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体达用之学

到宋朝中期，与越演越烈的政府危机不同，得益于雕版印刷术的空前发展，社会文化渐趋繁荣。政治的衰弱和文化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那个时代的部分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忧患意识^[2]。他们主张弘扬儒家学说以增强文化凝聚力，并强调改革弊政。他们认为国家之所以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是大道不行，因此大部分文人不再墨守汉唐的章句注疏，而是将精力集中于阐释经典，企图找到新思路以解决现实问题。^[3]基于此，宋代知识分子回归儒学，并丰厚儒学，被奉为经典的儒家学说得到了新的解读，逐渐发展为宋学。

宋学是指“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新学风”。^[4]胡瑗是开宋学之先的人。在儒学复兴浪潮渐渐兴起的背景下，胡瑗入苏讲学，史书中如是记载：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雎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5](https://www.daowen.com)

在苏州府学任教期间，胡瑗始行“明体达用”之教学思想。“体用”由“本用”观念衍化而来。^[6]“本”之概念最早可见“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7]。在胡瑗看来，“体”是封建伦理道德，“明体”就是明儒家的伦理原则，以修身养性。刘彝对胡瑗的“体用”思想深有体会，并尝试解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8]“用”即“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9]

胡瑗以“体”为核心，同时强调“用”之作用。例如，他曾上疏请兴武学，“今国子监直讲内梅尧尘曾注《孙子》，大明深义，孙复而下，皆明经旨。臣曾任边陲丹州推官，颇知武事。若使尧臣等亲莅武学，每日只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之间，必有成效”^[10]。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一反唐末五代浮华无用的空疏，使学风变得敦厚笃实，为府学、国家培养了诸多“明体达用”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