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社会
医学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医学社会性日益增加，也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所以，进一步揭示医学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全面了解医学的社会性特征，对正确认识医学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正确制定和执行国家的医药卫生工作政策，实现医学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医学与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们的生产劳动及生产力的发展对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医学作为人类满足第一生存需要的社会现象，通过生产劳动由类人猿的本能救护过渡到医学，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在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差，所获得的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很少，仅能以鸟兽虫鱼草木之实充饥，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人类经常受到疾病的威胁。尽管当时人们生活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平均分配的大同社会，但人类的健康状况却很差，寿命极短。为防止疾病，保证人们进行正常的生产劳动，原始人开始了最基本的自救和互救活动，并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发现和积累医药知识，将其运用于生产劳动中。这便是医学的萌芽。其次，生产力发展还为医学的发展提供日益强大和先进的物质基础及新兴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决定了人们的需求不同，而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也反映了医学发展的层次性。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自然力统治着人们，人们视疾病和死亡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形成和主宰，所以只能借助咒语、祈祷和祭祀，求助于神灵治病。到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人们逐渐对疾病和死亡有了认识，开始出现了经验医学，即通过感官观察和经验治疗疾病，医学由主观愿望的乞求，变成了实践的客观经验，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知识体系。
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到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为医学的进步提供了充分条件和方法。实验医学和生物医学相继出现，人类逐渐对威胁其健康的传染病有了新认识，积极寻找防治方法。此时“实验”代替“经验”。至20世纪初，人们在充分认识传染病的基础上，采用预防接种、杀菌灭虫和抗菌药物来防治疾病，仅用短短数十年，就使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明显下降，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健康水平。与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相适应的是医疗技术手段的提高。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为医疗研究提供了先进的物质手段，天平、计时器、温度计、压力计、显微镜等，使医学借以取得了重大突破。现代医学的发展，更是取决于复杂精密的实验技术设备。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成果不断向医疗卫生领域渗透，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得到了不断改善和提高，如20世纪以来出现的计算机断层扫描、Ｂ型超声、核磁共振、自动分析仪、电子显微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器等，使我们能更清楚地观察正常和异常情况下人体生理的动态变化，使许多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成为可能。
WHO在《世界卫生状况第六次报告》序言中指出：“健康本身不仅是合乎需要的社会目标，而且也愈益被认为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手段。如果不是先决条件，也确实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现在越来越坚持将卫生行政和卫生战略纳入国家的和国际的发展计划中。卫生事业与社会发展不应视为单向性现象，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相互作用的现象。”这就清楚地表明，人群健康状况的提高，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具有一定体力、脑力和劳动技能的人。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延长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为社会提供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代生产是高科技的竞争，所需的主要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国与国之间科技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而身心健康的劳动者是发展智力、掌握科技的先决条件。没有健康就没有工作的高效率，没有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二、医学与社会经济基础
社会经济基础是同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在法律上表现为经济制度。所谓经济制度，是表现和调节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制度，是人们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经济制度和生产落后，贫富悬殊，绝大多数劳动者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医学的发展受制约，医疗条件差，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不良性疾病严重威胁着劳动人民的健康。当时人们的期望寿命仅为32岁左右，婴儿死亡率在20%以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都能享受到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基本的卫生服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到2011年，我国婴儿死亡率已降到13‰，平均期望寿命增加到76岁。我国已先后消灭和基本消灭了天花、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和其他一些传染病，地方病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健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必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人群健康水平提高，人均寿命延长，人群从事劳动的年限增加，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据此可知，社会经济与医学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促进医疗技术、医疗环境等一系列医疗条件的不断完善，从而推动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医学的进步也可以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提高。
