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涂炭越南
越南在历史上曾长期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越南。二战后，越南革命力量在胡志明领导下，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5年9月2日宣告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罗斯福政府全神贯注于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曾设想将印度支那置于国际托管之下，后由于法国与英国的反对而放弃了这一念头。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分渴望恢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1946年底，法国对越南发动进攻，并于1949年在越南建立了保大傀儡政权。在法国再次发动对越南殖民战争的过程中，美国虽然没有出兵，但向法国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1966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集的第一次越南听证会上，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提问说：“你能非常简短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卷入越南战争的吗？”腊斯克迅速回答说：“我认为第一次卷入是在马歇尔计划期间，我们对法国提供援助，而当时法国正在面临越盟运动。”[86]不过，美国当时对越南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1950年，美国给予越南1500万美元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开始以军事援助介入印度支那的战争。法国在长达8年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共花费50亿美元，其中20亿美元是美国给予的。1954年，美援占了战争支出的78%。[87]但越南人民在中国支持下最终取得了奠边府大捷，法国殖民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此后，美国开始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可以说，越南战争成为继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直接介入时间最长、损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战争。为此，美国前后共投入了250多万部队，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所有最先进的武器，耗资1732亿美元，死亡5—6万人，伤30万人以上，美国的仆从国及南越军队损失65万人以上[88]。
美国军事介入印度支那战争，武力侵略越南，主要原因是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在这里的发展”。
早在1948年9月27日，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第一个较完整的印度支那政策报告，认为印度支那的冲突有利于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大影响，却有损于美国在东南亚的长期利益；美国应鼓励、支持和积极参与法国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力争在印度支那获得影响和声誉。但美国不希望法国军队完全撤出印度支那，以免造成“政治真空”，使中国最终有机可乘。因此，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尽可能消除共产主义对印度支那的影响，防止中国可能对印度支那的“渗透”。[89]
1950年4月24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4号文件认为：“采取可行措施阻止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扩张，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印度支那是东南亚的关键地区，正处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之中。如果印度支那为共产党统治的政府所控制，可以预料邻邦泰国和缅甸将相继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东南亚的均势将处于严重危险之中。”[90]这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发端。1952年6月，该委员会通过的《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即NSC124/2号文件，进一步强化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思想。美国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都持这一指导思想。[91]因此，美国要“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遏在中国南部边境”。[92]如肯尼迪认为：“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大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手中。”[93]
