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柯琴的学术成就

温江卫校　林　阳

温江县中医院　李　宇

柯琴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研究，著有《伤寒来苏集》，该书正是其学术成就的充分体现。其学术成就概括起来主要为六经分证，以证分类，重新编次；以方类证，方不拘经，辨证施治；以及为伤寒六经正义、六经地面学说和三阴合并说等。历代医家对其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

唐宋以来，诸多医家认为《伤寒论》是辨治外感热病的专书，柯氏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为两书也。凡条中不贯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证，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证立法也……”又提出：“其他结胸脏结，阴结阳结，瘀热发黄，热入血室，谵语如狂等证，或因伤寒，或非伤寒，纷纭杂沓之中，正可思伤寒杂病合论之旨矣。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不脱六经，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伤寒之中，最多杂病，内外夹实，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此扼要法也。”说明该书绝非仅仅辨治伤寒病或外感热病。临床有许多病例的治疗也证明六经提纲确非伤寒一病所独有，其他外感、外伤诸病也多有之。《伤寒论》中阐述和强调了“外证未解，当先解表的原则，适合于内妇儿伤等各种疾病，概莫例外”。故《伤寒论》之实践基础主要是伤寒病和外感热病，但揭示的辨证论治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实为一部专门阐述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著作。因此，柯氏认为《伤寒论》之精神实质就是辨证论治，不管是仲景旧论或叔和纂，只要符合辨证论治精神，其真伪是不重要的。于是提出了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汇集诸论、各以类从的方法，并对《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次，不拘于复原仲景之编次，而重于仲景辨证论治精神的阐发，按方类证，独树一帜，颇为实用，对后世医家研究《伤寒论》的思想影响颇大。

柯氏的学术成就除了以证名篇、重新编次外，还包括六经地面学说、三阴合病说及为伤寒六经正义等。柯氏将《伤寒论》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列为《论注》开宗明义第一条，作为全书总纲，极具深刻的实践意义。历代医家对此条“发于阳”“发于阴”的理解不甚一致。而柯琴指出“阴阳指寒热，勿凿分营卫经络”，并举例说：“凡太阳病发热恶寒是发于阳，无热恶寒是发于阴；少阳病但恶寒是发于阴；三阴病之反发热者便是发于阳。”“一般说，邪在三阳，多为正胜邪实，故以发热恶寒多见，而病入三阴，正气已虚，故以无热恶寒为多见。此言其常，然常中有变。”柯氏明确指出发热恶寒与否，是三阴病与三阳病分阴证、阳证的纲领，这不仅为临床辨证提供了具体指标，在理论上也是一个重大发挥。

自王叔和引用《素问·热论》之文著成《序例》，冠于《伤寒论》之首，遂使伤寒六经的辨证意义被蒙上了一层尘垢，不为后人所了解了。为此，柯氏撰著《六经正义》，以正叔和之失。他说：“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而百职举，司天分六气而万物成耳。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之一证，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妄引《内经·热病论》，按当作《热论》作《序例》，以冠仲景之书，而混其六经之症治。六经之理因不明，而仲景平脉辨证能尽愈诸病之权衡废矣。”柯氏能识别《伤寒》六经与《内经》六经的不同，认为前者是经界之经，而后者是经络之经。这正是他高出前人的地方。(https://www.daowen.com)

柯氏的六经地面说，以地理作比喻，概述客邪多由三阳来，正邪多由三阴起，以及邪气在三阴地面传变的关系，强调“明六经之地形，始得握百病之枢机；详六经之来路，乃操治病之规则”。可见，柯氏六经地面的划分，除根据经络循行路线外，主要以伤寒六经病证牵涉的范围来确定。其实质是力求把伤寒六经病证的发生与演变，落实到具体的“地形”上，即人体形质结构上。由此可见，柯氏十分注意疾病的定位问题。

柯氏精究伤寒，深得仲景辨证立法之精髓，在自己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并提出了三阴合并说。仲景的六经分证概括了疾病的一般传变、转归，更立合病、并病以概括多属性、多层次的复杂传变，故合病、并病实际上是为复杂病情而设立的辨证论治方法。但仲景书中只有三阳病列有合病、并病条文，于三阴病中未明确提及。实际上，合病、并病不独三阳病存在，三阴病及三阴病与三阳病之间也普遍存在。他在《合并启微》中说：“夫阴阳互根，气虽分而神自合。三阳之里便是三阴，三阴之表即是三阳。如太阳病而脉反沉，便合少阴；少阴病而反发热，便合太阳。阳明脉迟，即合太阴；太阴脉缓，即合阳明。少阳细小，是合厥阴；厥阴微浮，是合少阳。虽无合、并之名，而有合、并之实。”这是针对表里阴阳二经的合并病而言。柯氏认为还有阳与阳合、阴与阴合的病证。临床实践证明，阴阳错杂、虚实互见的病证很多，诸多主证并存的病变也屡见不鲜。

此外，柯氏极具创新精神，对前人不同的论点敢于争鸣。《伤寒来苏集》除参照《素问》若干经文外，几乎从未引述过前人注解，喜独抒一家之见。凡与其观点有出入的，必反复争辩。在六经辨证论治的理论分歧问题上，他又进一步批驳了王叔和“将仲景之合论《伤寒杂病证》全属伤寒”的说法，谓“不知仲景已自明其书不独为伤寒设，所以太阳篇中，先将诸病线索，逐条提清……别其名曰：伤寒，曰中风，曰中暑，曰温病，曰湿痹。而他经不复分者，则一隅之中，可以寻其一贯之理也”。柯氏这些独创的论点，发前人之所未发，且给后人运用伤寒学说辨证论治提供了一个正确的途径。

柯氏是一位儒医，工诗善文，尤其精于岐黄之学。其治学态度严谨，一丝不苟，且富有创新精神，对《伤寒论》“凝神定志、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是叔和笔，其间若脱落、若倒句，与讹字、衍文，须一一指破，顿令作者真面目见于语言文字间”的精究，才谈得上“羽翼仲景，注疏《伤寒》”。其对《伤寒论》的整理校订，注疏立论，且始终未离《内经》法度。他采用按方类证，方不拘经，汇聚诸论，各以类从的编次方法，更切实用。并提出《伤寒论》为百病立法，视其为阐述辨证论治规律的专书，明确指出临证划分阴阳的总纲，独创六经地面说和三阴合并说，实为前人所未有的独创见解。纵观柯氏一生的学术成就，可知其精究伤寒，悟仲景之旨，辟诸家之谬，议脉论证，阐幽发微，并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获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虽然他也有割裂原文，曲从己意，失之偏颇之处，但与之成就相比，实不足道也。

（《成都医药》，2001年第27卷第4期）