庙，其蕴藏的多元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存在过于功利化的倾向；部分文庙设施及祭祀活动不合礼制，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比如祭祀日应是生日还是卒日、受祀对象只是孔子还是分层次进行、每年各地文庙是同时祭祀还是“各自为政”、祭文是年年都写还是规范统一，以及在东西两庑及乡贤祠、名宦祠中是否可以续增一些新儒学代表人物等问题。要根本解决文庙发展中的问题，有待于对文庙的深入系统研究。
伍
自从文庙问世后，就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对文庙的建制、布局、祭祀、教化等问题做过不同程度的思考和论述。自明清以来，在举国编著大型丛书、类书的驱动下，大批学者开始对文庙的各种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和汇编。如《明史·艺文志》就载有潘峦的《文庙乐编》、何栋如的《文庙雅乐考》、黄居中的《文庙礼乐志》、瞿九思的《孔庙礼乐考》；《清史稿·艺文志》载有阎若璩的《孔庙从祀末议》、庞钟璐的《文庙祀典考》、蓝锡瑞的《醴陵县文庙丁祭谱》、郎廷极的《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等。此外，还有陈锦的《文庙从祀位次考》、张偀的《文庙贤儒功德录》、金之植的《文庙礼乐考》、牛树梅的《文庙通考》以及民国时期孙树义的《文庙续通考》等。这些成果对文庙的发展流变、建筑形制、祭祀礼仪及从祀制度等都做了系统考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及文化遗存保护力度的加强，文庙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先后出版多部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诸如范小平的《中国孔庙》（2004）、陈传平主编的《世界孔庙》（2004）、刘亚伟的《远去的历史场景：祀孔大典与孔庙》（2009）、孔祥林等的《世界孔子庙研究》（2011）、彭蓉的《中国孔庙建筑与环境》（2011）、董喜宁的《孔庙祭祀研究》（2014）、朱鸿林的《孔庙从祀与乡约》（2014）等。这些学术成果从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美学等多学科多维度对文庙进行了系统性、综合性思考与研究。但在文庙理论的提升、文庙精神的挖掘、文庙文化的传播、新时代文庙如何保护利用等问题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去探索。
本套“中国文庙研究丛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问题意识、实践导向为基本价值取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宏观与微观相统一、本土与域外相参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充分运用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以及田野调查、计量分析、文本叙事、图像佐证等研究方法，从选址布局、建筑特色、祭祀礼制、教化活动、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对各地有代表性的文庙逐一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使其成为介于学术性和普及性之间的一套文庙研究丛书。纳入丛书第一辑的有十二部研究专著，分别是《曲阜孔庙研究》《西安文庙研究》《上海文庙研究》《郑州文庙研究》《太原文庙研究》《苏州文庙研究》《南宁文庙研究》《济南府学文庙研究》《宁远文庙研究》《定州文庙研究》《建水文庙研究》《正定文庙研究》，其他有代表性的文庙也正在研究之中。在此基础上，我们后续会进行历代文庙史料搜集与整理以及文庙专题研究、文庙通史研究等，努力使“文庙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的文庙爱好者加入文庙研究队伍，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及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让中国的文庙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庙文化。
周洪宇(https://www.daowen.com)
2020年12月
【注释】
[1]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78、1362页。
[2]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 第8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3]《南齐书·礼上》。
[4]《新唐书·高郢传》。
[5]《宋书·乐一》。
[6]〔英〕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7]《史记·孔子世家》。
[8]《史记·孔子世家》。
[9]［宋］席益：《府学石经堂图籍记》，见［宋］程遇孙等编《成都文类》卷3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舒大刚、任利荣：《“庙学合一”：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1]《三国志·魏书二·文帝纪第二》。
[12]《宋书·礼一》。
[13]《魏书·世祖纪上》。
[14]《魏书·高祖纪上》。
[15]吴澄：《崇仁县孔子庙碑》，见《吴文正公集》卷15，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16]［南宋］陈宜中：《学道书院记》，见《苏州府志》卷26，清光绪九年刊本。
[17]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5页。
[18]《宋史·高宗六》。
[19]《元史·武宗一》。
[20]［清］阮元：《两浙金石志·杭州路重建庙学之碑》。
[21]《明史·太祖二》。
[22]《明史·太祖三》。
[23]《明会典·卷八十四》。
[24]王贵祥：《明代不同等级儒学孔庙建筑制度探》，载《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2年第2期。
[25]刘新：《儒家建筑文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26]［南宋］徐元杰：《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见《梅野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清］庞钟璐：《缮写成帙恭呈御览仰祈》，见《文庙祀典考》卷50，清光绪戊寅家藏本。
[28]肖永明、唐亚阳：《书院祭祀的教育及社会教化功能》，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9]［南宋］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见《止斋集》卷3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宋史·文天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