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体达用之学

宋朝重文轻武，重科举轻学校，尚文词而遗经业。同时，内有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揭竿而起等社会矛盾，外有辽夏的不断侵扰，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北宋走向“积贫积弱”的严峻地步。为改变现有局面，安定尝上书请兴武学，曰：

今国子监直讲内梅尧臣曾注《别子》，大明深义，孙复而下，皆明经旨。臣曾任边陲丹州推官，颇知武事。若使赉臣等亲莅武学，每日只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术。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之间，必有成效。^[22]

言辞中肯，字字泣血，但未获采纳。胡瑗深感儒家经业道术之坠落、圣人体用实学之不明，故力求回归儒家办学之根本，故创“明体达用”之学。胡瑗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而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是“用”。其弟子刘彝于此深有体会：(https://www.daowen.com)

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23]

胡先生始终坚守儒家道体之说，同时倡导“达用”，以改变科举中的务虚空疏之弊端，最终化民成俗，培养“经邦行事”之材。以胡瑗的教育思想为指导，苏州府学在办学之初，讲究明体达用，强调研读经文，身体力行，抵制辞赋等唯文辞绮丽之为务、内容空泛贫瘠的训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