可以说，遏制共产主义是美国政府政治正确的需要。阿瑟·施莱辛格在《一千天：肯尼迪在白宫》里记载，肯尼迪曾对一些幕僚表示，他承担不起在越南的失败将造成的政治后果。[94]约翰逊执政时期，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麦乔治·邦迪敦促实施“雷鸣行动”的一项理由是，若在越南不尽力而为，便将在国内激起“非同小可的”指责。多里斯·基尽斯在《约翰逊和美国梦》中记载，约翰逊本人在离职后曾追忆说：“我知道，如果我们听任共产党侵略得逞、接管南越，我国就会随之出现无休止的全国性争论——一场下贱的、毁坏性的争论，它将动摇我的总统职位，毁坏我的行政当局，并且损害我国的民主制。我知道，从共产党人接管中国的那天起，杜鲁门和艾奇逊就丧失了行政能力。我确信丧失中国对麦卡锡的崛起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知道，同我们假如丧失越南就可能发生的情况相比，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不过是小臭玩意。”[95]由此可以看出，做到政治正确，缓解国内右派势力对执政者的攻击，是推动了美国逐步卷入越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越南作为东南亚一个小国，与美国相隔千山万水，加之国力有限，对美国本土自然不会构成丝毫威胁。越南人民追求建立一个与美国政要价值观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越南人民的自主选择，美国凭什么要进行武装干涉？不要忘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一直在高调倡导民族自主与自决吗？在美国主导下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其宗旨不就是要国际社会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家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吗？它不是还规定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应遵循各国主权平等、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联合国不得干涉各国内政等原则吗？然而，当越南人民在其领袖胡志明领导下追求共产主义，并决定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时，美国却不愿意放过他们，直至军事侵略越南，这是否鲜明地表达了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爱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否鲜明地说明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爱在国际上搞阶级斗争？人们确实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美国军事介入印度支那战争，武力侵略越南，同样是霸权主义作祟的结果。
早在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报告说：“近来的战争总结性地证明，要使国家防御行之有效，必须从国界以外做起。”[96]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杜鲁门政府，到20世纪60年初期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他们假定美国最重要的安全利益不仅与西欧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和落后的、孤立的越南联系在一起”[97]。为此，美国借助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全球许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拼凑军事联盟，作为称霸全球的工具。
肯尼迪认为，南越代表着对美国的责任心和决心的考验，“它是我们的产儿，我们不能抛弃它，也不能无视它的需要”。其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则主张，如果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毫无作为，那么就会失去盟国的信任，它的盟国首先就会说，“你瞧，你不能相信美国人”[98]。因此，1961年11月，在致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哈警告说，如果南越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将会给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印度尼西亚带来严重影响，这不仅将毁灭东南亚条约组织，而且将破坏美国在其他地方承担义务的信用。[99]
约翰逊总统则决不允许中国和苏联“利用美国忧伤的时机”“夺取”越南。为了“履行诺言和加强世界秩序”，他不断加深对越南的干涉，使越南战争最终成为“约翰逊的战争”。约翰逊后来在回顾做出使战争升级的决定时说，“如果我撒手不管这场战争，听任共产党人接管南越，那么我就会被看成是一个懦夫，我的国家就会被看成是一个绥靖者，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都将发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将不可能再为任何人做成任何事情”。[100]1965年3月下旬，麦克瑙在为麦克纳马拉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直言不讳地分析说，美国在越南的目的70%是为了避免丢脸的失败，20%是使南越及其邻近地区“不落于中国人之手”，10%是让南越人民享有“较好、较自由的生活方式”。[101]
从本质上说，美国取代法国侵占越南是为了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1953年，一个国会研究小组提供的报告说：“印度支那的这个地区富产大米、橡胶、煤和铁矿，它的位置使它成为连接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战略要害。”同年，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也指出：“如果法国确实决定撤出，美国将不得不非常审慎地考虑是否应该占领该地区。”[102]
越南战争从1955年起到1975年，前后历时20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5年至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南越扶植吴庭艳担任总理，建立亲美独裁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吴庭艳傀儡政权发动了“控共”“灭共”战役，屠杀南越爱国者。实际上，早在1954年8月2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的三种计划的文件。军事上，美国将与法国合作，建立当地部队，保证内部安全；经济上，美国开始把援助直接提供给西贡政权，不再经法国转手；政治上，与南越的吴庭艳政府合作。[103]也就是说，从1954年底开始，美国已在实质上卷入了越南战争。到50年代末，有1500名美国人在越南，以各种方式支持南越政权。
