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伤寒注疏的贡献
《伤寒来苏集》的特点，在于作者能跳出前人学说的圈子，独出心裁，用批判的眼光、灵活的手法，对某些不合实际情节的内容，作了大胆革新的安排，若非具有精湛的学识、雄浑的魄力，是不能有此高超卓见的，现就其主要部分分述于后。
1.敢于对先前版本的编次进行变革 自来治《伤寒论》的学者，因多未见仲景原篇，故所学都不出王叔和《序例》范围，而方有执的《条辨》、喻嘉言的《尚论》又不免各行其是，妄加更定。因此，有关《伤寒论》的版本流传、体例和章节程序，后世仅凭臆测，无法识别它的是非真伪。历代各家的注本，汗牛充栋，有随文依次诠释，或先后颠倒章次；有综述原文，按己见拾掇成章，不仅大失仲景原意，而且在若干条文上产生争议，仁智互见，迄无定论，使后世莫衷一是。
柯氏对王叔和所编次的体例评斥不遗余力，在《伤寒论翼·自序》中说：“世锢于邪说，反以仲景书难读，而不知仲景书皆叔和改头换面，非本来面目也。冠脉法、序例于前集，可汗不可汗等于后，引痉湿暍于太阳之首，霍乱劳复等于厥阴之外，杂鄙见于六经之中，是一部王叔和之书矣。”接着又竭力反对林亿、成无己编列397法、113方，认为小青龙设或然五证，加减法内即备五方；小柴胡设或然七证，即具加减七方，此仲景法中之法，方外之方，不可拘于此数，系叔和所定伤寒的附会之词。于是他精心独创了一次伤寒学术上的突破，从旧本纷繁杂乱的条文中，手眼并用，逐一梳栉，整理出一条头绪，采取分六经以辨脉证，因方候证，以证名篇。根据论中太阳脉证、桂枝汤证、柴胡汤证等共分45类，每条各附注释。首篇命名《伤寒总论》，这一辨证立法，实开伤寒学派之先河，并为研究继承古代医学扫清了道路。《凡例》指出：“起手先立总纲一篇，令人开卷，便知伤寒家脉证得失之大局矣；每经各立总纲一篇，读此便知本经之脉证大略矣；每篇各标一证为题，看题便知此方之脉证治法矣。”又说：“是编以证为主，故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证，是某经所重者，分别某经，如桂枝、麻黄等证列太阳，栀子、承气等证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从桂枝证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证后；从麻黄证更变加减者，附麻黄证后。”由于他在编次前对条文章节纵横前后联系照顾得较为全面，所以能使全书内容达到系统化和条理化。
2.敢于对原书错简讹文进行纠正 《伤寒论》原著，自汉代传至清代，由于年代相距久远，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辗转传抄和重刻翻印，加上后人随意掺杂了一些杜撰的词句，讹误在所难免。历代注家，往往视经文为金科玉律，纵使知其原文有疑误之点，亦不敢妄动只字，终至因循敷衍，以讹传讹，导后学于迷津，致患者于危殆。正如柯氏慨叹著书难而注疏尤难，他在校注此书时，做到一丝不苟地“逐条细勘，逐句研审”，进行了大量考证整理工作。《凡例》说明：“条中有衍文者删之，有讹字者改之，有阙字者补之，然必详本条与上下条有据，确乎当增删改正者，直书之。”值得推崇的是，他还提出“如无所据，不敢妄动”，可见其学术态度是何等严肃认真，同时在条文斟酌之间，完全从实际出发，尽可能符合证治的需要。其中具体变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1）繁文冗句，段落不明，则予删节
1）桂枝汤证下：“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此条末节原有“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在外”数字，因属冗句，被删去。
2）对“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和“少阴病下利便脓血，桃花汤主之”两条，认为过于疏略，不及“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和“腹痛，小便不利，与桃花汤”文义较详，故删节前两条而保存其后者，这就减少繁复，而无叠床架屋之弊。
（2）倒句错字，不合治则，必加辨正
1）太阳病表证仍在，服麻黄汤后，微除。原文中于后段有“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另一条谓：“伤寒脉浮紧者，麻黄汤主之。不发汗，因致衄。”柯氏根据“衄家不可发汗”之戒，提出此系仲景倒句法，不能随文衍义，应亟为校正，否则汗后再用麻黄，液脱则毙，而且“得衄乃解”句亦将无所着落。
2）在麻杏石甘汤证条文中，旧本在“大热者”三字之上均有两“无”字，系讹文，故径行删去。
3）大黄黄连泻心汤证之“心下痞，按之濡”的症状，“濡”当作硬，他解释说：“按之濡为气痞，是无形也，则不当下”，此论确有至理。
