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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我妈襄助

一九七九年回到山东大学后，连续多少年，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读书，我们的“最佳读书时间”是晚上九点钟之后，孩子们和奶奶在外间入睡，我们的“夜读”开始。我们家的灯凌晨三点前总亮着。这样每晚可以抢出五到六个小时！太多的书需要看，太多的资料需要查。既要备课，又要搞科研，我还像是有“毛病”一般，见缝插针搞文学创作，只能一天当作两天用，一人当作两人用。

我们两个人忙得脚丫子朝天，家里的事常常顾不上。

如果没有我妈襄助，没有她老人家帮我们承担许多家务，我们两个真坐蜡了。

原来在淄博，八小时上班，中午回家坐下就吃饭，我都不知道我妈平时如何活动。回到山东大学后，如此狭窄的空间，我妈每天做什么，我感受到了。

每天早上我妈给小妞洗脸梳头，做好早饭。饭后，牛司令送儿子上学。

我妈再做好小妞的饭，一口一口喂饱。有时，我也喂一喂。

饭后，让小妞在那儿玩，我妈在厨房给鸡备饭，其实主要是处理大白菜。她把大白菜的外层剥下来，一片一片洗净后，把菜板端到阳台上。先切菜后剁菜的声音，剁好菜拌麦麸喂鸡的声音……历历在耳。

那时，济南仍没有曲阜方便，一切供应都靠票，单纯靠供应的鸡蛋，不要说总是散黄，不好吃，而且根本不够用。幸亏我妈养着一窝鸡，两个孩子才有鲜蛋吃。等到学校清理家属院，母鸡们被装筐送回老家——我妈舍不得将它们吃掉，让它们回乡发挥余热——济南的食品供应已有所改善。

喂完鸡后，厨房传出来“哗啦哗啦”的水声，我妈动手洗衣服了。那时还没有洗衣机。

两个孩子的衣服几乎一天一换，尤其是儿子，那简直不能叫小学生，得叫小皮猴儿。上学不走正常路，爬墙。回家不走正常路，跳沟。有个学生曾磕掉两颗大门牙。当时报纸上有个图文并茂的报道《有路不走墙上走，撕破衣服摔破头》。看来，爬墙上学在全国男孩中很普遍。

洗完衣服，我妈端着脸盆，到院子里把衣服拧干，晾到院子里的绳子上。

我妈在南墙下种下一片紫扁豆、白扁豆、丝瓜，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紫、白、黄相间的扁豆花、丝瓜花多么好看，成熟的扁豆多好吃。我也一直没弄明白，那些扁豆丝瓜和下蛋鸡如何能和平相处。

我备一会儿课，到厨房倒茶水，路过外间，我妈不是在哄着小妞玩，就是让小妞自己在床上玩，她做针线活儿。小妞知道妈妈没空跟她玩儿，她就像奶奶的“铃铛皮”，跑前跑后地跟着奶奶。

然后，厨房传来洗菜声、炒菜声……

随着几声敲门声，大门“嘭”地被闯开……“饿死啦！”儿子放学，从俄（饿）国回来了。

哥哥妹妹又吵又闹，奶奶忙着给宝贝孙子盛饭盛菜，并朝里间喊一声：“他妈妈，吃饭了。”(https://www.daowen.com)

我放下明清文集，到外间吃饭。

有时候，儿子会发牢骚：“又是刳馇豆夹（淄川话：炒扁豆）！”

这小子的愿望是：不吃饺子也该吃大包子，哪怕是素的。

我跟着起哄：“哼！就不能做点儿好吃的！？昨天鸡没下蛋啊？”

“麻利馕（淄川话：往嘴里填食物）吧，噇（淄川话：快点吃）完了，该干啥干啥去！”我妈一边说，一边喂宝贝孙女饭。喂完孙女再自己吃饭。

我吃完饭，继续回里间钻故纸堆，不睡午觉。

我们的房子，外间逼仄，里间也不宽敞。靠北墙是从淄博带来的大衣柜、书柜。大衣柜和书柜的门只能敞到半开，因为空间不够。相距不到半米是双人床，紧挨床是两张“丁”字形摆放的桌子。从里外间门到阳台门的走道不到一米宽，却摆了两个书架，一个木头的，山东大学配置；一个竹子的，从淄博带来。这条走道冬天还要安炉子。里间安妥家具后，人可以走动的空间不超过三个平方。

有一次，牛司令带的日本留学生前园浩予向他请教如何写研究茹志鹃的论文。日本学生讲礼节，从外间走进来，一边一声一声跟老师道谢，一边倒退着往里间走……

我突然冲上去一把抓住她，免得她一脚踩到老师的锅上。

牛司令如果在家，就是我们在南窗下一人一个书桌，一两个小时不动，坐那儿备课。我们的地方太小，两张桌子前摆不下椅子，只能放凳子，如果里边的人出来，外边的人得站起来。

我们向主持后勤的师兄——后来成管后勤的副校长——要求给调大点儿的房子，说我们在家备课如此这般困窘。师兄先是说：“去图书馆备课啊！”我们说：“那么多资料，你每天给背过去？”师兄就说：“这样在家备课不更亲密？不用朝外伸手就能拉拉手！”听了这嬉皮笑脸的话，真想往他头上“嘭”地给他一下子。无奈，他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盼望房子再大一点儿，成为我们常说的话题。我们一人牵一只手领着女儿在院子里散步时，女儿常会问：“他要是给咱尤尤（楼楼）呢？”

想要住新“尤尤”，按山东大学规定，得在分配的宿舍住满五年才行。

能说非常完整的话、却咬字不太清的女儿对我们来了番大批判。

她站在里外间门口，用极为不满的口气说：

“你们两座（个），就知道坐在那里写继（字），光知道叫我奶奶做患（饭）！”

旁观者清，不平则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