第二阶段，1961年至1964年。肯尼迪政府发动“特种战争”，由美国出钱出枪派顾问，训练当地的反动军队，以反革命的“游击战”对付人民的游击战，把农村居民赶进四面围着铁丝网、壕沟和碉堡的“战略村”，妄图割断游击队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到1963年10月，美国在越南的驻军人数达到16732人。[104]到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前夕，美国在越军队增加到21000人。[105]越南南方军民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敌人，许多“战略村”被捣毁，一些“战略村”还变成了人民的战斗村。1963年南越政权内讧加深，美国决定改换走狗，策划军事政变推翻吴庭艳，随后杨文明、阮庆等军人相继上台执政。
第三阶段，1965年至1968年。约翰逊政府把“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约翰逊政府之所以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所谓“北部湾事件”。当时美国官方发布消息称，1964年8月，北越两次在北部湾地区袭击美国船只。“此次事件导致国会通过北部湾决议案，也使约翰逊总统得以迅速地集结国内武装力量。然而在2005年国家安全局公开的一系列最高机密文件中，人们发现第二次袭击根本就子虚乌有！”[106]1965年，约翰逊下令开展“雷鸣行动”，在南越不再局限于使用傀儡军，美国直接派军队参战，对北越进行了历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轰炸。1965年3月，由两个海军陆战队营组成的第一批独立的美国作战部队在岘港登陆，表明美国已经完成了在越南的全面军事介入。此后，地面部队的数量不断增加，到约翰逊离职时，在越南的美军已达到550000人。[107]1968年初，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季攻势”，向西贡、顺化、岘港等64个大中城市、省会及军事基地展开猛烈进攻。同年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5月越美巴黎谈判开始。11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至此，“局部战争”失败。
第四阶段，1969年至1973年。尼克松政府提出“越南化”政策，重新采用“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手段，同时宣布从南越逐步撤出美国部队。美越继续会谈，并将双方会谈扩大为包括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及西贡阮文绍政权在内的四方会谈。1973年1月27日，美国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于1973年1月27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对越南的直接军事战争随之结束。1973年3月29日，美国最后一批为数2500名的士兵乘飞机撤离越南，北越和越共手中的战俘，也在这天放完。
第五阶段：1973年至1975年。美国军事力量从南越撤出后，南越阮文绍政权十分孤立。1975年越南人民发动总进攻，打垮南越傀儡政权，解放了西贡，完成了南北统一。越南战争结束。
历时20年的美国侵越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空前灾难。据不完全统计，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共向越南投下了800万吨炸弹，数量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在各个战场投弹量的总和。战争造成160多万越南人死亡，整个印度支那有10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美军的罪恶罄竹难书。
镜头一：屠杀越南战俘与平民。
美国军队有组织的暴行记录几乎贯穿其殖民扩张的整个历史。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据统计，越南战争（1955—1975）期间，美军共投掷了840万吨炸弹和凝固汽油弹、1800万加仑的落叶剂，摧毁了越南超过40%的森林和果园，导致数百万越南人、老挝人、柬埔寨人死亡。另有数百万人因有毒化学物质致残，还有大约1000万人无家可归。[108]仅从1954年7月到1963年3月，美军一共进行了大约42000次各种规模的“扫荡”。其中屠杀了南越人民156000人，杀死或逮捕了672000人，在1000多个监狱里囚禁了约37万人；有300万人被赶入“垦殖区”“稠密区”及“战略村”等变相集中营里。[109]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7年5月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称：美军每周杀死或重伤大约1000名非战人员，这必将“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110]。约翰逊对此却无动于衷。有人认为，越战美军面对着“有史以来面孔最模糊的敌人”，既无法分辨南越军民，更找不到同越共主力部队进行决战的机会，完全建立在统计数字上的“歼敌计数”成为证实战争取得进展、给予国民交代的唯一手段，此举更助长了美军大肆滥杀以为己功的恶劣风气，暴行就成为越南战场上的常态。战地新闻记者与美军士兵一样，对家常便饭般的战争罪行感到麻木，甚至不视之为新闻素材。1965年，《纽约时报》记者谢汉在现场报道海军对5个沿海渔村的炮击行动时，轻描淡写地提到可能有600名平民在行动中死亡。谢汉回忆说：“我从不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桩战争罪行，相信《时报》的编辑和读者也不会这样认为。”[111]
