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柯琴“以方名证”思想对吉益东洞的影响
柯琴认为“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故而以方类证,以证名篇,汇集六经诸论,注释《伤寒论》。他不介入错简重订与维护旧论的两派之争,也不遵循太阳经一纲三鼎说之局限,而是用“桂枝证”“柴胡证”等证名来名篇。他以六经为百病治疗的六个区面的思想被誉为“六经地面说”。(https://www.daowen.com)
吉益东洞认为,自巢氏《病源》及《千金方》之后,刘、张、李、朱乃泛泛空论。他否定阴阳、五行、脉象、本草、病因,只用仲景的古方亲验实证。他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不论因也,建而正于毒之中,此之谓极也。”他比柯琴更大胆,将被王叔和腰斩为二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合而为一,将仲景方以类聚之,在1762年著成《类聚方》。“类聚方”之名与柯琴原文自序中“故将仲景书校正而注疏之,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之文义,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