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学合一

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后，学术层面的儒学一跃成为官方哲学，从此儒学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所尊崇，与中国政治共盛衰。而与尊儒相伴的必然是儒学的普及与传承，或设学以教化儒经，或立庙以主祀孔子，二者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庙学合一”现象。^[1]这一现象随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愈演愈烈。如唐朝科举制度日渐完备，为满足人才培养和国家取士的需要，唐太宗下诏实行州县学皆立孔子庙，由此因学设庙的活动在全国大规模地铺展开来，“庙”与“学”的结合更加紧密。

及至北宋年间，“宋承唐制，抑又甚焉”，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加强，科举取士名额增加，科举考试规程完善，这为朝廷及时选拔了一批治术人才的同时，也造成“民力弹竭，国用乏匮，吏员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将及于乱，赏罚无准，邪正未分”^[2]等问题，范仲淹等有识之士指出必须对学校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联合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等人合奏《学校贡举条例》，他们共同建议：

今教不由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立学合保荐送之法。^[3]

在他们拟定的立学合保荐送之法中具体规定：

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校外，其余并各令立学，如本处修学人及二百人已上处，许更置县学。若州县未能顿备，即且就文宣王庙，或系官屋宇为学舍……应取解逐处在学本贯人，并入学听习至秋赋投状日前及三百日以上，旧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许取应。

地方学校再次迎来发展契机，而苏州文庙独创的“庙学合一”之空间格局在此次兴学中也为各地方学校所模仿，地方官学逐渐形成由“孔子庙”和“学院”联合组成的学宫建筑群体院落空间，具体表现为以“大成殿”院落为核心的祭祀建筑群与以“明伦堂”院落为中心的学署建筑群。孔庙为演礼之处，学宫为习文之所，庙是学的信仰中心，学是庙的存在依据，“庙”与“学”相结合成为定制，“庙学一体”的建筑理念和基本形制进而推向高潮，庙学逐渐成为古代地方官学的代表。(https://www.daowen.com)

庙学合一的苏州文庙（仿宋代苏州州学图绘制）

明清时期，为强调学校的育才作用，实行“科举必由学校”，即只有官学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苏州地区的士人若要参加乡试，必先在官办学校如苏州府学内读书、接受教育。苏州府学一般设教授（进士出身）一名及训导四人来教授学生。《明史》有记：

洪武二年，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4]

教授等学官除负责地方学务的管理，如教导生员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礼为经、史、律、诏、礼仪之书，乐为祭礼的音乐舞蹈，射为射箭，御为御车，书为书写，数为计算）等，还掌管着文庙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通过祭祀彰显对孔子的尊重和对儒家思想的重视。由此可见，苏州文庙身兼“教育”与“祭祀”两项职能，庙中设学、学旁有庙，庙与学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制，两者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