“美莱事件”（亦译作“梅莱事件“）是侵越美军大规模屠杀越南平民的典型案例之一。1968年初，“春节攻势”战役过后，美军进一步加大了对南越村寨的“搜索与摧毁”行动力度。3月16日，美军第23师11步兵旅特战营C连前往广义省山静县的美莱4号村。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越军第48营以该村为据点进行游击活动，因此C连连长梅迪纳上尉向所部下达了“消灭所有人员并摧毁该地区”的命令。上午7时22分，一排排长凯利中尉率领大约80名士兵进入村庄。凯利在村中并未发现任何越共活动的迹象，但他仍坚持执行上尉的命令，组织士兵开枪射杀了大约300名村民（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与此同时，担任后卫警戒任务的B连在1英里以东的美溪4号村也枪杀了100多名平民。师旅主官在事后下令封锁消息，对外宣称“20名平民不巧位于预定行动地区，死于美军和越共的交火”。美国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说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在各级指挥官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在日常行为的基础上犯下的罪行”。1971年4月，在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演讲时，克里说道：“150多位功勋卓著、光荣退伍的老兵都可以证明发生在东南亚的那种战争罪行。”他接下来还讲到美国士兵如何“强奸越南民女，割掉越南人的耳朵，砍下他们的头颅，把电话线缠到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接通电源，卸去人的四肢，向尸体里充气，随意地射杀平民，效仿成吉思汗那样把村庄夷为平地，射杀家畜或狗以取乐，向谷仓里掺毒，在南越乡村进行大扫荡”。克里在证词中指出，所有这些“都还不包括常规的战争破坏”。[112]
“美莱事件”于次年被媒体揭露后，美国公众一方面震惊于暴行的残忍，另一方面则对美军的行为给予高度的理解和宽容，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案件的最终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与淡化了美军在越战中的罪恶。
1971年3月31日，审判正式结束，凯利因屠杀22名越南平民被判终身监禁并服劳役。在26名因屠杀以及掩盖屠杀真相而被起诉的军官和士兵中，凯利是唯一被定罪的人。但凯利在监狱仅待了3天就被减刑。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签署命令说，凯利应当在家里而不是正式的监狱接受监禁。1971年8月20日，凯利的刑期被减为20年，1974年进一步减为10年。1974年5月3日，尼克松通知国防部长说，他已重新审核这一案件，决定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11月9日，凯利获得假释——在3年半的“公寓监禁”后，他重获自由。
镜头二：变相使用化学武器。
越南南方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丛林茂密，便于熟悉地形的越共游击队隐藏和埋伏。美军出于反游击战的需要，向越南交战地区大范围喷洒“橙色剂”。“橙色剂”是一种含有二嗯英的除草药剂，原本只是用来控制并消除农田中杂草的农药，但是在越南战场上，它却成为一种变相的化学武器。二嗯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毒性极大，不仅可以致癌，还能够毒害人体生殖功能和遗传基因。根据美国1994年完成的题为“退伍军人与橙剂：除草剂在越南的使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研究报告，美军在越南使用的包括“橙色剂”在内的除草剂会增加新生儿出生缺陷、自然流产、死胎、早产、幼儿罹患癌症的危险性。[113]从1961年到1971年，美军在越南南方使用了大约1950万加仑的化学除草剂，用于摧毁丛林和庄稼，其中包括约1200万加仑的“橙色剂”。[114]这些药剂摧毁了越南部分丛林和田地，给越共武装的作战和补给带来了困难，它给所有接触过它的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痛苦。
越南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使人们感到可怕的是这一“橙色剂”仍在残害人类——这是当年应该想到而未想到的后遗症。这一飘洒自云层中的有毒物质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悲惨的——癌症，流产及先天性残疾，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一后果还得遗祸几代人之久。带领越南委员会研究“橙色剂”的何丁大夫说：“我们估计至少要危及三代人。”然而，如果染色体受到破坏的话那就远不止三代人了。由此看来，“橙色剂”完全是残忍无情的“杀手”，被它残杀的不仅仅是它所遍及的130万公顷范围内的越南人，而且还有当年驻在那里数万名美军官兵及他们的子孙后代。
美国在研究“橙色剂”后遗症过程中，1968年到1970年担任美国驻越海军总司令、曾亲自下令沿越南水域投撒“橙色剂”的美国退休海军上将朱姆沃尔特说：“越南才是理想的、然而也是可悲的调查地方，我们知道撒的是什么，也知道它们是被撒在哪些村落里。”1993年9月中旬，朱姆沃尔特自战争结束以来首次重返越南，此行目的就是了解“橙色剂”对当地居民所造成的恶果。在河内附近的泰兴村，他看到了70名残疾儿童，他们的父亲都在喷洒过“橙色剂”的地方打过仗。对朱姆沃尔来说，他也有切肤之痛，他的2名家庭成员据信都是“橙色剂”的受害者，第一个是他儿子艾尔莫，他当年是海军中尉，在越南负责指挥巡逻艇，1988年死于一种罕见的淋巴肉芽肿瘤，终年仅43岁；第二个就是他的孙子，艾尔莫的儿子拉塞尔，17岁的小伙子生来就患有严重的学习障碍，朱姆沃尔特确认这完全是因为艾尔莫的染色体遭“橙色剂”破坏后带来的恶果。陪同朱姆沃尔特一起访问越南的二氧杂芑（二嗯英）专家谢克特说：“我看二氧杂芑致癌是无可怀疑的事实。”[115]
《美国63封绝密文件大公开》一书作者在揭露美国使用生化武器后，借用他在特种部队的朋友迪克·马新科之口说：“军队只在乎你死我活。我们手中有着大量的、难以想象的武器可以任我们随意取用，但我们不许别国拥有。我觉得还有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当我们攻击萨达姆·侯赛因之前，我们自己就拥有大规模杀伤性生化武器，这是多么虚伪和讽刺啊！”[116]
镜头三：催生大批“越战混血儿”