4）“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邪，白虎汤主之。”“里有邪”之“邪”字，原为“寒”字，看出内容有误，谓“此虽表里并言，而重在里热”。可见一字之误，义理不同，则治法各殊，这一改正，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3）方剂正名与存否问题，按实进行订正(https://www.daowen.com)
既然《来苏集》系以方列证，以证名篇，所以重视每一方剂的注释和校正，例如：
1）桂枝麻黄各半汤，将诸本中“各半”二字，改为“合半”，当太阳病八九日，正虚邪尚未解之时，以桂枝、麻黄汤各服三分之一，取小汗和解，即桂枝汤、麻黄汤各三合，并为六合，顿服。并注云：“后人算其分两，合作一方，大失仲景制方之意。”于此作了具体说明。
2）“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提出“本论无越婢证，亦无越婢汤方”，不知何所取义，窃谓其二字必误也。又说：“《金匮要略》有越婢汤方，世本取合者即是也。仲景言不可发汗，则不用麻黄可知；言无阳，则不用石膏可知，若非方有不同，必抄录者误耳。宁缺其方，勿留之以滋惑也。”此两条各有讹文倒句，一经点破，便觉心明眼亮。
（4）阙文错句，持审慎态度反复推敲
1）四逆散证条“四逆”下移入“泄利下重”四字，柯氏因本条症状多为假设而无主证，怀疑“四逆”下有阙文，故作如此调整。
2）又“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此段仅从脉象判断“欲愈”或“未愈”，不叙述其见证，亦作为阙文一例而持否定态度。诸如此类，在条文方面的存疑，各篇中是屡见不鲜的。
3.敢于对前人不同论点进行争鸣 一部《伤寒来苏集》，除参证《素问》若干经义外，几乎从未引述过前人注解，喜独抒一家之见。凡与其本人观点有出入的，必反复争辩。柯氏首先主张六经分证，皆兼伤寒杂病，说：“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凡条中不贯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还强调“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也”。因此，注意到伤寒之外皆杂病，病不脱六经，伤寒之中最多杂病，故同样可以按六经论治。在这一问题上，他又进一步批驳了王叔和“将仲景之合论（《伤寒杂病论》）全属伤寒”的说法，谓：“不知仲景已自明其书不独为伤寒设，所以太阳篇中，先将诸病线索，逐条提清……别其名曰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湿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中，可以寻其一贯之理也。”柯氏这些独创的论点，不仅发前人所未发，更重要的是给后人运用伤寒学说辨证论治提供了正确途径。
同时，也批评了叔和将霍乱、阴阳易、瘥后劳复等内容另立篇目，以及痉湿暍三种拟应别论，开后世分门类证之端的不当。
对“合病”“并病”的认识，指出：“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合。三阳之里，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即是三阳。”进而阐明“合”与“并”两字的涵义说：“合则一时并见，并则以次相乘。”把表里阴阳病证的深浅层次和参差互见情况，概括得十分清楚。
他对许叔微所谓桂枝治中风，麻黄治伤寒，大青龙治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三纲鼎立的见解，作了坚决的反驳，谓：“大青龙证之不明于世者，许叔微始作之俑也。”又说：“要知仲景立方，因证而设，不专因脉而设，大青龙汤为风寒在表而兼热中者设，不专为无汗而设，故中风有烦躁者可用，伤寒而烦躁者亦可用。盖风寒本是一气，故汤剂可以互投。论中有中风伤寒互称者，如青龙是也。”这些论据，有充分理由弥补其他注家之不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
4.结束语 柯氏治医的一生，为伤寒注疏工作付出了艰巨的心血及代价，对中医药事业做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而在理论上的不少创见给后世影响尤其深远。如孙介夫序评《论翼》一书，谓“上下千载，驰骋百家，前无古，后无今，竭志谈心，穷晰至理，揆之岐伯、仲景之所传，锱铢不爽。余一十年来，所见种种医书，未有如是之明且快也。”这些由衷心折之言，良非过誉。其不足之处，因好为过激之词，也不免遭人非议，如《医籍考》引唐大烈说：“柯韵伯立言虽畅，不免穿凿。”于此可见著书立说之难，大醇小疵，不应苛责于柯氏也。
（《中医杂志》，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