三、医学与社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概括起来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制度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家庭婚姻制度等；其二是社会文化方面，包括道德、宗教、文化教育、艺术、哲学等。这两个方面均对医学发展产生影响。
（一）社会政治制度与医学服务的方向
医学是社会实践的成果，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医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在阶级社会中，医学科学和医学卫生服务总是掌握在一定阶级手中，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制约着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凡是能够符合统治阶级意志和需要的，则会得到优先和迅速发展；反之，则发展缓慢，甚至被阻滞。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医学科学发展的作用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有时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有时则阻碍其发展。新的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一般来说，总是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战国、秦汉时期，为我国封建制度确立、巩固、上升时期，医学实现了第一次伟大变革。诸子百家，理论纷呈，为医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唐宋时期，封建社会达到鼎盛，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促成了医学分科大发展的兴盛局面。明清时期，由于西方科学思想的引进，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我国医学也出现了一些重大成就，特别是出现了重视实践的发展趋势。但这种趋势最终在没落的封建保守势力的反扑下，遭到压抑和遏制，这是封建制度后期社会危机的必然结果。近代医学的产生，是随着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总是以自己的意志规定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凡是能满足资产阶级获得高额利润、提高竞争能力的医学技术，则会得到优先迅速发展，反之就不受重视。
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医学和医疗卫生工作的影响有着巨大反差。社会主义在我国确立后，就制定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卫生工作只为少数人服务的不合理现象，而把工作重点转向广大人民群众。至2013年，我国已建立庞大的城乡医疗卫生工作网，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这对于保护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医疗保健制度是医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医疗保健制度是一个国家筹集、分配和使用卫生资源，为个人和集体提供防病治病等卫生服务的一项综合性措施和制度。主要表现在医疗费用的负担形式和医疗保健事业的体制两个方面。目前各国的医疗负担形式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即自费医疗、集资医疗和公费医疗。就医疗保健体制而言，主要有国家保健服务制度，即医疗卫生事业由国家统一筹集、分配和使用，有以营利为特色的医疗保健制度，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型保健制度。
1992年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保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疗费用快速上升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并不断加强政府卫生投入和全行业管理。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介绍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推行区域卫生规划，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实行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到目前为止，新一轮医疗卫生改革取得了若干进展。首先是全民医保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覆盖面不断扩大，医保的筹资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并建立了重大疾病保障，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医疗保险覆盖率已经从2000年的15%上升到了2012年的99%，政府人均筹资水平由2008年的80元提升到了2014年的320元。八类主要癌症、尿毒症、心血管病、重型精神病等报销率达到70%~90%，显著缓解了因病致贫。2006—2011年，中国三大保险制度整体呈增长趋势，但不同制度间差异明显，城镇职工医保人均筹资额是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7~8倍。
（三）文化教育是医学发展的重要前提
文化教育是医学发展的基础，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健康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据调查，父母的文化水平可直接影响婴儿的死亡率，个人受教育水平与死亡率有重要关系。美国卫生部研究，受教育16年以下的母亲，生育婴儿2500g以下者占全部出生数的4.9%，受教育不到9年的母亲，生育婴儿低出生体重为9.9%，教育与低出生体重率呈明显负相关。挪威社会学家研究，受教育年数少，患冠心病的危险性是受教育年数多者的2.3倍。文化教育因素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医学发生作用。文化教育对医学的影响是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个人的生存能力，增强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意识，促进医学教育等途径发生作用的。文化教育影响健康水平，健康水平的提高又反作用于文化教育。健康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健康的观念又有了更高的认识，关心的重点不仅仅是疾病，而是健康长寿和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要求卫生服务由疾病防治转向指导人们合理饮食、适度体力劳动、良好的生活方式，有效地对付应激等。由于这种观念的转变，文化教育不仅直接影响人类健康，也影响着医学发展的进展。
（四）思想意识与医学的发展
思想意识作为人的精神的构成部分，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起着重要作用。病态社会势必造成病态观念，引起病态行为，导致人群健康状况的损害。
