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生态学角度看人类的越界行为

当我们从主动的、社会心态及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发现人类会为了利益、权力在地球上做一些并非完全为了生存的越界行为。

历史上存在四大瘟疫区：一是地中海因为航船在港口传播老鼠、跳蚤等携带的病毒；二是蒙古国的大规模扩张，在战争期间，前进速度较快的信使像神经网络一样曾成为病毒的载体，将病毒流传到很多地方；三是商业活动和城市化、丝绸之路等曾传播病毒；四是技术进步、交通发达使病毒传播渐趋国际性，例如历史上蒸汽轮船一天之内可以将病毒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其实，人类作为文化载体，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说封建迷信。(https://www.daowen.com)

封建迷信其实是对疫情应对的集体记忆，虽然说不清为什么。举个例子，1921年在哈尔滨发生过一次严重的鼠疫，死亡率很高。究其原因，是因为外地人不了解、不愿意去遵守一些“禁忌”。1911年，清政府不允许闯关东，后来因为管得不严，关内的人会到关外去，那时候比如满族有一个风俗，土拨鼠不能用陷阱捕抓，只能用箭射杀，外地人违反规则曾造成大面积鼠疫传播。后来疫情的爆发引起国际关注，针对疫情建立了国际旅行的检验检疫制度，使疫情能有效控制或隔离，从而建立了人与自然新的平衡。这也是人文生态学的一个贡献，但是这种平衡关系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随着人类的发展，关系终将会被打破，所以后来又暴发过几次瘟疫，但是都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比如说2003年SARS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死亡919人，花费大概350亿美元。这次的新冠病毒有一些延续性，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一个打破、重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