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激励功能

文庙的存在对于家国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精神激励层面的功能来说，主要对象有三类：对士子的激励，对官员的激励和对乡民百姓的激励。基于文庙这一物化的精神殿堂，使士子积极向学，官员励精图治，百姓安居乐业，以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团结，国家安宁有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对大人和圣人的敬畏，实质上是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文庙通过教学和祭祀活动，具有教化民众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风励士子”的作用。文庙主祀孔子，奉孔子为“至圣先师”。对孔子的褒奖无疑给士子们一种“重视文化”的心理暗示，激励学子潜心求学。而文庙对地方乡贤名宦的供奉，则为学子树立了榜样和标杆，鼓励学子以之为目标，具有“劝学”的作用。在“学而优则仕”、科举盛行的大背景下，入庙学习更是大势所趋。

对官员的精神激励而言，通过在文庙里对前任官员的祭拜，现任官员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与重担，并以此为动力效仿前者，以求得到国家的表彰、士民的爱戴以及入祀名宦祠的资格。这样，地方吏治便能得到良性的发展。作为后进之辈，士子本来就对名宦、乡贤心存仰慕，在文庙精神激励功能的影响下，莘莘士子埋头读经，砥砺品德，或在外为官，心系民生，造福一方，死后入祀任职地的名宦祠；或在乡为民，遵纪守法，多行善举，死后入祀家乡的乡贤祠。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士民与乡贤都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之上，没有距离的隔阂。地缘上的亲近使得乡贤祠的教化效果更容易发挥，更能引起普通民众情感上的共鸣。而且，由于同处一乡，本地贤达的名声和事迹都被当地乡民所熟知，并且可能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受到过他们的教诲。他们认为，只要坚定信念追踵前人，未来自己也能成为受人尊敬的乡贤。当地的士子、百姓、官员都受到感化，社会风气便会焕然一新，国家也会长治久安。^[11](https://www.daowen.com)

例如《苏州府学志》中载有历代不断增补的乡贤祠贤名录、名宦乡贤神位录。苏州文庙的乡贤祠记录了从商臣巫咸至清通政使司副使顾莼在内的共206位乡贤，名宦祠记录了从周吴大夫伍员至清两江总督前江苏巡抚林则徐在内的共130位名宦，还有韦白二公祠、胡文昭公祠范文正公祠、况公祠、九公祠等。苏州文庙对历代乡贤和名宦的褒扬，对当地官员和士子都是无形的精神勉励。明朝礼部尚书钱谦益在《苏州府重修学志》中言：

《学志》之修，昉于蔡司理昂，而王文恪公序之。文恪（王鏊）亦学之博士弟子也，故以人才之出如范文正者，望诸乡之子弟焉。而文起只序，则以乡贤之籍，人物之考，推明作者，风励作成之意，而忾叹于吾苏之所以重者，亦犹文恪之志也。^[12]

明朝《苏州府重修学志》中提到的王文恪公名为王鏊，是明朝吴县人，成化年间乡试、会试第一名，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正德初累进户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成为苏州当地学子的教育榜样，苏州府学志以其鼓励后代学子延其学风，追求学问与真理。出自苏州文庙的优秀学子还有钱大昕、唐寅、顾炎武等，皆为佼佼者，他们以切身成就激励、鼓舞着一代代莘莘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