从1961年美国直接出兵入侵越南起，至1973年撤出越南止，在旷日持久的越战中，众多美军或直接奸淫越南妇女，或想方设法诱惑玩弄，或进入各种夜店流连忘返与越南妓女、舞女、酒吧女进行性交易，有的则日久生情成为情侣，但大多是始乱终弃。美军在南越的胡作非为留下了大量“越战混血儿”。据统计，在越南，这类“越战混血儿”约有5万多人，他们的父亲有白人也有黑人，因此外貌差别也很大。
越战时期出生的“越战混血儿”被称为“尘埃之子”，意为随时可能像微不足道的灰尘一样被抹掉。这些“越战混血儿”的成长经历远比同龄人苦涩得多，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不是正常婚姻产子而被家人遗弃、送给亲戚或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卖掉。长大后，还遭受社会歧视，人生可谓艰辛。
美国对这些“越战混血儿”也是漠不关心。美国国防部曾在1970年的一份公告中声称：“对这些不幸孩子的监护和福利……以前没有，如今也不会被看作是政府应尽的责任。”1975年4月初，美国政府出于种种压力，福特总统曾宣布撤出2000名孤儿的计划。不幸的是，在该计划的首次行动中，就出现飞机坠毁，144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越战混血儿”。
1975年越南统一，许多“越战混血儿”被送到劳改农场和再教育营。那些曾拥护南越政府的人们的财产被全数没收。许多“越战混血儿”的母亲们不得不毁掉或藏匿起任何证明他们与美国人有联系的照片、信件和文件。
后来，在一些关注“越战混血儿”的美国人艰辛努力下，由美国前国会议员罗伯特·穆雷查克发起并撰写的《美亚混血儿返乡法》于1987年12月获得国会通过，从而掀起了越南人赴美狂潮。由于这些“越战混血儿”能够带走家庭成员，那些寻求前往美国免费通行证的越南人纷纷送来礼物、金钱和关注，昔日的“尘埃之子”，俨然成了“黄金之子”。
但是，由越南迁至美国的“越战混血儿”，生活照样艰辛，并为美国社会所歧视。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莱德·波马克说：“我们听到许多有关自杀、深度抑郁症和无法适应寄养家庭生活的报道，在任何难民群体中都没见过这样的问题。”[117]1991至1992年间，通过对全美范围内170名“越战混血儿”的调查，波马克还发现，约有14%的人有自杀倾向，76%的人希望回越南。大多数人渴望找到父亲，然而，只有33%的人知道父亲的名字。“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在越南，没有人承认他们是越南人；而在美国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是美国人。他们寻求爱，但是，往往找不到爱。我想，在所有追寻美国梦的美国移民中，‘越战混血儿’是经受最多磨难的一群人。”[118]
镜头四：巨大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https://www.daowen.com)
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不同的统计资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相差不大。美军的死亡人数大约是5.8万人，其中4.7万多人在战斗中死亡，1万多人死于非战斗原因，例如事故，受伤人员超过了30万。[119]
据美国华盛顿莫尔公园所建的黑色花岗石纪念碑，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死亡或失踪共57939名美国军人。即便如此，这一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准确，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美国侵越战争，深刻影响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对外战略力量的物质基础。
二战末期，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当时，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2强，出口贸易占1/3，黄金储备占3/4。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之后，仅从1965年侵越战争升级以来，大批美军和装备源源不断地流入这块泥潭。据统计，在战争升级初期的1965年至1966年度里，美国共有510万吨军需品运到越南。为了支持这场战争，美国每天要花掉7700万美元。[120]1972年以前，美国在印度支那被击毁的飞机总值达105亿美元左右，战争期间美军倾泻720万吨炸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倍多。另据估计，仅在战争升级初期的65—66年度，美军就消耗石油产品4130万吨，第二年更上升为4470万吨。除此以外，大量用于战斗装备的军事活动和保养经费也是一笔可观的巨款：它在1964至1965年度用去123.49亿美元，第二个年度用去190亿美元，到战争高潮的1968至1969年度更上升到222.27亿美元。还有大量用于侵越战争的科研开支，如为破坏北越的供应路线而研制的一套战场电子监视系统，在1966年至1971年的五年时间里便花费17亿美元之多。[121]
美国对越战争总共花费多少美元，学者们对越南战争的直接支出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和计算，大致是在1000亿到1500亿美元之间。根据美国预算与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Budget and Management，OMB）的统计，越南战争（1965—1973年）的官方实际军事支出是1347亿美元，1965年最少（1亿美元），1969年最多（288亿）美元，每年平均149.7亿美元。[122]
如此庞大的军事开支，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的经济。20世纪6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比重已出现明显下降，1969年比1948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扩大对越战争，其结果造成财政赤字不断攀升。1965年至1968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393亿美元，超过1946年至1964年的总和。[123]为了弥补巨额的战争开支，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征税、举债、发行纸币以及其他办法来解决。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一是增加国民税收，人民负担加重。为了填补侵越战争造成的庞大费用，1968年美国政府把所得税提高10%。这种个人所得税是从工人的工资和政府雇员的薪金以及私人收入中征收，但由于私人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容易偷税漏税，使得税款绝大部分来自工薪阶层的工资和奖金。以1966—1967年度为例，这两部分的扣除额占了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70%以上。[124]
