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为百病立法

自唐宋以来，医家多认为《伤寒论》是辨治外感热病的专书，柯氏则不以为然。他在《伤寒论翼·全论大法》中曰：“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两书也。凡条中不贯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柯氏还谓：“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胜数，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杂，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正以合中见泾渭之清浊，此扼要法也。”从而说明“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该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并由此提出“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独伤寒中独有六经也”的论断。(https://www.daowen.com)

柯氏从《伤寒论》所论述的病证来看，或为外感，或为杂病，或参差互见，错综复杂，确非伤寒一证所专有。《伤寒论》中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邪正兼施、祛邪扶正、审别阴阳、脉证和参”等治疗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杂病。再看《伤寒论》方药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并不是一方只治一病，也不是一药只治一病。因而在临证时只需“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上求枝叶”。即重在辨证论治，方随证移。临床实践证明，六经提纲确非伤寒一病所专有，其他外感、内伤诸病也多有之。柯氏运用这种观点，阐发了六经的意义，为六经分证的应用，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后人以六经治杂病，多因之而受启发。如陆九芝曾在《世补斋医书》中曰：“余之治伤寒也，即从《来苏集》入手能不以病名病，而以证名病；亦能不以药求病，而以病求药。即治杂病，亦能以六经分之，是皆先生之教也。”足见柯氏对后世医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