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与“古学”

在紫阳书院阶段，书院开办者张伯行推崇朱熹理学，奉程朱理学为经典，在教学思想上延续胡瑗的“实学”。比如，书院创办之初，张伯行依《白鹿洞规》撰写《紫阳书院见诸生》，进一步发展“明体达用”思想。还针对“今日士尚浮华，人鲜实学，朝夕揣摩，不过为猎取科名计，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茫乎概未有得”^[11]的学风，提出要树立实事求是的求学态度，加强对学规、学风、考试制度的规范和管理。

书院后世教授不但延续“实学”，受当时的社会文化影响，还倡导对“古学”的研究。明末王学泛滥无归，明清之际已有重“学”的倾向，入清以后，学术界更是以“博学于文”为鹄的。^[12]汪中曾对清时的学术脉络总结如斯：“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13]

关于“古学”的意蕴，紫阳书院院长钱大昕有言：(https://www.daowen.com)

唯读书谈道之士，以经史为菑畲，以义理为灌溉，胸次洒然，天机浩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后假于笔以传，多或千言，小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恒，其理不违圣贤之旨，词虽今犹古也。文之古，不古于袭古人之面目，而古于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独貌为秦汉者，非古文；即貌为欧、曾，亦非古文也。^[14]

这段话指明了“古学”的实质和求道途径，即“古学” 不在于模仿古代学问的形式，而在于追求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或所谓的“道”，求道的方式就是博习经史、勤学善思。^[15]

紫阳书院院长王峻“以古学提倡后进，究心经史，考订精审，尤精舆地之学，于九州山川形势、曲折向背，了如指掌”。^[16]沈德潜讲学于紫阳书院时，侧重反躬践履、行己治人之有用之学，对经史、古学之体悟发明尤为重视。^[17]钱大昕受惠栋、王、沈三人的影响，对“古学”的研究始于讲习算数，进而推明历法，考索史志，并旁及经学、金石等专门学问。他以“博古”为其思想核心，还和王鸣盛、纪昀等学者共同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承担起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