据最新报道，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 product,GDP)超60万亿元，同比增长7.4%，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在这耀眼的光环下，横观我国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社会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的社会。这种发展极不均衡的病态社会还会导致部分公众产生一些病态观念，如“仇富”“仇官”等一些不良思想的滋生，更甚者会采取极端行为，如“杀富”，这就严重地危害了他人的健康、社会的公共安全。由此可见，人类的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学的进程。
病态的社会使众多公民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村民产生了不正常的思维模式，如一意孤行地认为只要是外出打工赚取足够多的金钱就可以给子女带来幸福与快乐，于是众多村民开始成群结队地外出打工，把子女留给家里年迈的父母或者其他亲戚，这也是目前“留守儿童”与日俱增的一大原因。根据权威调查，2011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众所周知，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河南也逐渐成为第一劳务输出大省。全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约有3500万人，外出务工半年以上人员达到1557万人，从而使河南人均收入提高，成为河南人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受户籍、经济、居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家乡接受教育，或生活在由父母一方抚养的“单亲家庭”里或由祖父母、亲戚朋友代为抚养，有的孩子甚至独自留在家中，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留守儿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河南农村14周岁以下留守儿童有242.75万人，占全国留守儿童总人数的10％。这些“留守儿童”的家人固执地奔赴于大城市赚钱，殊不知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不仅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而且生活质量也得不到保证，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与生理上的疾病。
四、医学与社会现代化
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社会变革，必然推动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已经是广泛使用的概念。工业化、城市化、科学化、教育普及等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现代化对于医学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点的技术现代化，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资料，为医学的深入发展和卫生知识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同时又可以极大地改善居民健康状况，促进人类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对人们的健康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也给医学研究带来许多新的课题。
（一）现代科学技术对医学的影响
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人们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摒弃自然环境中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创造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环境。
现代化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过程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避免了一些职业危害，控制了一些传染病。但是，劳动性质的改变又给人们健康带来新的问题。高速度的生产过程，高节奏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人们的心理紧张度，从而造成心身疾病的增加。
现代化科学技术对医学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促进了现代化的医学思想的产生和现代化医学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受生物医学模式的限制，人们忽视了生态环境与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对于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生活环境造成的众多疾病，没有及时纳入医学范畴进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扩大了医学的社会职能，使它对人体的研究由单项领域开始朝着微观与宏观的双向领域发展。一方面向细胞、分子层深入，一方面又向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扩展。这样就必然发展到系统中心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从临床医学而言，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诊断和治疗水平，而且一直被人们称之为绝症的疾病（如癌症等）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向健康转归大有希望。例如，应用生物医学工程的细胞融合技术生产的B淋巴细胞单克隆抗体，对癌细胞有特异的亲和力，可以带上足以杀死癌细胞的抗癌药物而不伤害正常细胞；超声的应用，可以从体外粉碎胆结石和尿路结石；激光可以通过窥镜用于消化道止血，消除冠状动脉病变，并代替眼科手术。如此等等，反映了现代化科学技术与医学紧密融合的发展趋势。
在预防医学方面，现代科技的应用和医学模式的转变，扩大了医学的社会职能，使医学从防治疾病扩展到保护环境，进行社会防治。例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查清了多年来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克山病与人体缺硒有关，病区居民服用亚硒酸钠，增加体内硒的含量，就能基本上控制克山病的流行，这对地方病流行区人民群众心身健康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现代社会城市化对医学的影响
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改变社会的产业结构，推动人们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加快社会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发展相辅相成，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其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致的。因此，城市化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社会经济化高速发展的集中体现。城市化促进社会经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人类健康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城市化也产生了一系列危害健康的因素，如城市拥挤、城市污染、失业、紧张等，引起了社会和医学界的注意。