二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由于越战吞噬的金钱太多，使得税收的增加仍然赶不上政府的军事开支增加，于是美国政府又只好靠增发公债来弥补长期的预算赤字，从而造成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从1959年至1970年美元价值损失1/3强，因而当尼克松上台时，“最为咄咄逼人的问题，是60年代中期以来就急剧加重的通货膨胀”[125]。
三是美元贬值导致美元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国际市场上不断掀起抛售美元和抢购黄金的风潮。1968年3月，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战后第二次美元危机，半月内美国流失黄金14亿美元，美国政府不得不变相地承认了美元贬值，那就是实行黄金双价制。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及9月，美元又连续发生了三次危机。同时，它还使美国对外贸易状况开始恶化。侵越战争的高峰年，美国政府的军事采购在商品和劳务采购中占80%，1957年至1968年，美国进口额从133亿美元增至325亿美元，增长144%，而同期出口额从195亿增至325亿，仅增长72%，1968年贸易顺差仅8.37亿美元，是1937年经济危机后的最低数字。总之，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经济……大约像一个患有数种相互矛盾的疾病的人”[126]。
镜头五：猛烈的反战运动。
如果说越南战争给美国经济生活投下了浓厚的阴影，那它在美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则更为深刻。有人说，20世纪60年代之所以是一个幻想破灭、愤怒和恐怖的年代，“大部分情况很容易看出渊源于战争的升级和信用差距的加剧”，使“美国这座房子上存在着裂缝”[127]。
越南战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几乎每个公民的程度无法确定的心灵创伤”，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一种错误。因此，“在东南亚无法取胜而且不值得付出如此代价的信念，很快在美国占了上风”[128]。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兴起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黑人运动，无不以反战为旗帜。1966年5月11日至16日，美国各大学学生静坐示威抗议征兵，同时有15000人向华盛顿进军；1967年4月15日，纽约和旧金山发生反战大进军，单在纽约参加进军的人便多达35万。10月，又有约5万反对越战的群众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五角大楼前抗议示威。1968年8月26日至29日，芝加哥街头发生反战大示威，示威者与警察搏斗，许多示威者和新闻记者遭到警察殴打。这一年各大学校园的示威活动更是此起彼伏。1969年10月，全国数百万反战抗议者参加“反对拖延结束越战”的活动，11月15日，又发生本年第二次大规模反战运动，仅华盛顿一地，至少有25万人响应。[129]
美国青年学生是全国反抗越战和示威游行的主力军。因为，侵越战争带给青年学生的是“幻想破灭的感觉、痛苦的感觉和对于美国政府信用与动机的怀疑”[130]。1967年是青年学生反战高潮的开端。他们“要求不再把美国青年送到一场对他们、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去打仗，我们已从纳粹德国吸取了教训，决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示威者们向约翰逊总统发出质问：“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131]青年学生还不惜触犯联邦刑律——焚烧征兵卡证将被罚款一万美元和监禁五年——大规模地焚烧征兵卡以抗议政府的对越战争政策。
镜头六：撕破了民主外衣。
1971年4月24日，华盛顿约32万人集会，反对越战和征兵，旧金山亦发生规模相同的示威，示威者中还有大批参加过越战的退伍军人。[132]面对着突然冒出来的成千上万抗议者和火山喷发般的反战情绪，政府惊恐万状，再也穿不稳那件“民主”的外衣了，暴力镇压成为最常用的手段。“电视告诉我们，狼牙棒、催泪瓦斯、警棍，打在游行示威的学生的头上和身上，因为他们反对大多数人民日益反对的一场战争。”[133]1971年在华盛顿的一次示威活动中，警察逮捕示威者一次就达七千人之众。此外，军队士兵的反战厌战也在美国历史上创纪录。诸如拒绝作战、逃跑、开枪打死自己的军官等事件层出不穷，士气空前低落。
同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也在对越战争中暴露出来。美国黑人在越战期间的反种族暴力活动也明显加强。因为在越战升级的年代，大批黑人青年被征召入伍去充当炮灰，在东南亚美军地面部队中黑人士兵的比重高达20%。[134]马丁·路德·金控诉道：越战已使黑人“死亡率大大高于我国其他民族。我们把被我们的社会摧残了的黑人青年，送到八千里以外的东南亚，去保卫那里的自由”，而他们在美国却“从未见到什么自由”，“面对穷人被这样残酷地摆布和操纵，我们不能沉默下去了”。[135]黑人的反抗随战争的升级日益由和平的斗争变为暴力的反抗。
总之，反战运动、暴力锁压、社会冲突和动荡，使人们开始窥见了曾使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美国传统制度真实面目。美国民主制度已失去了往日耀眼的神光，人们对政府普遍失去希望和信心，而社会的非政治化倾向也愈加严重，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冷淡。选民的投票率自越战升级以来逐年下降：1964年是62%，1968年是61%，到1972年更降到55.6%。[136]
镜头七：身心受害的退伍军人。
