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庙右学
自北宋景祐初建以来，苏州文庙基本形成了由以“大成殿”为核心的祭祀建筑群和以“明伦堂”为核心的教学建筑群构成的建筑格局。其中，祭祀建筑群包括黉门、洗马桥、棂星门、戟门、大成殿、崇圣祠，教学建筑群则由礼门、仪门、泮池、明伦堂、敬一亭和藏经阁等组成。从整体建筑形制来看，其他地方文庙与之基本无异。但在空间布局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布局形式。依照两主体建筑之间的位置关系，一般可以将其布局方式分为三种：“右庙左学”“左庙右学”和“前庙后学”。
地方文庙基本型制示意图（图片来源：彭蓉《中国孔庙研究初探》，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9页。）
“左庙右学”是明清地方文庙定型以后的正规布局，最早见于唐代都城孔庙和国子监的布局。其源于周礼“尚左”“崇左”之制，《周礼·考工记》中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5]所以符合左祖（宗庙）右社（社稷）原则的“左庙右学”是文庙中最普遍的一种格局形式，也是文庙的基本建制。[6]苏州文庙是这一格局的继承者，史载“广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斋室”。[7]不仅如此，苏州文庙将庙与学在建筑空间上并列呈现，形成了“左庙右学、庙学合一”的建筑型制，这一型制在庆历兴学中为各地方学校所效仿，“左庙右学”的建筑风格蔚然成风。
苏州文庙平面图（图片来源：杨镜如《苏州府学志 （上）》，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右庙左学”的布局格式出现于南宋。有说法称，这种格局可能是受到曲阜孔庙和孔林中以右为上的影响。《孔子家语》中记载：“夫子叹而言曰‘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即与宾主夹之，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殡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余将逮死’”。[8]孔子为殷人之后裔，殷制尚右，孔子后裔在墓葬和立庙时都遵循这一原则，且南宋时的都城孔庙和国子监布局也是左学右庙，因而这种布局对南宋时期的地方文庙产生一定影响。[9]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是由于“靖康之乱”使政治、社会乃至文教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致使教育建筑空间传达着“金瓯缺何时圆”的愤慨与反叛，表达着对兴学育人、延续学统的期望与追求。[10]从整体地理分布而言，这一颠覆传统的文庙格局形式对南方文庙的布局影响更大。如，福建省泉州文庙、台湾省台南县文庙、上海嘉定文庙、松江府娄县文庙等就是这种典型的“右庙左学”格局。
“前庙后学”是宋元时期孔庙与学宫尚未分离时的一种布局方式，明以前的县学多为这种布局。这是“左庙右学” 布局格式的一种变体，大多是受所在地区经济、环境因素或早期文庙招生情况的影响与制约，早期生员数量少、经济欠发达或地形相对狭窄，都将导致建筑难以横向排列，不得不采取这种折中的布局。如，山东的济南文庙、浙江的慈溪县学就是这种布局方式。
此外，还有一种少见的布局方式——“中庙左右学”。这种排列是将庙放在中间，左右分别是府学、县学或州学，两个不同层次的教学场所共处一处，共同享用一个祭祀场所。如，云南建水文庙就沿用这一结构布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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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洪宇，赵国权：《文庙学：一门值得深入探究的新兴“学问”》，载《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
[2]［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3]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297页。
[4]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湖北崇文书局清光绪三年版，第117页。
[5]崔高维校点：《周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6]邓凌雁：《空间与教化：文庙空间现象及其教育意蕴的生成》，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7]范成大：《吴郡志（1—6卷）》，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22页。
[8]薛恨生：《孔子家语·终记解第四十》，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版，第65页。
[9]张亚祥：《江南文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0]邓凌雁：《空间与教化：文庙空间现象及其教育意蕴的生成》，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