城市拥挤几乎成了城市化社会的必然现象：城市居住人口增长，导致居住拥挤；城市流动人口增长，引起交通拥挤。这已成为许多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人群健康也受到多方面的损害，街道马路拥挤，人们相互干扰，往来车辆频繁，使人心理上产生紧张感、压力感，这种状态持续存在，超出人的感受阈限，各种精神性疾病随之而来，加之住房拥挤，人们劳动之后不能得到较好的休息以消除疲劳，严重者引起自主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功能紊乱，导致各种身心疾病。
五、医学发展的社会控制
医学发展的社会控制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医学的社会结构、投资结构、价格结构、专业技术结构、人才结构、服务组织结构、规模结构等。这些结构即各方面各层次的组织形态和内部联系，它们决定着医学的社会实践和效益。反过来，医学的社会实践和功能，即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与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也影响着医学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对医学进行控制，既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医学的要求和影响，又要研究医学的社会结构是否能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学的社会结构对此要做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以利于医学的发展和促使其社会功能得到更大发挥。医学的现代化和卫生事业的改革，要求医学社会功能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发展中的质变过程，它比简单的数量增长要重要得多。由于各个环节相互制约，如果缺乏合理的结构调整，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正常，整个社会控制就将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失效。医学发展的社会控制，除取决于医学的社会结构外，还取决于管理。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及时调整医学的社会结构，并使之充分发挥社会功能。20世纪以来，卫生事业的管理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调节机制，监督形式等，已经形成了专门的体制。它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各种机构，一方面保证卫生需要和医学社会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控制和引导医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调整，从而使医学与社会保持协调发展。卫生事业管理是医学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和制度化的具体表现，它包括的主要内容有：研究医学的长远发展方向和社会目标，特别是卫生供求标准和结构的发展规划，调整医学发展的比例，结构与布局；开发卫生资源；制定提供卫生服务的社会形式等。科学的卫生事业管理可以带来巨大的实际效益，卫生资源不足的国家更要重视科学管理，这样才能以有限的卫生资源投入换取更多的健康效益，加快医学社会化的发展。为提高卫生管理水平，做好医学发展的社会控制，必须进行预测，为医学现代化和卫生事业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当前，医学发展与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处在转换时期。因此，对医学发展的预测，应着眼于现在，其中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应包括卫生服务内容和方式的改变，城乡卫生需求结构的变化，医学价值观和社会目标的发展，卫生和健康投资以及卫生资源的开发等。实际上，医学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条件，经济水平、医疗保健费用的支付方式、文化教育等状况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医学社会控制能否很好地解决，关系到医学现代化和卫生事业改革的宏观调控、动力结构、机构组合及社会承受能力和必要的社会心理准备等问题是否解决得好，它们对于医学现代化和卫生事业的改革至关重要。
六、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一）社会环境与疾病
人口的迅速增长所造成的过分拥挤是人们应激的原因之一。社会环境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交形成的外部条件，一般包括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卫生服务等。
根据学者对经济发展对健康作用的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健康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对健康水平有一定的决定性，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条件和卫生服务利用增加会导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下降等。社会制度对健康的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我国的分配制度以公平而著称，尽管社会经济水平不是太高，可人群的健康水平接近发达国家，如2011年中国、法国、德国、美国的预期寿命（分别为76岁、82岁、81岁、79岁）与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37/10万、8/10万、7/10万、21/10万）比较接近。另外，卫生服务与人类健康有不可或缺的联系。高质量的、公平的、可及性较高的卫生服务可以有效地促进人类的健康，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
（二）家庭环境与疾病
家庭是一个人生活的“根据地”，无论是早期创伤性经验、青年期的失恋、中年期婚姻矛盾，还是老年期失去亲人的支持等都会引起应激，而应激是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是一种情绪状态，一种心身反应，是人类生存斗争的结果。但是，如果应激过度，就会导致身心障碍。婚姻问题是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的重要生活事件，中国传统上把早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称为人生的三大不幸，说明这些事件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报道说，居丧者当年的死亡率比同年龄的对照组高7倍。此外，经济蒙受损失或经济处于窘迫状态、夫妻间不和谐、子女教育问题及亲属关系紧张等，都可能使人处于应激状态。
1.家庭关系失调是心身疾病的重要社会致病因素 心身疾病是由心理社会因素为主要原因而引起的躯体疾病。近年来我国心身疾病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这种疾病的病因我国临床上初步统计60％以上与家庭相关。夫妻关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它是家庭中的核心关系。夫妻之间矛盾是难免的。在家庭上和婚姻上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才算合乎道德的，这才是我们应做出的选择。临床上常有因夫妻关系紧张而致头痛、头晕、心悸、胸闷、胃痛的患者，严重者还会导致死亡。夫妻关系紧张不仅可以直接导致夫妻二人的心身疾病，有的还会影响到子女的心身健康。如一个22岁的女青年因失眠、乱语而就诊，经问诊得知其父母关系不和，各有新欢，被她发现后，心理无法承受所致。青少年心理障碍者有38.99%是因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所致。