美国在越战期间陆续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军作战部队。这些美军在投入越战之前，都要经过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洗脑。入越作战的美国军人，抱着“消灭共产主义、从胡志明手中解放越南人民、帮助越南人实现自由民主”的信念的目的来到越南，却发现这里的人民把他们当作是破坏他们原有生活和自由的侵略者。如果用保卫美国不受共产主义威胁来解释的话更说不通，因为无法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西半球超级大国，美国要在与其远隔重洋的东南亚小国越南付出重大代价，借此保卫美国自身的安全呢？越战的环境让军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之前理想的破灭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入越作战的美军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后，他们一方面认为所有的越南人都不值得信任，所有的越南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另一方面就是疯狂的屠杀敌人（越南人），以尽力保全自己的生命，熬到回国。正如一位退伍军人回忆的：“我为自己的性命而战，我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指越南）而战，这个地方的一切告诉我，我应该离开这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然后从越南出来。”[137]
美国政府向国人宣称越战是保卫美国安全的战争，是整个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圣战”。如果像美国政府宣传的那样，那么每一个适龄美国青年都有义务去越南。可事实并非如此，越战从头到尾仅有一部分人参与。参加越战的军人往往被看作是社会中的“失败者”，是低收入者、低学历者的代名词。居住在高校社区的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社区中有一个家庭在越南失去了他们的儿子，连受伤的、失踪的和被俘虏的都没有，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伤亡人数基本上与一战相当。”[138]
另外，美国对越战争还存在着种族歧视。驻越美军中，美国少数族裔在参加战斗的部队里占有很大比重，毫无悬念地他们分担了大量战斗任务和阵亡人数。来自洛杉矶的马歇尔（Marshall）将军评论道：“经历一场艰苦的战斗后，以连为单位，每一连的阵亡军人中就有大约50%是非裔、墨西哥裔、波多黎各人、关岛人和日裔等等。”[139]
正因为这些原因，越战退伍军人在战场以及回国后的经历，使他们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创伤性应激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有研究表明，越战退伍军人患有创伤性应激障碍人比重很大，其主要表现为：容易被平常的声音所惊吓的越战退伍军人占40.7%，非越战退伍军人占21.9%，非退伍军人占19.3%；没有原因地感到恐惧的越战退伍军人占31%，非越战退伍军人占24%，非退伍军人占22.4%；孤独感强烈的越战退伍军人占43.1%，非越战退伍军人占32.8%，非退伍军人占34.3%；觉得明天不会比现在好的越战退伍军人占36.7%，非越战退伍军人占27.7%，非退伍军人占32.6%。这四种症状的发病率，越战退伍军人均高于其他两个群体。[140]
保罗·肯尼迪认为：越南战争“是美国绝对打败了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宝贵经验，毁坏了一系列人士——从四星上将到‘最聪明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声誉；这场战争同时推动了，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和轻重缓急顺序方面的一致性的分裂，带来了通货膨胀，史无前例的学生抗议，城市内的骚乱，并随之导致水门事件危机，一段时间内使总统领导本身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场战争似乎使很多人在对待国父们的一切教导上处于痛苦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之中，使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不受欢迎；最后，从越南回国的美国大兵感到羞惭的面孔和所受到的无人关心的待遇在10年后引起了反应，从而使得有关这次冲突的回忆继续不断地通过战争回忆录、书籍、电视文献片以及个人发生的悲剧等形式冲击着公众的良知。所有这一切事实意味着，越南战争虽然从伤亡数字看小得多，但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所发生的影响一样严重。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民个人和心理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们把这些影响说成是美国文明及其法制体系所发生的一场危机。唯其如此，这些影响还会继续发生作用，而根本不管这场冲突的战略格局和大国的作用如何”。[141]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在其所著的《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中总结指出：导致美国在越南的悲剧有十一条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我们对敌人（在这里指北越和在中国、苏联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缘政治意图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模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我们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三、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指北越和越共），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它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
