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斋教学法

分斋教学法

“分斋教学”是与“明体达用”这一办学理念相契合的办学主张，远可追溯至孔子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近可追及魏晋南北朝时的“四学馆”——儒学、玄学、史学及文学。但是，无论是“四科”还是“四学”，都偏重人文类知识。^[24]而胡瑗所分的“经义”与“治事”二斋已经突破了人文知识的局限：

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25]

换言之，经义斋就是高级经学研讨班，以培养高级治理人才为主，更重视理性、高层的统治；治事斋有点像政务技能培训班，培养具体的施政手段、方法，如农田水利、治兵防御、刑名教化及历法算术等，更偏重处理的方法。^[26] “明体达用”之意蕴不言而喻。黄宗羲曾赞：“先生之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得当。”^[27]

“分斋教学法”适应宋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兴趣需求。《安定学案》载：

胡翼之瑗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亦甄别人物，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使之以类群居，相与讲习。胡亦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乐从而有成。^[28]

“分斋教学”充分尊重学生兴趣，并将学生按兴趣分组组成学习共同体，利于教师因其特长而施教的同时，也促进了小组合作学习，使学生不仅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还学有所成。这一教学方法造就了诸多致用实学之材。史载：“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29]。

胡瑗不仅精通经学，还谙于音律，通晓古乐。景祐三年，在范仲淹的举荐下，胡瑗以布衣身份觐见仁宗，为朝廷更定雅乐提供建议。在开封时，胡瑗和阮逸合作研究钟律，制作了钟罄等古代乐器，因而深受嘉奖，官拜秘书省校书郎。^[30]一年后，胡瑗因父病逝，辞官回乡，继续任教于苏州州学。(https://www.daowen.com)

庆历至皇祐年间，北宋王朝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因胡瑗所创之“苏湖教法”影响甚远，朝廷升该法为太学法，并延请胡瑗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宋史·选举志》载：

时太学之法宽简，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皇祐未召瑗为国子监直讲。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信服，谤议蜂起，瑗强力不倦，卒以有立，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雅乐歌诗，乙夜乃散。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心中悦服。有司请下湖学，取其法以教太学。^[31]

宋嘉祐四年（1059年）正月，胡瑗因病不能参政，以太常博士致仕。当年六月六日，胡瑗卒于杭州，终年六十七岁，葬于湖州乌程的何山之原。终其一生，胡瑗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如其弟子曰：

“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32]

胡瑗从办私学，任教于苏州、湖州，到讲学于太学、国子监，其教育之法、教学之思想始行于苏州，定型于湖州，发展于太学，随着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完善，教育影响日益扩大。欧阳修评价：

自（仁宗）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33]

胡瑗的分斋教育之法自在苏州州学实行之后就被承继下来，只是在历朝实行之时所分斋数有所不同，从四斋、六斋到八斋不等。如，宋宝祐三年（1255年）建九斋；明洪武四年（1371年）魏观修学置六斋，正统二年为四斋，天顺四年（1460年）姚堂大修学，改为“成德”和“达材”两斋。由此可见，其“明体达用”“分斋治学”的思想一直贯彻府学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