父母和子女是家庭中的主要关系，有的家庭内部交往相互失调，角色关系混乱。如有的家庭过分溺爱、迁就子女，自己软弱无威信，子女对父母发号施令，甚至打骂敌视父母。还有的家庭坚持家长制的做法，过分地限制孩子的行为，任意打骂孩子。子女成年之后有的仍然依赖父母，有的不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冷落、嫌弃、虐待老人。不论哪种情况都会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心身健康，甚至引起家庭危机。
婆媳关系在家庭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婆媳之间是“准血缘”“准姻缘”的关系，所以相互之间产生矛盾不能像亲生母女血缘关系和夫妻姻缘关系那样容易化解，更重要的是家庭伦理的调节。临床上由婆媳关系不和直接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例子屡见不鲜。
2.家庭关系失调导致心身疾病的原因 首先，家庭关系失调导致情绪障碍，作为负性生活事件，影响人的情绪。中医学把人的情绪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七情又分为常态和病态两种。常态下的七情对人体无害。病态下的七情是指七情的过极，也就是中医学中的七情病因学说。七情的过极是指情绪过于强烈或持久，超过了人体自身调节的限度。清代医学家沈金鳌指出：“大怒大喜，大忧大惊，以致失神之为患也。”
其次，情绪障碍导致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失调，中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指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以及“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这里是说情绪障碍一方面可使人体气机阻滞，一方面又伤及人体五脏致气血失调，脏腑受损而发病。现代心身医学认为过度的情绪障碍即心理应激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引起疾病的：第一，导致人体自主神经失调，即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失调，使它们支配的内脏产生病理性反应，如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神经症、心律失常、胃肠神经症等。第二，影响内分泌系统功能，从而导致内分泌系统失调而发生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第三，影响免疫系统功能，使人体免疫力降低，从而导致一些慢性炎症以及癌症等。
人是一个心身合一的统一体，既要躯体强健，又要心理强大。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躯体又虚弱即所谓正虚，抵抗外界致病因素的能力低下，就可感染外界致病因素而发病，七情过极作为一种致病因素像细菌、病毒一样侵入人体，若正不胜邪，正邪相搏则发展为心身疾病，临床上常见的心脑血管病和肿瘤以及慢性消化系统心身疾病等多是因家庭关系失调造成的七情过极所致。
（三）政治、文化环境对心身疾病的影响
1.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或衰退、文化变迁等都会对人的心身产生冲击，对疾病造成影响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行为模式都浸润着所在社会文化的特点。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引起应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不同，从而引发心身疾病的可能性就不同。文化的变迁对心身疾病的影响是明显的。1964年，沃尔夫（Stewart Wolff）和他的同事比较了美国宾州两个市镇的死亡率，一个是基本保持着意大利文化传统的市镇，另一个是由不同种族混合居住的市镇，两个市相距并不远，结果发现前者比后者的心脏病发病率明显低。
另外，社会阶层和职业的差别，意味着应激源的不同，从而心身疾病的发病率不同。美国有人曾对100多万居民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黑人比白人的各种心血管病发病率为高，黑人中风、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死亡率比白人高4～10倍，其原因是黑人社会地位低，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动荡、贫困及失业率高等因素使黑人受到更大的生活压力。
2.除了心身疾病外，文化环境与变态心理密切相关 据文献分析发现，印度的精神分裂症多见紧张型木僵、违拗刻板言语；而非洲的精神分裂症症状贫乏，与欧洲患者比较，躁动和攻击行为少见；伊拉克患者的攻击性行为明显。有人比较了日美两国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日本患者比较常见对其家庭成员进行攻击；而美国患者则较多出现幻觉、思维怪异和迷惘感。这是由于两国文化差异所致。日本推崇自我约束和尊重家庭，但患者偏偏约束不住自己攻击家庭成员；美国文化最讲实际，但是患者的症状偏偏是脱离现实，爱幻想，怪异思维和被迷惘感支配。我国的抑郁症诊断率比西方低，少见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的抑郁症常表现为躯体化症状，他们多数不到精神科就诊或即使就诊也常被诊断为神经衰弱；另一方面，中国人较能承受感情上的折磨，一般不把感情低落当成病态。
近几年，国内抑郁症诊断率比前几年有所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化方面的影响不能忽视，中国医学与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人们表达情绪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改变。可见文化对抑郁症有一定的影响。
随着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及新技术的应用，在妄想和幻觉的内容中与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有关的内容日益增高，如激光红外线、窃听器、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等。疑病妄想的内容也反映了文化的变迁。以前妄想的内容以梅毒、肺结核为多。随着技术的发展，有的技术狂想者妄想灵丹妙药，妄想随意吃各种食物而不发胖，妄想吞下“妙药”就不会受到任何污染的危害，无节制地、随心所欲地生活也不会患癌症和心脏病，还有的妄想技术可以把我们从纪律和责任中解放出来。有的高级技术人员或技术操作工人在单独的电子住宅中出现了高级技术孤独感、上网病等；而在偏远的山区农村，妄想、幻觉内容仍多见带有迷信色彩者，如神鬼附体，梦见死去的祖先、鬼魂与之谈话等。
3.与文化环境相关的医学问题 酒中毒是当前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虽然酒的问题与心理、生理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文化因素，如严格的穆斯林社会和正统的犹太社会都禁止饮酒，酗酒和酒中毒便无由产生。酒的流行，与当地的历史文化有关。酒文化，作为一种社交手段在我国一直存在，需要正确引导。
自杀作为一种社会及医学问题，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社会文化也影响了自杀率和自杀方式等。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自杀率高的原因可能是社会内聚力强，文化传统讲究情绪不外露，以成败论英雄，激情又倾注于内的原因。据WHO2009年的统计资料，立陶宛、俄罗斯、匈牙利的自杀率最高，而约旦最低。在有些文化中，自愿地或被迫地服从某种社会性目的的自杀是受鼓励的。2014年WHO首份全球预防自杀报告中，亚历山德拉·弗莱施曼（Alexandra Fleischmann）博士指出，东欧国家的自杀现象与酗酒、精神疾病和文化背景有关，东欧人不太愿意到医疗机构寻求帮助，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很少会在患病初期接受适当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