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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读写岁月

一九七二年离开天津时，我的家当是个一米二见方的集装箱。

一九七八年离开淄博时，我们的家当是两辆大卡车。

送我们的大卡车，车头可以坐三个人。

一辆车头上，司机左边是我妈抱着燕燕。

一辆车头上，司机左边是我揽着儿子。

牛老大与牛司令，在后面敞开的车厢里的煤堆上铺张席子坐着。

离开广播局宿舍，比离开报社还依依不舍。

多好的邻居！多朴实的民风！全院十几家，不管是工程师，还是播音员，不管是教师，还是工人，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住了六年，不要说没和任何一家邻居红过脸，还总是我家有事，数家主动帮忙。有一次，牛司令出差，孩子突然发高烧，东排邻居老马，二话不说，抱起孩子往医院飞跑！

倘若我们不走，会在淄博平平安安、舒舒坦坦、快快乐乐一辈子。

人们常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们从淄博离开，却像两棵长大的树，重新挪地方，换土、扎根、长新枝新叶。会不会水土不服，甚至枯萎？

既然选定了人生新方向，那就义无反顾地往前奔吧。(https://www.daowen.com)

邻居们来个深情夹道相送，你挥手，我祝福，泪眼蒙蒙。

家具、书箱、衣箱……

大筐装上吱吱叫的鸡，细心邻居给搬上砌鸡窝的砖……

淄博送行车开进山东大学新校南院，除了吴富恒校长住的老校第一宿舍，这是当时最好的宿舍区。我上大学时，曾走进一号楼，向冯沅君、陆侃如老师请教。

我们的新居是真正的“小套”，总共不到三十平方，进门是不到一米宽的走廊，走廊北侧是一个多平方的厕所和两个多平方的厨房。走廊南侧最西头有个上下两层大壁橱。从走廊进去有里外两间卧室，外间九个平方，里间十二个平方，从里间开门出去有个阳台，阳台下边有个小院子。

后来我们系知根知底的评论家认出来：我们家这布局，就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中米丽家布局的原型；到米丽家借自行车的马尔克的原型，则是我教过的、后来担任瑞典王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留学生傅瑞东……

这生存空间可比在广播局小多了，但已经是山东大学能做的最佳安排。其他归队教师都分配住学生宿舍，即所谓筒子楼，像当年我住的海光寺单身宿舍一样，既无厨房也无卫生间。当时归队教师都没有职称，而牛司令是科级，能分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房子，算相当优厚的待遇。

牛家兄弟和送行司机忙着搬家具，卸煤，砌炉子，盖鸡窝……

我妈和我打开行李，把原来广播局的衣物归位，铺被褥……

两个小家伙早就好奇地钻进大壁橱玩起来了。

我们楼前边有座赭黄色两层小楼，我们上学时叫它“仿吾小楼”，是给成仿吾校长盖的。成校长是参加长征的唯一教授，干部级别为五级，比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还高一级。成校长住没住上这座楼，我始终不知道，我只觉得，回到仿吾小楼旁边，宛如回到大学五年的苦读岁月。

更刻苦、艰难的读写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