四、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在我们与苏联不断发生的对抗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失误——如在柏林、古巴、中东等问题上——我们好像从未听到过汤米·汤普森、奇普·波伦和乔治·F.凯南的告诫。这些高级外交人员曾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会有何种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在形成我们的判断和决策时毫无作用。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
五、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同样，我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军事策略，与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的任务结合起来。
六、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规模地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我们没有能与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争论。
七、当行动已付诸实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们背离既定的方向时，我们没能一直征得公众的支持。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在让公众理解我们面对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如何会对必要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反应上，我们的确缺乏应有的准备。而此时，我们的国家正面对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个远在天边的陌生国度。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其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
八、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
九、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对我们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外——应该在得到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个姿态）的情况下，与多国部队共同进行。
十、我们没有认识到，国际事务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对于将解决问题作为其生活的信仰与实践的人们来讲，这的确是很难接受的现实。然而有时，我们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并不整洁的世界里。
十一、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最基本的错误是，我们没能组织一个高层的行政领导班子，去有效地处理那一系列异常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为此，我们承受了极大的风险，付出了生命损失在内的沉重的代价，长期处于动用军队的紧张压力下。假如，这类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总统和其顾问们面临的唯一问题，那么，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将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我们还面对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我们没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讨论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的目标，用其他方式处理它的风险和代价，以及在失败已很明显时改变战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所做的那样。[142]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作为曾参美国侵越战争决策的前国防部副部长，其总结出来的教训，难免存在替美国和自己辩护的一面，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治体制、侵越战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入反思，以更加深入与正确地认识美国侵越战争。
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影响远超想象。越南战争一结束，美国人就试图忘掉这场痛苦的战争，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制作、观看有关越战的电影，甚至向此类影片授奖。“越南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各种形式的通俗艺术的合适主题，”汉斯·科宁1979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如此这般，在娱乐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消除怀疑，摆脱内疚，弥合战争年代未表面化的分歧。”或者正如迈克尔·赫尔所说的：
随着时光的流逝，记忆的消退与沉淀，这个名字本身已经变成了祈祷词，像所有其他祷文一样，既非祈求请愿，亦非感恩戴德：越南，越南，越南，一遍遍地说，直到这个词失去了旧有的痛苦、欢乐、恐怖、内疚、怀旧等等内涵。[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